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最终选择入蜀有这样几个因素-文学论文

安史乱起后，杜甫最终选择入蜀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杜甫寓居成都的几年，裴冕、高适、严武先后在蜀中任职，让杜甫有靠山可倚；次之，成都远离长安、洛阳等叛乱发生的中心地区；蜀中物产富饶、山水秀丽、古迹丰富都可以让这位大诗人陶冶性情。乾元二年，杜甫“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1】倍尝艰辛，于岁末抵达成都。公元760年春，他在众亲友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郊“万里桥西”，“百花潭”边盖了所草堂，从此过上了“卜居”“为农”的闲适生活，杜甫及其家人终于在蜀中有了一席栖身之地。对于诗人而言，是莫大的欣喜和慰藉。浣花溪畔明丽的自然风光，勤劳好客的蜀中人民，陶冶了诗人的情感，净化了诗人的灵魂，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加之蜀中众多亲朋好友的照顾，杜甫在蜀中的生活，较其人生的另外几个阶段，应该是比较幸福和安定的。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以后，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的杜甫便把主要精力用来创作诗歌。据统计，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的诗作大概有270余首【2】。而草堂之诗，无论内容、形式、风格较之以前都发生了转变，草堂诗在创作上田园化，思想内容上恬淡化，风格上清新化。但杜甫毕竟是杜甫，对国家、君主、百姓的忧患意识始终流淌在诗人的脉管里。这一时期的闲适诗不仅可以让读者耳目一新，但更有一些看似闲适实则忧愤的篇什，让读者感受到诗人人性之伟大、理想之崇高。笔者根据诗人情感的不同将草堂诗分为三类来加以阐述。
一闲适之乐
一卷草堂诗，千言话闲适。杜甫在成都草堂定居下来以后，浣花溪畔秀美的风光、高洁的隐士、淳朴的民风都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从他的诗中，我们不难发现，举凡山川草木、花鸟虫鱼，以及诗人日常的琐碎生活，都成为诗人观照、审美、诗化的对象。诗歌成了杜甫的精神寄托和记录日常生活的表达方式。比如草堂落成之时，杜甫想觅得一些花草树木美化环境，诗人便用生花妙笔写下了一张张向朋友索取的借条。例如：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
——《肖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
——《诣徐卿觅果栽》
一张普通的借条，杜甫都能用诗歌表达得如此熨帖，更不用说那些让我们心情随之愉悦的自然山水风光。打开杜甫草堂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这样的佳句应接不暇，带给我们美的享受。这些优雅的诗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甫在蜀中生活的闲适和心态的平静，颇有一种隐士的风范。例如：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生活在“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田舍》）的浣花溪畔，诗人寄情于山水风物，完全沉浸在美好的自然风光里。诗人笔下蝶之留恋莺之自在都是诗人此时欢愉心态的间接表达。此时的杜甫不仅用诗笔描摹了山水虫鱼的形态和生气，还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草堂与家人、邻人和谐相处的日常琐事。例如：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
此诗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诗人定居草堂之后的闲适生活。尤其是颔、颈两联最值得让人称道。以禽鸟的自得欢快衬托出家人相处的天伦之乐，俨然就是一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清人黄生评说：“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因为诗人漂泊一生，遭逢国难时艰，所以这类“轻松”的作品在他的集子中是很少见的。
除此之外，杜甫与亲朋、邻人也融洽友善地交往。在地僻无喧景色清丽的“江村”，村民淳厚可亲，南邻与北邻皆为退隐的高隐之士，可谓诗人的同道。因此，在这种友好氛围下，诗人与好客的村民无拘礼数，每日以诗酒相谴。例如：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
透过这些诗篇我们可以看出在“地僻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寒食》）的浣花溪畔，没有官场的污浊，有的只是诗人和邻人诗酒风流的闲适生活。
杜甫栖息草堂时创作大量的闲适诗，不仅仅只是受蜀中秀美风光的熏陶、淳朴民风的影响，跟诗人的主体性格和植根于诗人头脑当中的儒释道等多元文化思想是休戚相关的。杜甫自天宝五载以来，十年长安，辛酸历尽；三载流亡，身心受创。到蜀中以后，终于在精神上找到一方乐土，再也不用担心朝不虑夕的流寓生活。诗人自然可以把主体精神拿来吟赏山水风月，而草堂周围的景色、邻居不过是引起诗人作诗的一个契机。杜甫此时所吟唱的闲适诗多是对人性自然的追求、对青春压抑的呼唤。再从整个时代背景来考察，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时代，儒、释、道三种思想都受到统治者的推崇，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唐代诗人们无不受其影响而在思想上兼收并蓄，诗圣杜甫自然也不例外。他的草堂闲适诗不过是特殊时代和特殊环境孕育出来的诗苑奇葩而已。
二闲适之忧
杜甫笔下的闲适诗不仅表现了自然风光之优美、人世生活之温馨，还有一些篇目却在闲适之中有所寄托。或忧天下百姓之疾苦，或抒诗人内心之愤懑。例如：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
