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轴心时代诗学理论异同原因——孔子与柏拉图文艺功能比较

孔子与柏拉图作为东西方“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其各自代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以抒情为主的文论传统和以逻辑推理为主的诗学传统，体现着不思维方式：重内省的环型思维和重外探的线型思维。

一、相似的身世与性格命运

孔子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生活在春秋末期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当时诸子百家争鸣，身上流淌着贵族血脉的孔子极力想要维护周礼。以“仁”为核心，强调通过发挥文艺的教化作用，倡导“内圣外王”，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 66这里的“礼”即“周礼”，强调对周礼权威的维护。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孔子的文论思想，使其蒙上了一层道德伦理的面纱。孔子一生的仕途并不顺畅，并未能够身居庙堂高位，而是致力于创办学堂，著书立说，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千年文明，对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的文化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427年在雅典的一个显要的贵族世家，柏拉图诞生了。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十分相似，当时的希腊奴隶制也正在经历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作为旧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柏拉图企图力挽狂澜，以此来恢复旧有的社会秩序，去建立所谓的“理想国”。在其政治理想并未实现时候，与孔子一样，创办学院，并形成了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的优良学风——自由、求是、探索与教研的结合。

二、异中显同、同中见异

孔子与柏拉图他们都强调艺术对社会具有重大的作用，文艺所显示的道德与政治教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他们二人的出发点不同，侧重点也就有所差异了。孔子重视“仁”，充分强调艺术的审美愉悦功能；柏拉图以“理念”为其诗学基石，重视文艺的教育功能，对文艺的情感宣泄功能持保留意见。

（一）异中显同——文艺教化功能上的共识

既然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与柏拉图所处的希腊奴隶制社会衰落的时代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同样作为旧贵族阶层的代表，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安邦治国。从政治家的立场出发，强调文艺对道德的彰显，并以此来作为对文艺价值评判的一项标准。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1]116强调文学的政治需求，文学最终要为社会道德的提倡与体系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使得社会伦理道德成为文艺的价值之所在。柏拉图认为“文艺必须对人类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文艺的好坏必须首先从政治标准来衡量。”[2]56政治标准这根准绳不能舍弃，艺术如果不符合此项要求，即使其艺术价值再高，都无法得到肯定与认同。柏拉图也就成为西方文论里强调文学的政治教育功效的第一人。

细细品读孔子的代表作《论语》和柏拉图的巨作《理想国》，不难发现两人在文艺思想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认为文艺能够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有利于良好人格的塑造与和谐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建构，都不约而同地开启了中西方文艺的社会功用论的先河。

可见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柏拉图在重视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之余，也看到文艺的心理功能。既体现了他们共同的政治追求，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独具慧眼。

（二）同中见异——文艺思维方式上的侧重

在艺术的社会功能论方面，柏拉图与孔子都未曾否认，但是对此其态度相去甚远。孔子对于艺术的感染、陶冶作用十分重视，强调艺术的认识作用和政治功能。而柏拉图以其“模仿论”为理论基石，认为如果文艺大肆地宣泄自己心中的欲念，放纵人们的情欲，将会使人们失去理性智慧。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思维顺序----大相径庭

孔子的文艺观代表有“兴、观、群、怨”说。“小子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162“兴”，是指诗歌对读者的意志与情感具有启发作用，感染读者，使读者产生联想；“观”是指诗歌对社会现实具有认识作用，通过读诗来观察诗中所表现的人们的道德与情感状态，在不断地品读与鉴赏中提高读者的观察能力；“群”是指诗歌能够增进人们之间的交流，协调人际关系，构建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怨”是指诗歌能让人发泄心中的愤懑，或可理解为文学创作能怨刺上谏，其实这里的“怨”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强调针砭时弊，另一方面通过诗歌来规制这种“怨”，缓解社会矛盾。这一说法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诗歌的抒情功能与情感规制功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中国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传统也在孔子的文艺思想中得到了体现，除诗歌外，音乐也是抒发情感的一项重要方式。“孔子观乐的体验是一种超越感性欲望的更高层次的精神洗礼。”[3]21音乐也是儒家人格修养的必修课，它对于人生的完美境界的追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提倡尽善尽美的“邵乐”，认为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20反对靡靡的“郑卫之音”，倡导音调激昂而且充满阳刚之气的音乐，以此来培养果敢坚决的人格，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无论是在诗歌的社会认识功能，还是音乐的熏陶感染作用上，孔子主要是从创作者到欣赏者的顺序来分析创作论，进而通过欣赏者的个人感受来反馈文艺功能。通过创作者的文艺创作来为欣赏者提供欣赏对象，欣赏者通过文艺鉴赏来使心灵得到净化，意志受到启迪，重视道德伦理层面的突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奴隶主阶层的统治，同时也是文艺创作者自身文艺教化功能的实践。可以说是一种由创作者——作品到欣赏者再由欣赏者——作品，进而深入到创作者的循环路径。

