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孔子的档案意识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五千年文明薪火传承，如此，后辈弟孙才得以了解与发扬先祖们的优秀文化。在文化发扬的过程中，档案典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司马迁的一部《史记》，秦皇汉武，诸子百家，交待的清清楚楚，后世才能在其书中了解我国历史的构成，体现了深刻的档案意识。那么，我们将时间继续向前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历史、伦理等学术的风气甚为浓厚，各个学派之间，各大名人、政客也著书立说，发表自身的见解，民间的艺术文化异常丰富，这些极有艺术价值的文化被孔子编纂整理，成《诗》、《书》、《礼》、《易》、《春秋》，影响至今。孔子编纂文献的档案意识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对象，其先进的档案意识从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中便可知其一二，下面结合《论语》，笔者分析这其中一二。

一、《论语》中透露的档案凭证价值观念

《论语·八佾》中孔子提到了自身对于档案整理的观念。孔子在其中说：“我能用语言清楚地说明夏朝的礼乐制度，但是其后代的祀国则不能说清楚。殷朝的礼乐制度，我也能说明白，但是后世的宋国则不能充分证明。这都是因为文献资料不充足，如果文献充足的话，我就可以借以为证了。”从《论语》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中的档案凭证价值观念。档案要讲究科学性与合理性，由于档案历史价值和传承功能，因此在整理编纂的过程中，就务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予以考证，这是档案的性质所决定的。历经如此严格的考究编纂而成的档案必然也有科学的价值，具有法律效益。夏朝和殷朝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比较丰富的朝代，礼乐制度也较为繁杂，随着时代的发展，周朝分封诸侯与各地，将夏朝的贵族后代分封于祀地，把殷朝的贵族后代分封于宋地，因此可以说这两地的文化是各自先祖的文化代表，祀国必然用夏朝的礼乐制度武装自己，宋国也必然传承了殷朝的礼乐制度。孔子说，夏朝和殷朝的时代文化，礼乐制度，文化精神，我可以说得一清二楚，可是作为两朝的后代，他们的礼乐制度却不足以证明和考证夏朝的礼乐制度，宋国也同样如此，不足以证明殷朝的礼乐制度。为什么？孔子将其原因归结为这两地保留下来的文化和典籍不多，两地中熟悉先祖礼仪的人也不多，证据不够，因此孔子也就不能想当然地用两地证明夏朝和殷朝的礼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严格的档案凭证意识，不可想当然，似是而非。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档案的保留关系民族的兴旺，关系到民族根文化的传承。孔子是我国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整理六书，至今传承。孔子本人也异常重视对文献的整理，对古往今来礼乐制度的总结和归纳。除了研究、考证和挖掘周朝礼乐之外，孔子还充分挖掘夏朝礼乐和殷朝礼乐制度，严格考证，讲究真凭实据，需要充分的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人员地充分佐证，方可入典。当春秋战国时代，孔子有如此严格的档案凭证意识，难能可贵，值得借鉴与思考。

二、心存疑虑，谨言慎行的档案意识

《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对于存在疑问的部分予以保留，不要轻易议论，谨慎地表达自身的意见，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言语上的错误，多多观察，存在疑惑的部分不要轻举妄动，要谨小慎微，谨言慎行，确定自己有把握的部分，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因为轻举妄动带来的懊悔。”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档案编纂意识，具备如此素质的人，他的话，他的行为才可信。可以说孔子创立了文献档案编纂这一门，其一生都在著书立说，都在整理散落各地的文学、艺术，将之整理成档案文献，对华夏文明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档案整理的过程中，孔子始终坚持心存疑惑，谨言慎行的档案意识，对不明白的，自身感觉不科学的部分，持观望态度，不发表意见，待多方考证之后，才予以定夺。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孔子整理的《诗经》原版本有3000多篇，几易其稿，删除重复显得，选取可信的，可行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最终形成版本305篇。孔子的文献整理和编纂行为体现了其谨言慎行的档案意识，作为一名档案文献的整理者，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化常识和功底，还要有严谨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要多存疑虑，就像上述孔子所说的那样，对于自身有把握的部分，予以确定，禁止胡乱猜测，擅自给予评论，丧失文献档案的参考价值和科学价值。