这首诗上四句写草堂“风拂翠竹雨浥红蕖”的夏日宜人风景，后四句笔锋一转，叙述自己客居浣花溪畔生活艰难之状——稚子恒饥，面色凄凉。诗人此时避难蜀中完全靠朋友接济，时间愈久日子就愈艰难。最后一联是诗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告白——自己虽然生活窘迫，但依然疏放傲世。尽管蜀中明丽的山川风物给予诗人美的享受，但是生性敏感的诗人往往在欣赏乐景的时候，思乡、客愁、悲命等忧伤的情愫油然而生。例如：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寞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江亭》
浣花溪畔暮春景色，勾起诗人世乱为客漂泊无依的感慨。此诗看似悠闲恬适，实则流露出深藏于内心的焦灼与苦闷。诗中反映了诗人因功名无成而无奈归隐，自甘淡泊却叹老嗟卑的矛盾心理。如果说这首闲适诗表露了诗人对自我命运的喟叹，那么接下来的这首诗便是在闲适之中寄予对社稷苍生的忧患和关切。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渔人网集澄潭下，估客船随返照来。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事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野老》
前四句写浣花溪畔野老、渔人、商贾各色人等闲适的生活方式，后四句笔锋一转，诗人念及朝廷却因路途遥远难以北返，悲痛之情油然而生。又因叛乱未平归途无期，故而面对秋景倍感画角声哀。通过此诗，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处境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这类诗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前两联写景叙事，后两联抒发情感。由于诗人情缘于景，因而取得了水乳交融的艺术效果。杜甫的这种闲适之忧不仅在他最擅长的律诗当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示，在体制短小的绝句当中，依然表现了诗人的闲适之忧苦、思乡之弥切。例如：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绝句四首》其三
这首七绝不仅因对仗工整写景明丽而著称，更重要的是诗人对三国历史的缅怀，联想到东吴船只滞留蜀中而不能归去的苦痛心情。既是怀古也是伤今，诗人心中永恒的旋律就是忠君恋阙的伟大情思。
如果说闲适之乐主要缘于诗人“我生性放诞，雅俗逃自然”（《寄题江外草堂》）道家理想的指导，那么闲适之忧便是诗人心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儒家思想在燃烧。通过对草堂闲适诗的品读，我们发现对国家、君王、百姓的忧患始终是杜诗最饱满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就是诗人的儒家思想在炽烈燃烧。杜甫自始至终都以儒者自居。譬如，“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忆昔二首》其一）杜甫汲取儒家文化传统中忠君爱国的入世精神，而杜甫则以为君就是国，因而他有着强烈的尊王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思想并非愚昧地膜拜君王，而是“致君尧舜上”，他希望国君都能象尧舜一样治国安邦。此外，杜甫的儒家入世思想还表现在对民众的关心和热爱。在封建社会，帝王和老百姓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因而杜甫的忠君思想和爱民思想从一开始就是相互矛盾的。但是随着宦海沉浮阅历的积累，安史之乱的爆发，他越来越同情老百姓。任肃宗朝左拾遗以后，不断上书言事，正是由于他好管“闲事”，所以肃宗渐渐疏远他，就是这种遭贬和疏远让杜甫沦落为普通老百姓的一分子，他毅然拿起诗笔为人民代言，抒写离乱的时代、残酷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正是身份的变化、阅历的加深、认识的深刻共同促成了杜诗忧国忧民特色的形成。如果说杜甫入蜀前坎坷的仕途和“三吏”、“三别”等不朽诗篇逐渐铸就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那么入蜀后便是忧国忧民思想在潜意识指导诗人的创作。
三闲适之外
闲适诗虽然是这个时期最有特色的诗篇，但我们决不能以偏概全，忽视其他题裁的篇目。杜甫作为“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3】超迈古今的诗歌创作之集大成者，除了闲适诗之外，各种题材的诗歌都在杜甫笔下大放异彩。其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是不容忽视的。具体说来，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酬唱赠答杜甫之所以能在蜀中安定地生活，与众多朋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因而朋友之间的探访离别在诗人心中是如此珍贵。诗人发挥了诗歌“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钟嵘《诗品序》）【4】的重要作用。将琐碎的生活诗化，在诗歌当中寄予对朋友的叮咛和嘱托，表达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政治理想。例如：
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
——《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
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寂寞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有少微星？
——《严中丞枉驾见过》
这两首诗运用谢安造访阮籍傲世、张瀚辞官管宁避世委婉地拒绝了严武邀自己入幕任职的好意，希望能在属于自己的桃花源里过一种隐逸生活。然而虽然他此时不愿为官，但是希望他的朋友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又如：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此诗作于762年，代宗召严武还朝任京兆尹，杜甫作诗奉送严武入朝。诗人明确提出，若为宰辅，要以国家为重，仗义死节，报效朝廷。
