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人文教育思想论述

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亦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钱穆将学之所得，思之所悟用于课堂，并始终以人文教育视为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钱穆用一生心力凝结而成的人文教育思想，是振兴民族文化的富矿，更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一、“培养理想完整之人格”的教育宗旨论

钱先生提倡人文教育，即以中国文化为依托，以培养人文精神为目的，以期“培养理想完美之人格”。

（一）以做人为主，以为学为从

在中国近代教育中，过于重视“学”而忽略了“人”的教育现状触发钱穆呼吁教育者要注重指导学生如何做人，要让他们懂得如何凭借知识，来为社会服务。钱穆认为“应该如何做人，这也是知识。能否如此做，这也是技能。……在一切的知识、技能中，做人的知识和技能应该是第一等的。”由此可见，钱先生认为做人重于求学，认为学生是否养成了好的道德品格看成是一个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甚至看作是一个学校和学生投身社会后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钱先生在《新亚遗铎·告本届同学》中曾明确指出：“一个学校若能栽培出青年们好的品格来，这比能指导青年们有好的学问，更为有成绩。”

钱穆先生在强调“做人”的时候，并没有抛弃“为学”。他说：人的理想完整之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其形成过程即为学过程，故为学和做人是相辅相成的。每一个青年在学校，应知有四件重要的法宝：一是知识，二是技能，三是品格，四是人生理想。钱先生指出：“我们学校之教育宗旨，重在人文精神，便是要诸位从认识第一件第二件法宝知识与技能之修习外，进而获得第三第四件法宝，即自己人格之锻炼，与自己理想之建立”，由此可见，无论学生是哪一个专业，都需要从知识之获得和技能之训练的基础上来培养并深化自己的品格，来建立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以贯之的。

钱先生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对人文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在钱穆心目中，中国文化是个人的外在自然和内心德性的和谐统一，它是内倾的文化，其文化精神在于人文本位，在于德性功夫上，特别注重通过人的德性修养来塑造完美之理想人格。他尤为推崇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思想偏重人文精神，主张立足于现实社会人生来寻求自然与人文的融合，“儒家的理想人生，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认识。儒家的理想文化，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文化”。因此，儒家的道德理论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正面领导力量，也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指导力量。

为学与做人，乃是事物之两面。一个懂得做人道理，但不能持之以恒做学问的人，其做人也不能达到最高境界。同时，具有多方面知识的人，如不懂得如何做人，也称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在一九五三年先生颁布的《新亚学规》中明确指出“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二）诚明合一，塑造人格之完整

做人与为学并重，这是新亚的教育宗旨，而“诚明”这一校训深化了新亚书院为学做人的精神。在钱先生看来，“‘诚’字是属于德性行为方面的。‘明’字是属于知识了解方面的。先生认为要做到“诚”则需要四步功夫：言行合一，即“内外合一”，这是人格塑造的第一步；人我合一，即“对人如对己，对己如对人”；物我合一，即要了解自然界物体的特点与本质，遵循自然规律合理使用它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天人合一，即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这是实现完美人格的最后一步，也是人文修养的最高境界。

在钱穆一生的教育生涯中，他秉承“诚则明，明则诚”的人文教育理念，将实现“诚”字的四步工夫形象的比喻为人生的四项真理，以人生的人格真理，道德真理为基础，探索社会真理，人文真理，继而领悟自然真理，科学真理，最终实现宗教真理，信仰真理。这四项真理融通会合，遵依这一项真理，便能塑造人格之完整。

二、钱穆人文教育的理念和方法

（一）“通人尤重于专家”的人文教育理念

钱穆从以人为学之中心，学为健全人格的教育宗旨出发，提出“通人尤重于专家”的通识教育理念，并将其纳入人文主义教育理论轨道。

在钱穆看来，“通才”是教育培养的主要目标，其以人文精神的教育为基础。钱穆所认可的“通才”与现代一般意义上讲的“专才”,并不冲突。他在《知识之两方面》一文中更具体指出，专业是个别的，此人所知不必即为彼人所知(如医学、法律等)，而通才是做人所需要的，约略言之，可分为三方面:一是道德的，二是艺术的，三是文化的。当职业愈专门愈好，做人则愈普通愈好；当职业可以你不懂我、我不懂你，做人则必做到互相了解明白。钱先生要求凡新亚学生必在“博通的知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通过这一理念培养出来的学生“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这一做法实践了倡导“专才”与“通才”的办学理念，也实践了以新亚为弘扬中国文化知识的办学宏愿。

（二）“明于天人之道”的治学观与师道观

基于为学与做人相辅相成的宗旨，钱穆尤其注重治学的方法，亦如何做学问。因为，做学问之伟大处，在于能教人自我发现智慧，并从而发扬光大之，使能达于尽性尽才，天人兼尽之境，即能明于天人之道，完成理想健全之人格。

他从“以功力来培养智慧，与以智慧来指导功力”出发，将做学问分为三个阶段、六个项目来阐明了其治学观：

“从学”阶段：“由前人之智慧来指导自己之功力，以前人之功力来培养自己之智慧。”做学问必先要从师、受业。所谓从师，并不仅仅指当面从师，而且还要能上师古人，知读书即如从师。要必读人人必读之书，要透过书去看人，要 “多学而识”，便能从中发现自己才性所近。

“知学”阶段：“由自己之智慧来体会前人之功力，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钱先生指出，面对每一部大著作，每一种学问时要既能懂其著书之艰难困苦，又要习得著书人之经营部署，匠心独运处，领悟“师”之为人与治学的真谛，学问倘至此步，始可谓懂得了做学问。”如果说，第一阶段是“从师治学”，那么第二阶段即是“从学得师”。

“成学”阶段：“用自己之功力来完成自己之智慧。”自成一家，创立一家独立之学，继而创造一独立人格是做学问最高境界。这需要将自己全心投入，与彼之精神相契合，使交融无间，而终达于忘我之境。“沉浸其中”、“与古为一”，这才是真学问，真欣赏。

何为智慧和功力？《中庸》语：“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在钱穆看来，其中智慧即“尊德性”， 功力即“道问学”，致广大是要泛求博取学问，尽精微则是完成一己之德性。钱穆概括的治学三段论是他数十年经验之结晶，在当今亦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

治学要从师，那么师从何来，何人可为师？钱穆的师道论亦是他人文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钱穆认为，师必本于自己国家民族之传统文化为教，必以“教人如何好好地做一人”为教。老师承担着传道的重任，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以身作则，躬行践履；老师要对教育事业抱有信心，对国家民族命运关注。老师要自尊自重，敬业乐群，这样才能在知识和人格上更深地影响学生。钱先生相信，只要一人诚恳地，忠实地想好好地做一人，他必能自得其师。孔子所言“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就是这个道理。一个能够自得其师的人，就会懂得推己及人，去引导，劝戒别人，教人好好地做一人。钱先生所认为的师道，只需要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好好的做一人，这不仅是师道存在的基础，更是师道追求的崇高目标。

钱穆先生一生重视人文教育，而其人文教育思想也为当今教育教学的现状注入了新的理论指导，特别是为当今教育的弊端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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