柏拉图的代表文艺观是他的“模仿说”。他把抽象的理念作为文艺的理论根源，以“理式”作为其理论基础，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理式的模仿，是理式的影子。而文艺又是对现实社会的模仿，因此是理式的模仿的模仿，是理式影子的影子。尤其是以“床”为例，能很好地解释他的理论。在柏拉图看来，床有三种：第一是床这个“理式”，那是床之所以为床的道理，它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第二是木匠依据床这个“理式”所创造出来的床，他是个别的、可见的，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第三是画家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床所画出来的那张床，它是画家从某一角度观察所得，并不能全面体现床的实体本质。它们分别代表了世界的三个层次：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理式是第一性，由神来创造；现实世界依附于理式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是第二性的；艺术世界与理式世界之间隔了两层，距离较远，是第三性。

柏拉图强调文艺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的模仿，艺术只能模仿事物的外形，并不能很好地把握事物的本质，是充满感性的，并不能向人们提供真知识，不能很好地达到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从而也就否定了文艺的认识功能。柏拉图与孔子一样，都比较重视音乐的陶冶作用，他觉得“节奏与乐调有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最深处，如果教育方式适合，它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此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就会因此而丑化。”[4]84柏拉图对音乐的重视也是有所选择的，倾向于节奏激昂的音乐。选择这样的音乐也是有目的的，旨在培养守卫城邦的忠诚而勇猛的卫士和勇敢坚定的城邦统治者。

柏拉图与此相反，他更多的是对文艺创作者发出自己的呼声，提出自己的要求，规避那些亵渎神灵、丑化英雄、迎合情欲、放纵欲念的创作，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思索。在思维顺序上，两人大相径庭。

2、教化目的——互有差异

柏拉图与孔子都认可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但是教化的目的互有差异。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文艺教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个体形成仁的思想，践行仁的标准，从而达到“仁”的境界。西方对于文艺的真善美也有所追求，在柏拉图看来，文艺教化最终要使“善”的理念根植于人们的心中。

蒙培元认为“儒家从正面回答心灵问题，以肯定的方式实现自我超越，以‘仁’为最高境界。”[5]97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仁”的境界的追求，也是儒家人格修养与情操培养的目标所在。孔子认为诗歌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们的优良品质、升华人的情感，提升人生境界。艺术可以说是为人生境界超越提供了一条精神路径。关于“仁”的论述，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多处得到了体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苟志于仁矣，无恶也”[1]24可以说《里仁》体现了儒家对人的行为举止的要求，也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项准则。文艺除了表现作者个人的情感意志外，同时要求其表现的内容得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不是无所顾忌与肆无忌惮，而是要受到社会理性控制。可以说是在探讨文艺本质的同时，对文艺与主体世界的情感关系也进行了追问，文艺的社会伦理意义也得到了相应的凸显。“诗言志”的“志”也在其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情志并举，可谓是双管齐下；诗人之志与社会之志并提，自我的提升与社会的和谐相得益彰。

柏拉图肯定文艺对人的情感的净化与心灵陶冶的作用，文艺的最终目的在于开启人们的理性，从而很好地把握“善”的理念。“理式”是柏拉图文艺思想中的理论基石，同时他认为人的性格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最高一级的是理智，其次是意志，最底层的是情欲。文艺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理智，只有充满理智的人才是“理想国”里理想的统治阶级。用理智约束人的意志与情欲，使被统治阶层安分守己，从而维持正常而有序的政治统治。将“善”的种子播洒在民间，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需要借助文艺来实现这一宏伟蓝图。

在柏拉图看来，诗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能浸润人们的心灵，如果青年每天沉浸在优秀的诗歌作品中，如沐春风，耳濡目染，那么他们对于美的爱好与追求渐渐地得到了培养，美逐步内化为心灵意识，进而形成善的理念。这是对“善”的第一层理解，审美属性背后的行为规范，美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与向往，只有培养美的意识，才会形成对美的欣赏；其次，“善”是从政治实用的角度来讲的，标举文艺政治标准。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艺必须要为社会政治服务，一切文艺作品的优劣与否依赖于其与政治标准的契合度。即使是富有诗意的、其艺术性极高的作品，如果其所反映的内容与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其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这些作品，按照柏拉图所提倡的标准，等待其的将会是被删除的命运，理想国里是没有其容身之地的。

