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心灵的慰藉》——生态批评之维

1991年，美国作家和自然学家特丽·威廉斯的代表作《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问世。该书被誉为美国当代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该作品叙事视角独树一帜，将家族女性罹患癌症的悲剧与大盐湖地区遭受的自然劫难糅合到一起，传递出一种人与自然命运休戚相关的整体生态观。同时，此书也是一段饱含深情的心灵之旅，作者真实、细腻地描述了在不幸面前，人类如何从自然获取启示与慰藉，进而得到灵魂的升华。该书不仅是一部自然史和地域史，也是一部家族史，甚至可以看作一部社会史。书中关于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探讨既柔情又富于哲理，让人在感动之余不禁掩卷深思。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心灵的慰藉》绝不是一部简单的自然书写或环保文学作品，书中蕴含着作者对人类文化和社会传统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在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人被认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犹太—基督教的教义和《圣经》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地位（瑞切尔•卡森、帕斯莫尔等），万物不仅是“为人而存在”的 (亚里士多德)，甚至应当成为“人的奴隶”（培根）①  。基于这种论断，世间万物的价值只有两种：对人类有利或无利。人类这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和狭隘的价值观在《心灵的慰藉》中随处可见，以大盐湖为例，它本是城市附近的荒野，是沙漠中无法饮用的一池碧水，因而被视作“西部清澈透明的谎言”。之所以引起重视，只因湖水上涨，威胁到了市政机关、开发商等各阶层的利益。当大盐湖涨水“超越了法规”，犹他州议会提出种种应对措施，其中不乏诸如用核武器炸湖、将湖水染色以提高其蒸发量等等荒诞的提议，而政府考评的指标主要是项目花费，对生态影响的评估则从头至尾未见提及。为保住重要军事设施，犹他州政府最终决定采用“西部沙漠提水工程”。作者父亲一针见血地评价到“提水工程作为一条出路，不仅能从洪水中挽救盐业和矿业公司、南太平洋铁路，还能挽救一个人（州长）的政治生涯” ②， 不难看出，经济利益成为世俗衡量大盐湖价值的唯一导向。对待动物，人类狂妄地以上帝自居，恣意驱赶，乱捕滥杀。威廉斯在书中记叙道，公路局的小伙子将穴鸮的巢穴夷为平地，因为这些“麻烦的小杂种”到处拉屎、整夜地叫；为了商业开发，人们将野生动物赶出了城区，如同赶走“低收入的房客”，而城市的垃圾场成为野生动物“最后的栖身之所”和他们“最大的边疆”。不可否认，历史语境的制约也是导致人类价值观偏离的重要因素。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还未完全摆脱越战的阴影，又被惊人的通货膨胀所笼罩。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开始了新的变革，第三产业的比重急速上升，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和数字产业迅猛发展，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人类倚仗科技，更加肆无忌惮索取自然资源，这一时期人类经济的发展可谓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在背离自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类对自然价值的理解肤浅而功利，威廉斯对此痛心疾首，她以鸟为喻，“这四种宝石（四种鸟类的眼睛）折射出鸟类的心灵，这些鸟是大地与上苍之间的媒介”，而我们人类“忽略了鸟类的眼睛，而只关注它们的羽毛” ②。 

二、整体生态意识的表达

在小说中，威廉斯处处透露出自然万物与人类平等的整体生态观。她认为，“每一个人，每一只鸟，每一株灯芯草都有其独立的精神和生命”，“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及目标”② 。在她眼里，即便是蝇卵，也是粉嘟嘟的、充满了神秘，这让人想起在《昆虫记》里赞美食粪虫的法布尔，二者同样胸怀博大，视野高远。威廉斯认为土地、水和空气都有它们自己的思想，应尊重湖水涨落这一自然规律，将公路移出易涝的滩原，而不应强行把湖水抽入它原本无意去的地方。讽刺的是，执政者意执意抽调湖水，“西部沙漠提水工程”还获得1988年杰出工程奖提名。

威廉斯强调，人与自然交融共生、血脉相连，她说“一个人若拒不认同自己与大地的血缘关系，就是背叛自己的心灵”②。 她在卷首引用《雁群》一诗，反复提醒着，人类是地球大家庭中的一员，而湖和鸟作为人类的家人，在该书中被寄予了浓厚的感情和尊敬。威廉斯以不同的鸟类为每一章节的标题，标题下记录着湖水的水位，母亲的病情日益恶化，大盐湖水位一再上升，栖息的鸟类陷入困境，天鹅之死对应亲人的离世，人类与自然界的悲剧同时上演。看到博物馆被抽空的鸟蛋标本，祖母咪咪感慨：“空空的鸟壳意味着空空的子宫。大地出了毛病，我们也不健康” ②。 人与自然命运相通，人类自身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对自然的破坏。另一方面，自然是人类最好的观照。透过独霸一方的椋鸟，威廉斯看到了人类的贪婪与自私；从加州鸥对待环境压力的态度，她领悟到坚守与适应变化的重要；面临不幸，她和家人不断从鸟类应对自然危机的方式中获取启示和力量；通过营巢集居的白鹈鹕，她反省了杨百翰联合工会失败的原因；从湿地生态系统被破坏后的艰难复原过程，她预见到人类面临的危机并发出警告：“有一种临界，我们一旦跨越，便无法恢复”②。 

