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书目答问》研究综述

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一书，刊行于清朝光绪二年（1876），此后多有翻刻、校补、笺补、补正，并得以广泛流布，仕门学子，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家置一编的程度。后人对《书目答问》及其“补正”、“斠补”的文章，以及对此书版本、著者及评价的论述，蔚为可观。故而，有必要对张氏所著的《书目答问》进行总结。

建国之前的研究状况

1、版本

《书目答问》写成后，版本甚多，其中以光绪二年原刻大字初印本为世人所重。除此本外，还有贵阳本值得关注。柴德赓在《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辅仁学志》，1947 年，第1-2期）言道：《书目答问》版本不一，世所重者，光绪二年原刻大字初印本，各地翻刻，多从此出。除此之外，还有光绪五年王秉恩贵阳刻本。两种版本多有异同，作者校得二百八十余条，并认为误者多为光绪二年原刻大字初印本。并且，范希曾在作补正时，所用为原刻初印本，故而未能与贵阳本进行校对。

对于《书目答问》的版本，杨家骆先生认为，一般有六种：一、光绪四年原刻后印刳补本；二、光绪四年上海游隐阁刻袖珍本；三、光绪五年贵竹陈文珊依光绪依光绪二年写定本重刻本；四、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影印原刻初印本；五、光绪二十三年卢靖刻慎始基斋丛书本；六、民国十七年新城王樹枬刻张文襄公全集本。

2、著者之探讨

有关著者的问题，当时主要围绕着张之洞和缪荃孙两人展开。原有“代撰”之说，源自《艺风年谱》所言《书目答问》为其“代撰”，此说得到叶德辉、柳诒徴的支持。后来，对此书的著者进行辩正，最具有代表性的为陈垣先生所写《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图书季刊》，1936，第1-2期）一文，认为《艺风年谱》虽言《书目答问》为其自撰，然通过艺风先生自序、张之洞与王懿荣的书信互证，可知，缪荃孙只作为《书目答问》一书的助理而后又作订正而已，“而年谱名撰之说，稍为过当也”，认为“代撰”之说不妥。

3、《书目答问》与补正

1931年，范希曾的《补正》出版，其他版本流行减少，范本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范氏所著的《书目答问补正》最早刊行于《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1929年，第2期）；接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2年，第1至2期）亦介绍了《书目答问补正》一书；后来，柳诒徴先生写了《书目答问补正序》（《国风》，1934年，第9期），以纪念范氏之英年早逝。

    除了范氏的《补正》外，江人度、叶德辉、孔彦培等先生亦对《书目答问》有所研究。清朝人江人度撰了《书目答问笺补》四卷，此书补充了《书目答问》所不载的版本；二、《书目答问》只著录书名，如果遗漏作者姓名或书籍的卷数，就为之补充注明；三、校正《书目答问》中错误；四、清光绪二年以后出版书，择要补入，在书后附有一部分外国著作译本：五、《书目答问》对版本优劣评价比较简略，此目有补充说明。叶德辉的《书目答问斠补》（《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3期）、《书目答问斠补之馀及序(叶奂彬先生德辉遗著)》（《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1936年）。孔彦培的《书目答问索引》（《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1、4、5期）、《书目答问索引》（续）（《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1、4、5期）。另外，还有赵祖铭所作的“校勘记”。

    如上，对《书目答问》的补正或斠补、索引，皆进一步深化了研究，使得《书目答问》作为普及性极高的目录学著作，日渐完善和实用。

4、对《书目答问》与范氏补正的评价

    对《书目答问》有所评价者甚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慈铭、陆心源、叶德辉等人。

光绪己卯（1879）二月，李慈铭读《书目答问》后，言到“今日阅之，所取既博，条例复明，实为切要之书。惟意在自炫，稍病贪多，非教中人之法；又经学诸门，所注太略，集部出入尤多不确。又经学诸门，所注太略。”（《越缦堂读书记（上、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1122页）。

另，陆心源在与潘祖荫的手札中，言到：“张中丞所刊《书目答问》，世风颇行。如《考古续图》流传颇少，惟无禄琳琅及叶氏平安馆有其书，答问列之通行。朱石君知足斋文集乃散行，而列之骈体，毛岳生、吴仲伦、刘孟涂、管异之，称姚门四杰，而独遗毛氏，亦百密之一疏也。”

杨家骆先生的《书目答问之影响及其新撰本》（《东方杂志》，1941年，第3期）一文，亦论述了书目答问之源流及其影响，认为，《书目答问》的产生，导致了近代目录学的兴起，梁启超等人皆受启发而写成了目录学之书。

另外，还有马念祖先生的《书目答问补正评》（《民意》，1940年第5期）一文。

    总之，清末至建国之前，由于《书目答问》一书的广泛流布，相关研究亦初步开展，但主要集中在版本的初步校勘、著者的探讨以及此书的影响与不足上。值得注意的是，自从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成书后，《书目答问》的流传，开始以范书为主，其他补正、笺补之类的著作多湮没不闻，范氏之书大行于世。

建国之后的研究状况

建国后至文革以前，有关《书目答问》的探讨十分薄弱。这一时期，除了对范氏的《书目答问补正》进行了一次重印（新兴书局，1956年）外，相关文章尚不多见。改革开放以后，对《书目答问》的相关探讨日渐增多，范围也不断扩大。八十年代，随着目录学日渐收到重视，对《书目答问》一书的探讨成为不小的热点。

