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修辞解构-文学论文

《画皮》是《聊斋志异》中最为人们熟悉的篇章之一，这不仅因为它曾被搬上银幕，也不仅因为它在全书林林总总写好鬼佳狐的题材之外独写恶鬼，别树一帜，同时还因为这个故事寓意丰富，很有启发性。但是，对于《画皮》的寓意认识，历来多失之肤浅，这主要是因为对作品的对仗叙事修辞缺少确切把握造成的。
对称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之一，譬如人生双目、双耳，左右对称；譬如正电子与负电子，正电荷与负电荷，物理对称。对称反映与表现在叙事修辞里即是对仗，它是代表大统合思想的辞式，把阴阳、上下、左右、正反、表里等二元对立、相反相成的事物包容综合在一起，在特定的文本里传达特定的叙事寓意。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先把《画皮》的主要情节简单叙述一下。故事说的是一个王姓儒生一天清晨路遇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艰难独行，问之说是一大户人家的妾，因不堪受虐而出走。王生将她带回家养在书房里，并跟她行男女之事。后来发现这个美女竟是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披了张人的画皮所变。王生虽竭力躲藏，但还是被恶鬼挖去了心脏而死。恶鬼后来被一道士制服毁灭。除鬼之后，王妻哀求道士让丈夫起死回生。道士让她去集市找一个肮脏不堪的疯乞丐求救。众目睽睽之下，那疯乞丐百般凌辱王妻，最后吐了一大把痰让她吞下去，便掉头而去。无助的王妻回到家把丈夫入殓时，那吞下的痰从口里跳了出来，掉到他丈夫的心窟里，变成一颗活生生的人心，王生于是重新活了过来。
加拿大著名学者高辛勇先生在北大演讲时指出：从王生好色丧命的情节看，《画皮》这篇故事有很明显的主题与道德含义，它显然在说美色是表面的，肤浅的，它警告人不要为美色所迷。国内学者孙稔穰也持相似的观点，孙氏说：“作品中的王生就是一个被假象迷惑而自招灾祸的典型。……王生的形象启示人们：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才不致招来外鬼；而贪慕财色者，最容易上当受骗，落入别人的陷阱。”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演，认为作品形象重在传达好色不如好德的寓意，要人们遵从圣人所言“好德如好色”。但故事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人们的解读往往忽略了它的第二部分：王生贪色丧命，其妻忍辱使他回生。当然，真正扮演起死回生角色的是一个道士和一个邋遢乞丐〔邋遢乞丐也是道教或佛教中人物。故事的前后两部分分明是采用对仗叙事修辞的形式。前一部分是对儒家的贬抑^儒家“好德如好色”的训示没有效用，一个读书人失足丧生；后一部分是对通俗道家的推崇一王生失足丧生的悲剧却由通俗道家出面除鬼救人，化解了它的悲剧性。从对仗叙事修辞的形式上，我们不难归纳出这样一个寓意：外表美丽者能使人丧命，外表邋遢者却有益于人。据此可进一步得出一个普遍的原则：表里并不相称，甚至截然相反。这样，由原来道德说服到儒道争持的叙事主题就被调整到一个新的层面，即指向表里是否相应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聊斋志异》的其他篇章里也有过多次不同程度的反映，如《嘉平公子》里仪态秀美、风度翩翩的嘉平公子，竟是个白字连篇、胸无点墨的大草包；《妾击贼》里外表柔弱、屡受正室鞭打而历来顺受的的某妾，却是个身怀绝技、击群贼如踏蚂奴的武功高手；《考弊司》里表面上孝悌忠信、礼义清廉的虚肚鬼王，实际上却干着索受重贿、割人髀肉的罪恶勾当；《佟客》里慷慨自负、以忠臣孝子自诩的董生，一遇强盗便弃父自逃，原形毕露。其实，《画皮》拆解的正是儒家传统里表里一致的人生哲学观与认知论，它的哲学基础便是道家的“正言若反”观，所谓“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综上所述，可以说道德规劝即要人们不为美色和假象所迷惑，而要好德如好色，只是《画皮》浅层的和局部的寓意，而其深层和整体的意义则是道家思想对儒家观念的双重解构^不仅道家救活了失足丧命的儒生王某，而且儒家所信奉的表里如一的人生哲学观也被道家的表里相反所取代。这一深刻而丰富的叙事寓意的传达，正是对仗这一叙事修辞的成功运用。二、《书痴》讽拟叙事修辞解构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篇章是揭露与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黑暗与罪恶的，其中广为推崇的是《叶生》、《司文郎》等篇。其实，要论揭露与批判的深刻性与启发性，当首推《书痴》。不过，要领略《书痴》之妙，先决条件是必须深层解构其讽拟叙事修辞。
所谓讽拟叙事，就是借他人话语说话，“并且迫使他人话语服务于完全相反的目的。”⑵这种借他人话语说话，但赋予与原意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意思，往往能造成幽默诙谐与讽刺的效果，从而丰富叙事寓意并强化叙事意图的表达。