威廉斯对自然的审美也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诗意的描述中。作者详细地记叙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如游湖、观鸟、徒步穿越沙漠峡谷、考古等等，对自然的书写浪漫细腻，情真意切。她对自然的感知建立在交互主体性关系之上、而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她笔下的湖水、飞禽、岩石、沙滩充满灵性，时而是慈爱的母亲，时而是理性的智者，时而是灵魂的朋友，时而是温柔的爱侣。她透过沙漠表达着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沙漠竟然使我们转变成它的信徒。我信奉行走于一片有着幻影的风景，因为因此你学会了谦卑。我信奉生活在缺水的土地，因为因此生命聚集在一起……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到沙漠进行的朝圣是对自我的朝圣。在无处藏身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自我” ②。她将额头攀岩留下的伤疤视作“被沙漠刻上了印记”，而那道伤疤宛如一条红色的泥河蜿蜒而下，由此“我看到了大地与自己的息息相关” ②，威廉斯将自我与自然巧妙的融为一体，浑然天成。

三、生态女权主义的传递

《心灵的慰藉》透过女性视角讲述女性与自然的故事，同时揭示了男权社会对自然和女性的伤害，传递出强烈的生态女性意识。在书中，大自然总是以女性的形态出现。大地与大盐湖是母亲，是孕育生灵的摇篮，美丽坚韧，屡遭劫难; 月亮作为阴性的象征，也被赋予女性的特质，时而神秘动人，时而温柔包容；在作者眼里，沙丘展露着妩媚性感的女性形态，“沙丘是女性的象征。那流动敏感的曲线——女人的背。还有她的胸部、臀部、胯骨和盆骨” ②；威廉斯还偏好用女性词来描绘鸟类：“她（加州鸥）会将羽毛、干草和树枝干净利索地摆成一个杯子形的巢”；“一只苍鹭独立于湖畔，神态安详。风攀上了她的后背，掀起几缕羽毛，但她纹丝不动” ②。在自然女性化的同时，女性也被自然化，作者常常感到自己与自然天人合一：“我是沙漠。我是群山。我是大盐湖” ②。 又例如，文中女性的病情总是与大盐湖水位密切相关：母亲发现肿瘤接受化疗，大盐湖水开始上涨，政府也在讨论治理方案；母亲病情缓和，大盐湖似乎也很稳定；当母亲病情恶化，湖水涨至历史最高水位，熊河保护区正式关闭；当祖母咪咪被确诊为癌症、外祖母莱蒂病逝，湖水再次涨至历史最高水位。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生态视角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冲击和深刻的印象。

女性生态主义者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长久以来，女性往往被物化，成为男权征服与统治的对象，成为失语的“他者”，而自然与男性的关系也是如此③。身为摩门教徒，威廉斯从宗教视域大胆地质疑二元论：“假若我们摩门教女教徒信奉圣父及圣子耶稣，那么只有圣母才能平衡这神圣的三位一体”，她进一步倡扬大地的文化象征“我既要圣父，也要圣母。如果我们将圣母作为神格的精神对应物，或许，我们就不会朝着星空去寻求灵感及信仰，而是将我们的崇拜转向大地”②。小说中威廉斯对着无情的狩猎者竖起中指，她犀利地表达着对男性压迫的愤怒“男人通过蹂躏女人的身体来表明其阳刚之气。它是一种肉体上的占有欲。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蹂躏土地”②。1957年，内华达地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核试验。受放射落尘的影响，身处下风向的威廉斯家族大部分女性患上乳腺癌，其中七人过世。自然在惩戒人类，然而受伤最深的往往是女性。威廉斯对此发出强烈的控诉：“我痛恨的是身为女人要付出得这么多，而男人却付出得那么少”②！她的悲恸在提波兰村的万圣节仪式上攀至顶点，在那一刻她认识到，家族的悲伤只是集体之殇的缩影，个体悲剧的背后是整个人类的宿命。母亲们历经阵痛，孕育着期望，而炸弹所承诺的却是死胎。威廉斯忍无可忍，她和母亲们走上街头游行，她说：“人类与大地之间的契约制订了，又被撕毁。妇女们重新签订了一份契约，因为她们对待大地如同对自己的身体一样了如指掌” ②。在生态主义的宏大主题和女性意识的双重视角之下，威廉斯的反思和呐喊更加发人深省。