1、版本

对版本的探讨，解放前亦有人专门论述，改革开放后又进一步补充和深入，特别是对范希曾之外的版本，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袁行云《<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一文，作者从自身经验出发，列举了九类不同的版本，分别为：1、原刻本，2、王秉恩校勘本，3、《慎始基斋丛书》本，4、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5、叶德辉《斠补书目答问》，6、传抄批校本，7、《标注》本，8、索引本。这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总结。

吴平《<书目答问笺补>初探》一文，认为江人度所著《书目答问笺补》一书“笺”体现在：1、对原书的“钩乙”处加以疏明，2、发挥原著之旨意，3、说明此书与《四库全书》之不同。的创新与不足。其“补”体现在：1、补充原书不载的版本，2、补充部分所录之书的内容，并评其优劣，3、补充一些书目。

徐昕《南京图书馆藏<书目答问>版本述略》（《东南文化》2003年第10期）一文，介绍了现藏南京图书馆的二十余种版本，其中包括一些稀少的刻本和抄本；文中配有图，甚为形象。 

吕幼樵《<书目答问>王秉恩刻本述论》一文，认为，张之洞的学生王秉恩对贵阳本进行了校勘和补正，其学术水平和目录学眼光均超过了范希曾；后来，范氏的《补正》并未参考王氏的版本，故而王氏刻本虽流传甚少，仍旧具有不凡的学术价值。

2、著者

袁行云《<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此书的作者问题：1、缪荃孙代撰说，2、用书坊旧本说。

接着，卢中岳《<书目答问>作者问题讨论综述》一文，总结了自《书目答问》刊行以来，叶德辉、陈垣、柴德赓、袁行云等人的探讨和辩证，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书目答问》实为张之洞所撰的结论。

    朱维铮先生的《张之洞与<书目答问>二种》（《读书》，1994年第10期）一文，从解读《輶轩语》的视角，大胆论述了《书目答问》的著者问题；认为，清代盛行“命人撰书”之风气，在缺少第一手证据的前提下，缪荃孙在《艺风年谱》中所言“代撰”之说亦有可能。进一步认为，有三点为历史事实：一、此书的总体构想出自张之洞，二、此书的学术取向，顺应张之洞的爱好，三、此书的取舍评骘经张之洞裁定。另外，作者还借《书目答问》一书，探讨了张之洞的学术偏好与思想变化。

周铁强《<书目答问>撰者考辨》（《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4期）一文，亦列出了书坊旧说本、缪荃孙撰者说、张之洞撰者说三种版本，得出了“张之洞主编，缪荃孙等编撰”的结论，似有折衷众说之意。

3、对《书目答问》不同侧面的探讨

目录学方面。方衍的《论书目答问》（《图书馆建设》，1979年第3期）一文，从目录学的侧面，分析了《书目答问》一书的“类例”特点等问题。

经济方面。赵翠芳的《<书目答问>在著录经济文献方面的贡献》（《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年第4期）一文，认为此书以“是否有利于经济”为标准，列举了历代经济论著、清及近代的重要经济家，对后世目录学注重经济文献提供了有益借鉴。

学术文化方面。谭华军的《论<书目答问>的学术文化影响》（《图书情报知识》，1997年第4期）一文，则论述了此书对后世的学术文化影响。

思想教育方面。许伯卿《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一文，认为该书曲折、隐晦的体现了张氏的教育理念。

4、对《书目答问》的评价

    有学者从《輶轩录》与《书目答问》比较的视角，来评价此书。屈守元《谈<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一文，认为这两本书作为初学者的导读古籍，具有指路、奠基、鉴裁、劝勉的功效，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两书的价值。王魁伟《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一文，通过实例介绍了作为“姊妹篇”二书的价值与借鉴作用：一、注重根柢治学，二、为学忌分门户，三、厚今薄古，“今盛于古”。

潘秀芹《<书目答问>得失谈》（《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一文，从现代学人的角度简单介绍了该书的价值。

丁宏宣《<书目答问>的特点和创新》一文，认为该书优点为：慎择约取；有其书未必录，无其书未必不录；择书详今略古；首创“丛书类”，突破四分法。

徐雁《<书目答问>三百年三论》（《编辑学刊》，2001年6月）一文，论述了此书的三个方面：1、编者论：张之洞主持下的集体创作；2、文本论：贯通清代学术脉络；3、接受论：鞠育百余年间国学人才。进一步总结了该书的学术研究路径：一是对《书目答问》作校订补正，二是对《书目答问》作学术阐述。

5、著名学者与书目答问

来新夏先生的《我与书目答问》（《文史哲》，1986年第5期）一文，介绍了先生通过《书目答问》而得以登门入室，进而初窥治学门径的经历，实为嘉惠后学之良文。

穆克宏先生的《我与<书目答问>》一文，介绍了作者阅读理解该书的历程，并列举了书中的一些讹误之处。廖序东《黎锦熙先生与<书目答问>》一文，介绍了黎先生依《书目答问》而教学的过程，并列举了先生对该书缺陷的修订与补充。刘采隼《古籍目录史上的丰碑——记<书目答问>其后的订补稿》一文，对其父刘德刚先生所著的《书目答问订补》一书进行了介绍。

总之，建国之后，诸多学人对《书目答问》及其补正进行了更为细致而详实的探讨，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更加注重对比性的研究，亦增加了对范氏以外诸多版本的关注，并肯定了这些版本的价值所在。另外，在诸多文章中亦不免重复之作，这也是我们在日后研究中所应注意的地方。

本文来源：《文学教育》：http://www.zzqklm.com/w/wy/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