三、述而不作，不盲从、多考证的档案原则

孔子在《论语》中说到：“我只叙述前人的观点，从来不自己创作，相信古人，古代的事物。”这种述而不作的档案意识是从事该工作应该遵守的一条基本准则。在整理《诗》、《书》、《礼》、《易》、《春秋》的过程中，孔夫子严格遵守这一思想，仔细筛选档案文献，保留了其中客观之部分，丝毫没有加入自身一丝一毫的观点，保留了原书的基本面貌。孔老夫子所开创和倡导的这一档案编修原则，为我国档案学提供了科学的范例，也被古今严谨的学者所采用和推行。

此外，在档案文献的编纂上，孔子有鉴别是非的能力，不盲目地听从他人意见，而是选择一种最为科学与严谨的方式，鉴别文献的价值和客观性。在《论语·卫灵公》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治学态度，“我仍然能看出史书中存在疑惑的地方”，为此孔子选择其中可信的予以编纂，多调研，多打听，见多自然识广，不主观猜测，不武断，不固执己见。孔子的这种档案意识在其整理《春秋》的过程中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在编纂《春秋》的时候，孔子尽其所能地收集材料，整理档案材料，对于收集到的材料中真实、客观的地方予以保留，反之无稽之谈、主观臆测之说给予删除，去伪存真。根据《春秋左氏传序》中所言，孔子编纂《春秋》参考了当时的《鲁史》，就采用了上述的方法将鲁史中虚假的信息删除，保留了其中客观性强的部分，在孔子整理《春秋》的过程中，确立了年、季、月以及日的记事方式和惯例，可以说孔子编修的《春秋》时间段分明。因此孔子严谨地档案意识，使得《春秋》的史料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诸子著作，影响深远。

四、敏而好学、敏而求之的档案态度

在《论语·述而》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说：“我并非一个生来就博学的人，只是我爱好学习，爱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经过后天努力不断求取知识。”在《论语》中，孔子用自身的行为确定了对于“古”的态度和观点，那就是不断学习，勤奋努力，前辈先祖留下来的东西，要好好学习，善于学习。在整理和编纂书籍的时候，孔子虚心请教，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孔子多次专门到周朝的都城洛邑向守藏周朝礼乐之书的老子请教，为了保证编纂“六书”客观性，孔子多方收集材料，亲自或者派弟子全国各地收集与之相关的材料，追迹三代之礼。此外，孔子多方收集材料和勤奋学习的观念说明了两点：第一，先代典章制度对后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第二，也可以从孔子对先代典章的态度，看出档案的教育和文化功能。所谓的档案文化与教育功能，主要是说作为人类创造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是人类自古以来，不断发展与传承，不断创新的宝藏。这种精神宝藏可以能够对后人产生有目的的教化作用。在当前繁多的历史教材中，文献档案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于世，科学、直观、一手、原始，因为这样的特点使其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源，资治以通鉴。

除了上述几点档案原则和意识之外，孔子还分外重视为文献资料作序，旨在提纲挈领,客观地阐述典籍的主题和主要内容。当前流传的《诗经》，大小之分就出自孔子，被其学生记下后，口耳相传。小序冠诸篇，大序冠全书,都是孔子对《诗经》中一篇章或者一本书的指导性记录。在《尚书》中，孔子也为其做了序，在序言中，孔子仔细说明了各个篇章的宗旨，也充分表达了自身对理想社会的诉求。孔子的档案意识空前绝后，为后代档案工作者提供了积极示范。其作序的方式，也开启了我国后代为档案文献作序的优良传统，至今仍然被各类图书采用。

结束语

在档案编修过程中，后人应该坚持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观点，科学、客观地看待档案事业，多方收集资料，提高档案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总而言之，作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先进、科学、超越时代的档案意识令人折服，其自创的一套文献档案编修原则和方法至今仍然为我们甚至后代学者使用。一直以来，孔子在我国教科书或者口耳之间相传的资本多是其儒家创始人身份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家身份，孔子思想中的档案意识，《论语》中折射出来的档案意识未受到足够的认识和广泛认同，但孔子的档案原则和思维对新时期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广大同行有必要予以考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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