《书痴》讽拟的文本是宋朝皇帝宋真宗的《劝学文》：“富贵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云云，在这里语义指向本来是间接的，比喻性的，可作者却因文生事，以喻为真，塑造出一个名叫郎玉柱的“书痴”形象。郎生把《劝学文》所言落到实处，深信书中会冒出个黄金屋、走出个颜如玉来。他不论寒暑，昼夜苦读，二十好几，不求婚配，虽久试不售，依然痴心不改。接下来奇异发生，故事情节按《劝学文》的误解义衍生开来^"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相继以实体形式出现。上面说过，《书痴》讽拟的是《劝学文》，是对《劝学文》的误用与衍生，因而要理解其叙事寓意就必须确切解构其讽拟叙事修辞。《劝学文》的作者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宋真宗〗，许多人在解读《书痴》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殊不知这正是该文要讽刺、揭露与批判的，也就是说，《书痴》把讽刺与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这正是它寓意深刻之所在。封建皇帝鼓吹读
“四书五经”，宣称书中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郎玉柱昼夜苦读，“不间寒暑”，不可谓不勤，可这些东西并不属于他，他得到的只是心智受到极度摧残，“苦不得售”。封建最高统治者鼓吹读“四书五经”的欺骗性与毒害性昭然若揭。为了进一步揭露与讽刺，《书痴》误用与衍生《劝学文》，写“千钟粟”有了，只是“败朽已成粪土”；写“黄金屋”有了，只是“镀金而非真金”；写“颜如玉”有了，由夹在书中的纱剪美人变成个实实在在的佳人。不过，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颜如玉出自《汉书》，而非“四书五经”。先前郎玉柱昼夜苦读“四书五经”，神滞心痴，“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如此也没出现个颜如玉，而在细读“异”书《汉书》时竟出现了颜如玉，这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这里的讽刺事实上也带有作者强烈的自我反讽意味。蒲氏从弱冠入棘闱，直到须发皆白，还在应试，甚至到72岁，还为那个“岁贡生”的虚名，顶风冒雪奔走。王志民先生在分析蒲松龄屡试不第的原因中就有一条“蒲氏好奇成癖，肆力于谈狐说鬼，空有追求功名之志，而没有走专攻举业之路”，131可资印证。第二点，读《汉书》读出个颜如玉，而颜如玉却再三劝阻郎玉柱读书，声称“若不听，妾行去矣”，这就成了一个悖论，得也读书，失也读书。这个悖论又是一个入骨的讽刺。试看，颜如玉之所以不让他读书，是因为“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耳。试观春秋榜上，读如君者几人？“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举业之道，功夫完全在书外。故而颜如玉教他“博饮”、“结客”、“枕席”诸事，他学会之后，颜如玉告诉他“子可以出而仕矣”。其揭露，其讽刺，可谓深刻而辛辣。需要指出的是，这揭露，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揭露，这讽刺，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讽刺，而不是如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对书痴郎玉柱除读书之外诸事不通的讽刺。
《书痴》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统治者的揭露与批判还进一步体现在书痴郎玉柱的后来变化上。县令史某想霸占颜如玉，将郎玉柱害得家破人亡。残酷的现实让书痴大为觉醒：必须不择手段地爬上去，爬上去可以作威作福，爬不上去就被人欺凌！郎玉柱学会了一整套政治斗争手段，中进士后，处心积虑到仇人家乡做官，细心查访仇人恶迹，终于“籍其家”，报仇雪恨！郎玉柱从只知道书斋死读书到在官场熟练地走门子；从软弱无助、像待宰羔羊的受害者，到纵横捭阖、像狡猾的狐狸复仇；从心思单纯的书痴到心机缜密的官员，郎玉柱做官前后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是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社会现实“教育”的结果，这哪里是什么“学而优则仕”，分明是一幅封建科举摧残人性、封建官吏鱼肉百姓的官丑图。
讽拟是《聊斋志异》塑造“怪异”、曲折反映与批判现实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书痴》深刻表达其叙事寓意的成功之所在。
