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翻译策略解读

《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是美国著名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美国二十世纪经典文学作品之一，小说发表于1951年，主要写了一个16岁的中学生被开除后在纽约流浪，引苦闷和孤独引起精神失常。整部小说以回忆的形式写成，用含蓄的讽刺的笔法揭示了美国中产阶级子女的精神空虚和苦闷，表达了主人公对老一代传统价值观烦人怀疑和沉默的反叛，在青少年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认为，塞林格继承了马克·吐温的传统，他笔下的那个中学生便是“现代城市中的哈克贝利·费恩”。作为一部经典的外文文学作品，其独特的语言以及叙事手法都给翻译造成了不小的困难，翻译简单地说就是用一种语言将令一种语言的内容、思想等重新准确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翻译本身是一项内涵丰富且极为复杂的语言活动，包括许多的方法、技巧、手段以及策略，目前直译法、意译法、归化法、异化法、语义翻译法与交际翻译法是较为普遍的翻译策略。自《麦田里的守望者》引进我国以来，出现了两个影响较为广泛的译本，分别是1983年施咸荣先生的译本以及2007年孙仲旭先生的译本，这两个版本的翻译各有特色，但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却不尽相同，本文将以施、孙这两个版本的译文为底本，运用美国著名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归化与异化这对翻译术语以及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四层次论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翻译策略，进而分析出两种中译本各自的特色与缺陷。

一、异化翻译法

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or Minorit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著名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提出来的，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尽量不去打扰作者，并且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首先，异化的翻译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翻译的过程中不需要遵循目标语的语言以及语篇规范，主要采用的是源语言的表达方式传达出作者原文的内容，最后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第二、在翻译的过程中适时的选择一些不通顺或者是晦涩难懂的文体；第三、有目的性的保留一些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者运用目的语中的故此语等。以上这三点的最终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感受及体验，在施和孙的译本中，施先生较多的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如：“it was cold as a witch’s teat.”施先生翻译为：“天气冷得象巫婆的奶头。”当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就会感到诸多的困惑与不解，并不能理解“巫婆的奶头”，其实这种就是异化的翻译策略，施先生在异化的基础上有对原文运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进而产生这样的翻译效果。其实这段话主要就是想要表达天气的寒冷，在西方的文化中，“witch”为女巫的意思，由于她与撒旦为伍，就被认为是没有母性的感情，而乳头是女性母性情感的最直接表现，既然她没有任何感情，那么她的乳头就应该是冷的，进而借其表达天气的寒冷。

其次，施先生主要采用异化翻译法主要是因为这部小说存在大量的性以及污秽不堪且敏感性的词语，在小说中我们总是能看到“damn it、fuck”这样的污秽语，还可以看到有关性的一些敏感词语，施先生为了在考虑到我国文化以及当社会环境的前提下，还是选用了异化的策略，小说中出现的“fuck you”等施先生都翻译为”X你”用符号化的语言代替原文，再如：“Well--where  I  have my  hand  on your  back.  If I  think  there isn't  anything underneath myhand-- no can…”施先生翻译为：“呃——关键就在于我搭在你背上的那只手底下。我要是手底下什么也感觉不到——没有脑袋…”我们再看一下孙译本：“哎,就像我这样,把手放在她背上,如果我感不到我手下面有屁股…”在施先生将“can”翻译为“脑袋”，而孙先生则翻译为“屁股”，在实际中，“can”确实有“屁股”的意思，孙先生译的较为正确，但是充满了挑逗、敏感的情趣，施先生这种异化的翻译则完全避免了这一点。

二、归化翻译法

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or Domestication）也是由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与归异化翻译不同，归化翻译认为翻译者尽量不要干扰读者，应该让作者向读者靠近，也就说在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读者好好了解译文，进而增加译文的可读性。

首先，归化的翻译法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在翻译的时候要尽量的使用自然流畅、简文中的实观材料；第三、在翻译的过程中还要协调好译文与原文中的观念与思想，这决定了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态度，从总体上来说，归化翻译就是以读者为中心，主要就是让读者彻底了解原文的内容与意义。我们试举上文的例子进行分析,孙仲旭先生将其翻译为：“当时已经是十二月, 天气冷得邪门。”我们与施先生的比较，孙先生的翻译简单易懂，对读者来说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障碍，同时这种归化的翻译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再如：“I knew she wouldn’t let him get to firstbase with her……”，孙先生翻译为：“我知道她根本不会让斯特拉雷德占到什么便宜。”施先生翻译为：“我知道她决不会让他攻入一垒。”从这两个翻译上看，孙先生的翻译会让读者读者立刻明白，而施先生的则不是这样，“get to first base”是美国棒球比赛中运用，意思大概为到达一垒，也就是向成功迈进一步的意思，其实除了这个意思外，还可以代表男女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意思，所以孙先生用归化意译的方式将原文的意思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方便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其次，孙先生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因为这部小说非正式、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使得整部小说简单易懂，而归化的翻译方法会进一步使得译文自然流畅简单易懂，这种归化的翻译法除了表现在个别词语上，还表现在句子的使用上，在翻译的过程中，孙先生主要采用了松散句的句式进行翻译，因为施先生采用异化的翻译法，在句式的翻译上主要采用了圆周句的句式。如再如：“I have no wind,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孙译为：“说实话,我的气很短,首先是因为我抽烟抽得很凶…”施译为：“我的气很短,我老实告诉你说。我抽烟抽得凶极…”从这两种句式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到孙先生的翻译较为简单易通，而施先生则较多的保留了原文的风格。

三、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四层次论

安德烈·勒菲弗尔是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翻译的四层次论:意识形态、诗学、论域以及语言，也就是说，安德烈认为这四方面的原因影响着翻译者策略的选择，笔者下面就运用四层论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施、孙两人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首先，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何时何地，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麦田里的守望者》最早由施咸荣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翻译成中文，当时我国刚刚建国不久，那时候的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在主题上也主要是弘扬英雄主义、革命主义等，再加上当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的批判，使得当时许多外国优秀的作家处于边缘状态，所以作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以反应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为首要标准，进而施咸荣先生选择了异化的翻译法，这样的翻译较为隐晦和含蓄且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而孙先生的版本出现于本世纪，这时候文学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越来越淡化，再加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化愈发的感兴趣，希望可以大量的接触到西方文化，以便取长补短，孙先生的归化翻译则正好满足了这种要求。

其次，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除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个人的意识形态同样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施先生认为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存在自己的风格。必须终于作者原有的风格，所以在翻译之前，施先生就作者的生平、生活时代背景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并且施先生也希望当时的人们改变对西方的看法，进而打破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阻隔，再加之施先生本身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所以在翻译中会比自觉的向“信、礼”的方向靠近，因而它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在实质上保留了较多的异域风情。而孙仲旭先生翻译这部小说只是因为自己的兴趣以及这部小说带给他的影响，所以翻译的时候并没有进行雅化的处理，尽可能的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

综上所述，作为翻译策略，归化进而异化既是对立统一，又是相辅相成的，无论翻译者选择哪种策略，都是为了更好的翻译出文学作品。总而言之，归化异化作为翻译策略，对其选择应该具有灵活性，并且将两者进行结合，这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翻译出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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