《马向阳下乡记》中个体本位意识与个人现代性展现

   随着越来越多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扎堆出现，创作者想要做一部高品质、高收视率的作品，最大限度的吸引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观众，需要对传统的农村题材进行创新，突破以往的模式和套路。《马向阳下乡记》就是一部有气质、有腔调的农村戏，它树立了一个具有都市雅痞气质的村官形象，颠覆以往固有的常态思维，展现现当代新农村风貌。

一、城市公务员的个人现代性与城乡文化体验

  个体本位意识是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产物，在观念上，个体本位的自由观要求他逻辑的坚守个人之上的基本原则，个人虽然出生于家庭或生活在家庭中，并不是完全附属于家庭。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来说，个人都是完全独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既不是群体内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独立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

  《马向阳下乡记》按照梁会计对马向阳的评价“马向阳梳着大背头，留着大鬓角，穿得跟个旅行家似的”，这种时髦的穿着打扮和以往电视剧中的干部形象不吻合。在第一集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商务局的郭局长还是市委于书记，还是召开万名第一书记下乡动员大会时，其他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是穿着整洁的白衬衫或纯色衬衫和笔挺的西服裤，严谨利落。反观马向阳的穿着，他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短裤，随兴休闲。这样的马向阳在众多的领导干部中显得特立独行。马向阳是城市公务员，是党员干部，依附于党员干部这个大集体中，虽然在集体中工作，也为群众这个集体服务，但他是独立的个人，并不是完全附属于家庭。无论对干部群体还是群众群体来说，马向阳都是完全独立的个体。

  单人近景镜头呈现马向阳个人现代性。第一集马向阳和商务局的局长就派遣他下乡担任第一书记这个问题展开争论，这一段一共90个镜头，其中用五个全景镜头展现马向阳和商务局局长的位置关系，只有在这些镜头里，才能同时看到马向阳和国局长。马向阳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和作为干部群体符号的郭局长谈话时，几乎全部都是马向阳和郭局长各自的单人近景镜头。个体在群体、组织中形成合作的条件，体现为被外在规章制度的明文约束下形成的“他律”。他是公务员，必须遵守组织记录，遵循组织安排他下乡的指示。

  康德说使他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①。意思是指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只对上帝与法律负责的义务，激励力量主要来自个体成就感。

  马向阳是一个脱离于群体本位走向个体本位的典型人物。他对于“第一书记”的认知，与其说是遵循于组织安排，不如说是他对于满足农民需要后获得的个人成就感，是在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自然要求，同时又有超出自然要求而追求道德完善的目的，超越了个体存在的界限，追求道德完善。马向阳一开始不接受组织安排，听到要让初为人父的好哥们下乡时，立马改变主意。他的道德感无法让自己作出不利于哥们的选择；他被勒令停职反省，村里老少对他的不舍和毛蛋的追车的戏，唤醒他内在责任感。老舅“前半生不害怕，后半生不后悔”的一席话，促使他道德人性复苏，他再次回乡的担任第一书记的目的，不是遵循组织安排，不是出于对职位的热爱，而是自己道德人性的选择，个人成就感的满足，他想成为“前半生不害怕，后半生不后悔”的人，获得村民的认可，追求道德完善。

  正是由于马向阳的个体本位意识，个体本位的自由观要求他逻辑的坚守个人之上的基本原则，马向阳在面临选择的时候遵循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伦理规范，以期获得个人成就感的满足，这样就使得马向阳这个看似不靠谱的都市雅痞成长为一位合格的第一书记的过程颇具看点，也使得马向阳这个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

二、进城农民的个人现代性与城乡文化体验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由于每个人的能力，受教育的程度，社会关系和现实际遇的不同，农民进城务工也出现了不同的结局。少数农民获得成功，富甲一方成为较有影响力的“成功农民”；大部分农民成为城市打工族，打工赚钱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普通农民”。

  《马向阳下乡记》中成功农民以通过做物流发家致富的刘玉彬为代表。刘玉彬的成功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事业成功，他是富甲一方的老板。其次是身份意识的转变，功成名就后，他将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划清与大槐树村的界限。最后，他个人现代性获得的满足高于其他进城农民。以刘玉彬为代表的成功农民他们大多是头脑开放，行动计划性强，注重提高工作效率，这些技能都是体现个人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冲突中他们皈依于城市文明，排斥乡村文明。