（二）咏物怀人蜀中的风景虽然秀丽，蜀中的生活虽然安定，动乱的时代总是不能割舍诗人对国家对人民的思念和牵挂，以及对生不逢时的自我命运的哀叹，这种情感贯注于杜诗的全部，而在咏物怀人之作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病柏》《病橘》《枯棕》等五言咏物之作借物之病态来抒写时代对人的摧残、官府对百姓的搜刮。此外还有一类咏物诗如《石笋行》《石犀行》，通过对民间迷信传说的澄清，并借题发挥，讽刺“庙堂无匡救之人”的社会现实，颇具托讽时事的用意。同时，诗人还提出“修筑堤防”“高拥木石”等科学抵御水灾的办法，透过这些诗篇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国计民生的极大关注。
蜀中自古人才辈出，对那些名胜古迹的游览自然会勾起诗人对人世变迁、自身命运的感叹。如诗人于上元二年春天登临琴台便赋诗一首凭吊司马相如并感叹“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琴台》）的沧桑之感。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瞻仰成都武侯祠之后留下的《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这首诗是杜甫七律名篇，不仅因对仗工整而被后世读者称颂，更主要的是诗人在诗歌中所流露出沉郁的感情让我们深思。杜甫对诸葛亮建立蜀汉政权的功绩是十分景仰的，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君思想也是十分推崇的，然而诸葛亮功未成身先死，作者对其深表同情和悼惜。结合诗人坎壈的仕途人生，不难发现诗人在伤蜀相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在感叹自己的不幸命运，诗人似乎觉得他比蜀相的命运更悲惨，因为诸葛亮还有刘备三顾茅庐的邀请，而自己空有一腔报国热情而不遇圣主，只能暗自叹老嗟卑。
（三）题画纪事早年的读书壮游生涯以及年少时常与洛阳名流交往，其中不乏一些杰出的书画大家，培养了诗人较高的读画赏画的能力，学力精深的杜甫将诗与画结合起来，开题画诗一派。杜甫的题画诗不仅表达诗人对画中风景的喜爱对画家高超画技的赞誉，还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发表议论。例如：
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杜甫的这些题画诗达到了诗画相映生辉的艺术境界，给予后世题画诗创作者如苏轼等人诸多的经验和启发。
在杜甫笔下，日常生活琐事也被他作为做诗素材，并且寄托遥深，感情真挚。譬如《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用委婉含蓄的口吻表达了劝戒好友严武戒骄奢的生活作风。这类诗的佳制便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七言歌行一波三折，先叙写自己的茅屋被狂风暴雨侵袭的惨状，最后诗人由物及人推己及人，在自己衣食难保的情况下首先想到天下寒士。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只要天下万千寒士能够居有所安，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较之孟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仁政思想，杜甫的这种甘于牺牲自我的人道主义思想显得如此高尚。由自己的不幸，想到天下人的不幸；为了解脱天下人的不幸，而宁愿自己承担不幸。这种博大的情怀就是杜甫受到世界人民喜爱的主要原因。【5】千载之下，我们仍然能被诗人的炽烈情感所动容。杜甫草堂的闻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这首不朽之作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位仁者对苍生的关注，更能感受到一种儒家情怀在诗人的生命里激情燃烧。
（四）文艺理论杜甫在蜀中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还从理论高度上对诗歌创作活动进行总结，并且用诗的形式加以表达。开后世论诗诗之先河。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戏为六绝句》其五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戏为六绝句》其六
诗歌创作，杜甫主张，要广泛师承而非厚此薄彼。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认识和实践创作才成就了杜甫在诗坛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另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表达了诗人作诗炼字炼句的苦心与追求。
通过对这一时期闲适诗之外的诗篇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杜甫此时的创作心态以及矢志不渝的忧国忧民的政治理想。同时也能够真正感受到杜诗在艺术上的无穷魅力以及杜甫光照古今的儒家仁者理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杜甫五年（实际没有五年，中途流寓梓阆一年多）寓居成都草堂，是陶渊明隐逸生活的一个翻版。然而，杜甫毕竟是杜甫，他不仅达则兼济天下，而且穷则不独善其身。陶渊明在诗史上卓越的地位，缘于他的隐逸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营造了一个精神堡垒，以及平淡自然的田园诗风对后世山水田园文学的深刻影响。而杜甫的诗歌被誉为安史之乱前后时代的一面镜子。寓居成都草堂以后，虽然生活比较闲适安逸，但他始终不忘忧国忧民，这与陶渊明单纯的隐逸形成鲜明的对比。杜甫伟大的人格缘于诗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崇高爱国理想。正基于此，杜甫草堂诗才能在闲适当中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深忧虑和极大关切，这便是草堂诗之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