四、寻求心灵的归向 

威廉斯对生态危机的探讨并非只停留在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显在层面，而是将二者的关系纳入人的内心世界加以关照，以寻求人类与自然内在的统一。她隐喻地指出“你的外在是内心的表现”②，生态危机实则是人类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倘若追根溯源，统治西方传统哲学长达千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论难辞其咎，它将心灵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相分离，人性的发展失去自然的支撑，物化的人类失去灵魂，结果只能是人类沦为欲望的奴隶，被囚禁于孤独和迷惘中，而要打破桎梏，人类必须到自然界寻求答案，自然就是人类心灵的归宿。

对威廉斯而言，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亲眼目睹亲人的受难与离世。她写道“母亲离世时，我埋葬了天真烂漫的童年。随着咪咪的离去，我将埋葬我心灵的港湾”②。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孤独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一次次逃向熊河，逃向鸟类以寻求慰藉，而湖畔边的岩洞则是她医治心灵创伤的密室。威廉斯在自然中寻到了母爱 “母亲身上那些令我崇尚、敬佩及吸取的东西都是大地中固有的东西。只需将手放在山脉那黑色的腐殖土上或沙漠那无养分的沙粒上，我就能唤回母亲的灵魂”，她因此感叹：“我拥有肉体的母亲已经走了。我精神的母亲仍然存在”②。

 对母亲戴安娜而言，自然赋予她的是勇气和力量。她从鸟类那里学习坚强，从大盐湖学那里学习从容。她独自完成在科罗拉多河上的漂流，这段日子于她而言就是“精神的复活”。在病情稍缓的日子里，她数次和女儿到自然中去观鸟，在此过程中，母亲感悟到自然之道，进而从自身的伤痛中超脱而出，进入包容万物的大爱之境。她不再畏俱癌症，“我们每个人都得面对我们自己的西伯利亚” 她说，“我们必须与自身内心的孤独无助和平共处。没人能解救我们。我的癌症就是我的西伯利亚”②。她不再抵触癌症，而将其视为友人，视为身体的一部分。在肉体枯萎的同时，母亲的灵魂日益丰盈，她用慈爱容纳万物，甚至死亡。书中这样描述，“母亲离去的过程进入高潮。它充满了爱欲，那种凝聚的爱充分地显示在眼前。那是纯洁的感情，纯洁的色彩……她的目光充满喜悦地紧紧地盯住我——那种真挚的情感非语言能表述”②。自她离去，家族的男子不再狩猎，他们的悲伤已化为对一切生命的怜悯，而湖水、沙漠和所有生灵都成为他们广义上的家人。

“荒野”是解读作者哲思的另一把密钥。威廉斯将大盐湖视为荒野，淳朴天然，自有主张，令人心醉神迷。自上世纪70年代生态批评发轫以来，在美国自然文学发展史上，“荒野”被赋予多重内涵，在梭罗、利奥波德、罗尔斯顿等作家的笔下，荒野不仅仅是人的自然栖息之地，更是其精神、文化之源，它代表着真、善、美，也代表着活力、自由、平等、谦卑、博爱与宽容。归于荒野，人类的自私、贪念、暴力和狭隘得以消弭，而走向荒野正是走向内心的荡涤灵魂之路。在这条路上，威廉斯学会了沉静，她说“沉静就是从不同的生命模式中找到的希望”②，她将自己比作加拿大黑雁，在沉静的驱策中不断向前，尽管遭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孤寂和苦痛，仍然怀抱希望，如她所言，沉静是我们内在生活的力量。在她看来，孤寂是人格成熟的必经环节，它支撑并守护着我们的灵魂，人类只有沉下心来，与自然独处，才能寻求到生存的意义并获得内心的宁静。作者写到“我感到恐惧是因为与整个自然界相隔离。我感到沉静是因为置身与天人合一的孤寂中”②，关于这一点，作者与奥尔森所见一致，后者认为“没有宁静，就不可能领悟；不从外界影响中解脱出来，人就不可能理解精神的意义”④。

五、结语

在飞速革新的科技面前，自然一再退让，而人类狭隘地将科技的进步等同于文明的进步，将人类的繁荣等同于世界发展，偏执地斩断自身与自然的潜在联系，一味地征服和掠夺。当我们举目四顾，满目疮痍的大地上只剩下病痛、迷茫、贪婪、猜忌、奸诈、冷酷和暴力。危机四伏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提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⑤ 在“文明”的裹挟之下，人类将去向何处？威廉斯在自序中阐述了该书的创作目的：“我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医治自己，是为了面对我尚无法理解的事物，是为了给自己铺一条回家的路”。事实上，这部作品不仅仅帮助威廉斯在无可藏身之处寻回了本真，也为身处工业文明和现代商业竞争夹缝之中的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一条回归精神家园之路。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