三、《黄英》反复叙事修辞解构
重复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大到天体演化、四季轮回，小到吃饭睡觉、工作学习，重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毫无疑问，这个普遍现象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认知方式，当然也肯定会对人类的写作产生巨大影响。重复叙事修辞是代表“同质叙事”思想的辞式，它通过对词语、事件、场景、人物、主题、动机等的重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叙事者的意图与文学形象的寓意，是通向作品内核的秘密通道。
《黄英》是《聊斋志异》的优秀作品之一，在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形象里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以“致富乐道”对儒、道两家“安贫乐道”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进行质疑与否定，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其叙事主题的发人深思与充分展现，是与其重复叙事修辞的成功运用密不可分的。在《黄英》中，这种重复叙事修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重复先前文学作品(含历史事实：)的内容和要素，来实现作品文本间的互文性，从而强化形象塑造和叙事寓意的表达。
《黄英》借用了陶渊明笔下的菊花意象，刻划了陶氏姐弟俩作为菊花精的形象。文中三郎“自言陶姓”，可以理解为暗扣陶渊明，而“黄英”则暗扣菊花；当陶三郎告诉马子才自己要卖菊谋生时，马极鄙视他，言中有“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之辞，用的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典；当马子才耻以妻富，要过清贫生活时，黄英有“妾非贪鄙，但不少置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之语，直接点出了陶渊明，自称是其后人。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征，菊更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黄英》把“菊花的意象精灵化，从中体味出高士雅洁和名士风流。”⑷在陶三郎身上，明显可以看出陶渊明、嵇康的名士影子，而这反复的又是《世说新语》文本。何谓名士？《世说新语》里记载王孝伯的话说：“名士不必须有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騷》，便可称名士。”作品对陶三郎的描写为“丰姿洒落”，“谈言騷雅”，在气质和谈吐上符合名士“熟读《离騷》”的条件，而“常得无事”自不待言，至于“痛饮酒”则是作品叙写重点，陶三郎两次痛饮化菊，其状“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如拳”，这又与《世说新语》对于名士嵇康的描写“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相合。由于不同文本间的重复与参照，拓展了叙述空间与叙事张力，强化了形象塑造及叙事的隐喻性表达，收到了以少胜多的效7果。
第二，以重复文本的自我事件来营造氛围，通过其发展与变化，丰富作品的内容，加深作品的意义。“文学作品是一种层次构造。”《黄英》文本事件的自我重复处很多，既丰富而又富有变化，其主要之处有以下三者：一处是作品开头与结尾部分马子才两次邀请陶三郎一块居住的事件重复，另一处是作品中间部分马子才与黄英两次合居的事件重复，再一处是结尾部分陶三郎三次化菊的事件重复。关于陶三郎三次化菊，前文已有所涉及，其前两次痛饮之后化地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如拳”，而第三次是陶三郎二次化地为菊后马子才“拔之”“以观其变”，致使其死而不复生，黄英伤痛之余，掐其梗埋于盆中长成的，“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真是此花不与别花同，作品通过陶三郎化菊的反复叙述，刻划其名士形象，拓宽联想与丰富意蕴，菊之纯洁之性、傲霜之气、高尚之节、君子之风……这里已分不出是以菊喻人还是以人喻菊，人与菊已经浑然一体，实可谓是“名士之菊”丨那么，“安贫乐道”是不是名士君子应取的价值观与最高人生境界呢？作品通过马子才两次邀请陶三郎一块居住的事件重复，拆解了传统的名士君子的价值取向，作出了全新的诠释。马子才是位爱菊如命的清贫士子，“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在他不远千里去金陵寻到一种菊之佳品的归途中，遇到了搬迁的陶氏姐弟俩，因志趣相投便邀请他们落户自家院落同住。