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产生冲击的大趋势下，国内许多传统媒体并没有将社交媒体纳入管理，也没有明确的条文和规范去指导记者如何对其进行合理使用。总的来说是以一种以消极的态度来应对社交媒体的发展，对记者的人身安全及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并且在出现问题后缺乏相应的应对方案。这种消极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我国的许多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并没有受到所在媒体的约束，造成了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道德失范甚至传播虚假消息等不良后果，而传统媒体在面对此类问题时，常常因为没有任何可借鉴的条例与应对措施，从而陷入被动局面。

    由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于2012年10月完成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手册》也初步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记者微博使用拟出了一些相关的条例，但是国内的各个传统媒体根据自身特点对记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规范的情况依然较少。即使设定了相关条例的传统媒体，也在规范的设置方面多集中于宏观的体制方面，在涉及微观具体操作方面指导意义不大。“进人互联网时代, 特别是社交媒体时代，媒体及记者，可能会有多种不同声音，因此，有必要对记者的言论适当规范，以免与所在单位的立场发生冲突。”

    在社交媒体发展的时代，个人信息安全存在着很大隐患，记者通过网络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所在地。而2014年《华西都市报》在微博上对“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遭绑架”的突发新闻进行专题报道时对在场记者的姓名、所在酒店具体名称等信息的暴露，虽然并没有危害到记者的人身安全，但是当遇到紧急突发状况时，媒体应当首先将记者的人身安全置于第一位，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谨慎批露记者的具体信息，防止记者因信息泄露而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记者在微博上的言行某些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受众对其所属媒体的看法，为此，许多媒体及个人都强调个人微博言论仅为个人立场，与所属媒体无关，路透社主编大卫·施莱辛格 （David Schlesinger）就在自己的 Twitter上表示：“在 Twitter和 Facebook上，我的发言仅代表我自己。”《纽约时报》早在 2008年就要求旗下记者不在 Facebook上透露自己的政治立场，从而避免读者以此质疑记者的职业操守。

    当记者微博出现重大失误的时候，媒体不应该失语，装聋作哑。如赵普“老酸奶”微博事件后，央视没有作出任何声明与回应，赵普则莫名其妙地从央视消失了一段时间，这种处理做法容易引起公众的不满与无端的猜测，是十分消极的应对方法。

    2012年“超级碗”比赛期间，CNN评论员罗兰·马丁在Twitter上的言论冒犯美国同性恋团体后，CNN随后在一份声明中称：“罗兰·马丁在Twitter上面发表的评论是令人遗憾和不快的。侮辱对方的语言与我们公司的价值和文化不符，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一直在仔细地评估这件事的影响，罗兰将暂时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这样的声明和道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对所发生事件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一个成熟、负责任的媒介形象。虽然声明和道歉有时并不能产生预想的结果，但是对问题的正视和积极处理往往对一个媒介品牌的树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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