三、各以其长，互补其短

孔子的文艺教化观是站在欣赏者的角度来展开的，重视欣赏者内在素养的培养，但是创作者的主体选择权被忽视；柏拉图从创作者的立场出发，注重创作内容的把关，忽视欣赏者能动的反应，也是有所偏见的。二者互补合二为一，则形成较为完整的文艺观。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包括四要素：作家、作品、读者、世界。作家创作作品，反映世界，读者欣赏作品认知世界，作家读者都是世界中的个体，可以说这四要素构成一个循环结构。这种循环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作家与读者在作品的创作与品读中的互动，在作品这个交流平台上平等对话，每一次对话与反馈都是一次进步，是对文艺规律的进一步探索与解密。

孔子与柏拉图都从政治的教化功能上认可文艺的实用性，都力图为其所代表的旧奴隶主阶层的贵族统治服务。使得文艺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孔子意识到“尽善尽美”的文艺审美价值不应该被忽略，注重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正是孔子对文艺的社会现实反应功能的肯定，至于是正面思想的宣扬，还是负面情绪的宣泄，没有特殊的要求。但是柏拉图于此显得较为专制，真善美与假丑恶并行的社会内容在文艺创作时当有所取舍，文艺作品所反映的应该是正能量，必须能为统治阶级服务，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与阶级性，文艺工具化，其美学内涵也就相应地弱化甚至是僵硬化。

孔子重视文艺的审美功能，柏拉图重视文艺的教育功能，二者都只看到了文艺功能的一面，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二者所处的社会历史不同，其哲学思维模式也呈现出相应的差异。

柏拉图所处的社会历史时期正值古希腊社会商业高度发达的时候，古希腊城邦工商业迅猛发展，其社会经济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商业社会加上半岛地理环境的现实，使得古希腊人们的生活充满历险、挑战、探索与争夺，注重向外拓展。政治上追求民主，精神上张扬个性，崇拜英雄，重视自然科学。希望培养具有理性真知识的智者，反映在文艺上就决定了其对外在形象模仿的重视，认为真正的美就是对事物逼真的模仿，使其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形似高于神似。其文学更多的具有叙事传统的现实性，其文艺思想具有明显的逻辑理性。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农业发展居于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人们的思想保守，人们的眼界不像西方人那样开阔，他们安贫乐道，不愿意冒险，极力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产生的文学具有抒情写意性，其文艺思想也具有诗意的气质。

“中西诗学的差异，又与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异密切相关。”[6]24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在他的《理想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理想国》则是用希腊字母写成的。在文字学史上，希腊文字还处于表音文字阶段。每一个字母只有将其置于句子当中才会产生意义，因此时态的准确性、概念的清晰性都是需要考虑的方面。这种与生俱来的性质使得以拼音文字为主《理想国》具有明显的演绎性，分析多余归纳。

孔子的《论语》等作品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汉字本身是以形为主的融象形与会意于一体的表意文字。汉字不需要注重语法，对时态、词性都没有做特殊的要求。汉字组成的句子往往能给阅读者多层次内涵的暗示，反复品读会读出不同的新意或领悟更高层次的见解。“这种体现于认识与被认识间的迂回盘旋的运思模式即是环型的运思模式。”[7]46也是汉字所独有的。而希腊字母并不具备这种意义的多层次性，分析多于领悟，思维严密、逻辑严谨，“这一理智飘线沿纵向发展，是典型的西方人直线型运思模式。”[7]46重直觉领悟的环型思维模式多采用一种以神似代替形似的方式来进行文艺创作，大量的留白给予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博喻与排比的运用，使得品读过程无法中断，吸引读者去阅读去思考，以情动人，抒发情意多于阐明道理。而采用直线型思维方式的大多直抒胸臆，以理晓人，理性多余感性。

鉴于对孔子与柏拉图文艺教化观的异同的比较，探索其深层次思维模式的差异，实现一种互动的对话，寻找优势互补之处，整合文艺的不同功能，即审美与教育相统一。审美教育是感性归纳式的环型思维与理性演绎式的直线型思维的合成，是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是思维与情感的和谐。中西诗学的对话仍在继续，需要在比较中寻找各自的民族特色和世界意义，丰富完善诗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