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命运在非理性驱动下的被迫滑翔-文学批评

生命中有太多的意外，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可能被一个自我安排之外的意外突袭而被死死地拽进历史的深处，从此不能轻逃。在《红浮萍》里，李彦一开始就把外婆的传奇经历和母亲雯风光出尽的青少年时代涂抹得亮丽光鲜。但谁也没有预料到，家庭成分瞬间就成为了时代评判一个人好坏的唯一标准。外婆的地主身份陡然间就变成为她生活的负担，雯的聪慧激进也使她瞬间变成一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知识瞬间也成了人刮不掉的沉重烙印，雯和虞诚作为高级的知识分子注定要被打倒，作为子女的平和弟妹们也注定要受尽白眼和欺凌。在非理性逍遥法外的年代里，这个家族每个人的命运开始失控，生命在非理性驱动下被迫滑翔。

站在历史的拐角处回望，发现那个时代恰恰印证了加缪关于荒谬的理论。他认为“荒诞存在于个人，也同样存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唯一的联系。”那个逝去的特殊时代就是加缪笔下的一个荒诞的时代。历史让雯、虞诚等都置于荒诞的生存境域中无法自拔。雯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但党却对她的大半生表示强烈的怀疑（党组织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扣在她的头上并且跟随了她大半生）；虞诚一心一意只想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安分知识分子，但现实权力和家庭问题又不断地要他主动带头揭发作为“毒瘤”的妻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聪慧激进的雯还是老实宽厚的虞诚，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主动的选择权，而只有被动的接受权。也就是说，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家庭秩序中，他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显示了那飘忽性的生存处境——他们都是一个个无法主宰自我命运的生命存在。

不能主动地主宰自我的命运，不能有效地选择自己的生存理想。在那个“我只能相信组织”的岁月里，原本是一种极为平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导致这个家族的命运向荒诞之境越滑越远的，还远远不只是个人理想与现实权力之间的错位问题，而是他们的个人能力与角色担当之间严重错位。这种错位，导致了雯和虞诚等与其相关人物的命运在欲望驱动下的被迫滑翔，折射出了历史的荒诞与人性撕扯的悲壮。

不管雯和虞诚是用肉体还是用精神去受难，内质上都是他们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但他们的反抗又是无奈而清醒的。一方面，他们为了给自己洗脱罪名，一直在忍受着旁人的羞辱和心灵的折磨，积极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渴望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为了生存下去，在现实面前又必须刻意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他们对现实表现出来的软弱和妥协实质上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但是现实并没有简单地默认他们的反抗。雯用苦难来赎罪的行为尽管十分感人也依然换去不来“组织”对她的信任；虞诚对雯划清界线的拖沓和摇摆立场虽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但照样成为革命群众攻击和羞辱他的借口和理由。子女不会应为他们赎罪态度的诚恳而免受牵连，好胜的平就是因父母的问题缠住而丧失一名“红卫兵”的资格即丧失少年生命的尊严；弟弟也因此而变得冷漠自闭，甚至变本加厉，令人心寒。

在这里，看似李彦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展示个人命运在历史流动中难以把握的迷离状态，其实质却是对历史自身以及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进行了尖锐的质疑。它所透视出来的，不只是个人与历史之间无法抗衡的无奈状态，还有人们对强权意志的盲目膺服，对生命价值的盲目推崇，以及在理性缺席下个人反思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