  影片中另一部分进城后仍然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农民。以进城务工青年二乔为代表。他们的普通体现在三各方面：首先他们始终以出卖劳动力的打工者的形象出现，其次，他们渴望成为城里人，同时又承认自己的农民身份。二乔用城里人探亲的做法，带着礼物去梁会计家探望，同时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三他们信守乡村文化传统，个人现代性获得的程度较低。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碰撞时，他们将乡村文明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贬抑城市文明。

  电视剧中进城农民个人现代性获得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进城的农民中没有走上歪路。除此之外，他们的乡村生活记忆和乡村文化经验也对他们的城市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获得成功的农民回避农民身份，普通农民因农民身份受排斥。

三、返乡农民的个人现代性与城乡文化体验

  与进城农民流向相反的是返乡农民。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在城市打工过程中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有了新的价值观念，推进了“新农村”建设。他们追求的现代性与乡村传统文化之间产生冲突。返乡农民因为际遇不同，返乡情况同样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在城市被坑骗，回归故里寻找皈依的保守农民，一种是致力于建设新农村的新农民。

  影片中“村霸”二叔刘世荣，年轻时曾带领建筑队在城市里工作过，后来被骗的血本无归才回乡。二叔年轻时在城市里见过世面。他的个人现代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思想上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他为村民着想，积极为修路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他又很保守，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土地流转，他不同意儿子刘玉龙留在农村搞建设。其次，身份认知的转变。在城市中，二叔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包工队头，被坑骗后无奈回乡。回到农村之后，他是家族族长，一呼百应，二叔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碰撞中，二叔用保守的乡传统文化根据自身需要趋利避害有目的性的接受城市文明。

  返乡建设的大学生齐槐和刘玉龙为代表的现代性“新农民”。他们的现代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们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开放。齐槐回乡后，村里有了广播室，带领村里老少跳广场舞。其次，他们回乡遭遇不同程度的阻力。遭到亲人的反对，自我身份的模糊认知和村民们的猜忌嘲讽等。刘玉龙回乡建设最大的阻力就是父亲，父亲不惜与他断绝父子关系，也要让他进城。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中，他们遇到各种打击和挫折，但是仍然坚守自我，带领村民更新传统文化观念，推动乡村建设的现代转型。刘玉龙离家出走，最终大棚蔬菜种植获得成功。他们用新文明取代乡村文明中落后腐朽的文化，保留其中积极有益的部分，将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相互结合。

四、留守农民的个人现代性与城乡文化体验

  有进城农民和返乡农民就有留守在乡村的留守农民。留守农民中，有一部分通过和进城农民或者返乡农民的交流，以及电视、广播等现代传播通讯设备中了解城市文明，有选择的接受城市文明，完成个人现代化的蜕变。还有一部分农民，由于年纪较大，思想较为陈旧，文化水平不高，不容易接受新事物，依赖乡村传统文化，他们身上很难发现现代性。

  以李云芳为代表的留守农民，她们配合马向阳的工作，积极主动的学习城市文明，完成个人现代性的转换。他们完成从作坊生产到企业生产的转变。他们的现代性体现在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是头脑开放，乐于接受城市文明，熟知现代工商经营诀窍。他们身上既有“农民本色”又具有现代性。

  以二乔爹为代表的较为固执保守的留守农民，他们深受乡村传统文化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有限，很少接触城市文明，思想观念比较传统。经过土地流转被骗后，二乔爹一直惦记自己被骗走的六千块钱。随着村子的建设的越来越好，他的思想终于发生了转变，能够接受城市文明。自二乔爹接受城市文明，他的个人现代性得到实现。

  农民进城，返乡，留守这个流动的过程就是其个人现代性的获得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原有的乡村文化经验与城市文化经验的双重影响。进城农民在城乡文化冲突中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型。返乡农民通过回乡将个人在城市获得的现代性输入乡村的过程，该摆弄他们已经获得的个人现代性。留守农民通过对城市文明的接受，完成了个人现代性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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