马与陶天天一块种菊赏菊，过着传统的“安贫乐道”的士子生活。打破此平衡的是陶三郎，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告诉马子才自己决定卖菊谋生。从商求富这是对传统士子观念的反动，以清高自居的马子才自然十分鄙薄：“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已颠覆传统“安贫乐道”观念的陶三郎作出的全新诠释是：“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陶三郎按照自己的思想行动，卖菊贩花，生活日富，买田增舍，“兴作从心”。经过事实教育与思想斗争的马子才，也渐渐改变了观念，这便有了他第二次邀请陶三郎一块居住的事件重复一在他“以妻富”“享用过于世家”时，他到金陵找回了经营花业的陶三郎，他们又整日饮酒下棋，读书赏菊，过着“致富乐道”的“风流高士”的生活。马子才两次邀请陶三郎一块居住的事件重复，表达了“致富乐道”对“安贫乐道”的拆解，加深了作品的意义，强化了叙事的主题，同时形成一种回环的叙事结构，直指中心。正如昆德拉所说：“这种震撼人的东西，这种叙述的魅力是如此简单，同时又是这般丰富。”16马子才是如何提高思想认识，接受“致富乐道”的现实的呢？这正是马子才与黄英两次合居的事件重复所要解决的，也是作品据此强化叙事寓意、引起读者思考的所在。马子才在妻子死后向黄英求亲，经过一段时间后得到黄英应允，可是在居于何处的问题上他们却产生了分歧。本来陶氏姐弟初来时马子才劈出南院让他们居住，自己夫妇住北院。而几年下来，黄英“课仆种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贾，村外治膏田二十顷，甲第益壮。”昔日的几椽小屋已变成大片亭台楼阁，而马子才小宅依旧。黄英要马子才到自己院落完婚居住，马子才认为“若赘焉”，坚决不同意；黄英只好“适马”，这是他们第一次合居。但黄英“于间壁开扉通南第，日过课其仆”，而家中所需，“辄取诸南第”。马子才耻以妻富，多次告诫黄英不要混淆南北财物，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后来只好“一切听诸黄英”，黄英大兴土木，建楼筑舍，“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矣。”但是马子才根深蒂固的“安贫乐道”、鄙视商人的观念使他难以心安，他责怪黄英连累了他多年的“清德”，于是黄英“于园中筑茅茨”供他居住，夫妻从此分居。但生活的不便与所需最终使马子才认识到“致富乐道”不是不可以接受的，甚至是非常需要的，这就有了他们第二次合居，而且是马子才“适黄”一从茅茨走向楼阁。其实，“致富”与“乐道”并不矛盾，只要“乐道”，“致富”有百利而无一害，那种把商人排除在道德之外，认为无商不奸的观念可以休矣。这就是该事件重复潜在的寓意与留给读者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确是相当进步与深刻的。
第三，以重复核心词语表现观念冲突，构建叙事主题，达到强化突出的叙事效果。
《黄英》重复的核心词语是一对对立的词语：“贫”与“富”。不算文中使用的它们的同义词，光是“贫”、“富”就各重复了9次和7次，主要用于叙写马子才与陶氏姐弟观念的冲突，以造成读者心理上强烈的感受，引起读者的思考，突出叙事主题。作品在开头写马子才邀请陶三郎一块居住时借马氏之口叙述其清贫：“仆虽固贫，茅庐可以寄榻。”接者写陶氏家“清贫”到“不举火”的境地，每天吃在马家。穷则思变，前文已提到陶三郎经过深思熟虑后对马子才说：“君家固不丰，仆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为常！为今计，卖菊亦足谋生。”于是有了“致富乐道”与“安贫乐道”观念的第一次交锋。马子才从“安贫”出发鄙薄陶氏：“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三郎从“富道”角度进行反驳：“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陶说理正，所以“马不语”，以陶胜告终。第二次“致富乐道”与“安贫乐道”观念的交锋是在黄英和马子才之间展开的。马子才虽然在第一次交锋中理屈词穷，但并没有因此提高认识，改变观念，和黄英成家后“耻以妻富”，心理失衡，责怪黄英连累其“三十年清德”，声言“人皆祝富，我愿祝穷耳！”黄英反驳道：“妾非贪鄙，但不少置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然贫者愿富，为难；富者求贫，故亦甚易。”“君不愿富，妾也不能贫也。”黄英并“于园中筑茅茨”供马氏居住，在事实面前马子才终于缴械投降。“致富乐道”终于拆解“安贫乐道”的观念而占据上风。文中“贫”、“富”词语多次的重复运用，启人深思。可以说每一次重复都在意义上达到一次增值，观念与情感表达一次比一次强烈，像螺旋式的攀升，以至直达叙事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