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我”的文化身份意识浅析-文化论文

导语《祝福》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隅一鲁镇为背景展开创作，小说以鲁四老爷为首的各色鲁镇人围绕着一个中心点一返乡的现代知识分子“我”揭开了各自的面纱。就作品的结构设计来看，《祝福》中的“我”是鲁迅精心设置的一个情绪结构对象，它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效果，使之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进一步推敲，作品中的“我”具有两种文化意义：作家创作时一种不完全的自我化身、社会特定文化语境的凝结。作为生活在20世纪初中国铁屋子里的一名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无论“我”间接还是直接地接触到祥林嫂，都抹杀不掉“我”对她命运的反思和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这是鲁迅自我解剖式的批判，更是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文化身份的自觉探寻，因为“身份是人们生存的一种意义方案”，“如果我们要对身份问题有足够的省察，对从事这种省察的主体的警觉，即知识者的自我批判就是不可缺少的”1所以，与祥林嫂灵魂的“对话”中，“我”把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诉求一文明批判意识与悲凉孤独意识全面展现了出来，体现出作家及社会启蒙文化对普通下层劳动妇女这一素材的独特价值判断，如此一来既增添了祥林嫂生动的形象意义，又加深了《祝福》深刻的文化内涵。二、文明批判意识《祝福》是受双重文化影响的鲁迅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中国社会现象时的观感。投射到作品中，“我”是一位离开故乡鲁镇，去探求新人生的“新党”知识分子。当“我”带着新思想返身去体验浸染在传统文化中的鲁镇的人与事时，自然因为带着启蒙时代对社会的忧患意识而引发出更深的感悟。面对鲁四老爷，“我”从骨子里充满批判与鄙视。在鲁镇，作为“新党”、“异类”的“我’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外来者，讲理学”的鲁四老爷则是固守传统的权势者。“我”和他之间仅靠血缘和记忆联系在一起，有着源自知识系统和社会权利的最根本的冲突，这是旧时代矛盾冲突的焦点之所在！见面后鲁四老爷大骂“新党”的发泄和书房的讽刺性陈设让“我”看到了一个礼教恪守者所谓的尊严、稳重与世故。
这种认识判定在祥林嫂的遭遇中得到确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封建礼教这一核心话语的创造者和最强烈的维护者，鲁四老爷时刻以“秩序中心话语”作为处事哲学。具体来讲，他主要以寡妇禁忌、家长制和祭祀礼制为标准来衡量祥林嫂的是与非。两次守寡来鲁家做工的祥林嫂多次使鲁四老爷皱眉头，因为她是寡妇，尤其第二次守寡简直伤风败俗，此其一。其二，祥林嫂的婆婆到鲁镇抢人，鲁四老爷尽管认为此事“可恶”，有悖于上下尊卑，但仍以中庸平和的态度淡然处之，是因为这符合封建家长制。其三，再度守寡的祥林嫂被拒绝染指祭祀的准备活动，并不是她没有先前麻利，而是因为其“不干净”，不符合祭祀礼制。进而，祥林嫂死于“祝福”时节被冠以“谬种”唾骂之，同样源于这不合时宜、大煞风景。在一个普通下层劳动妇女的命运里，“我”敏锐地洞悉了一个封建权势者内心复杂的文化世界一所谓“合法”的理学规范是无视人间正常的温情的。所以，在隔膜中“我”自然表露出对这一内心文化世界的抵触，并将憎恶的情感蕴含在对“鲁镇”的急切逃离中。
此时的鲁镇实际上是沉积着传统封建文化的中国社会的象征性缩影。传统封建文化麻痹着鲁镇人的神经。“我”回到鲁镇，看见他们“年年如此，家家如此”都忙着准备“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就感到沉闷和窒息，并显示出想要离开的急切，这暗示着“我”对这种文化氛围的抵制。更何况，祥林嫂又死在这种鲁镇氛围中。所以，在繁响与朦胧中“我”清醒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可以这么说，对鲁四老爷和他的鲁镇，“我”体现出无法融入与认同的逃离丨正如王富仁所说：“《祝福》中的‘我’无力拯救祥林嫂，但他却是小说画面中唯一深刻同情祥林嫂的痛苦命运，对鲁四老爷充满憎恨感情，对鲁镇保守、守旧的社会气氛感到愤懑的人物”㈤。因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我”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传统及其文化机制对“人”的束缚与改造能力，在鲁四老爷及其固守的文化堡垒的强力“辐射”下，“我”不仅为国家及国人的命运感到忧虑，而且为自己能否保存清醒的认知及战斗力感到担心。所以，“我”只能以“逃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焦灼与愤懑。
再者，面对祥林嫂的婆婆、柳妈、卫老婆子之流，“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论身份、论地位都不及鲁四老爷，但是却能够将祖上传下来的一套根深蒂固地刻在脑海里并付诸实践，或者公然用家长制的权威践踏一个无助者的尊严，牺牲其所谓的“贞节”换取现实的既得利益；或者于盲目的迷信中在黄泉路上推了无辜的祥林嫂一把，无意中维护着等级社会的礼制规范，担当起封建权势者“吃人”的帮凶。对他们无知地维护封建礼制规范、无畏地践踏人性，“我”深感痛恨，同样持一种批判态度！
如果说，《祝福》通过鲁四老爷等人同祥林嫂之间的必然联系体现了“我”自觉的批判意识，那么，不容忽视的是，作品同样通过“我”与祥林嫂之间并不必然的联系表达了一种对自我的批判态度。
或许，祥林嫂的死“我”不应该负责任，因为那是传统社会中各种力量合力“吃人”的结果。但在突然得知祥林嫂惨死在祝福时节里时，“我”想要急切地离开鲁镇恐怕除了鲁四老爷及鲁镇给“我”带来的不安，就是祥林嫂之死给“我”带来的沉重。因为，祥林嫂临终前充满希望地向“我”提出了“灵魂”与“地狱”的三问，惶惑中的“我”给予她一个并不明确的答案，最终让她带着困惑死去。对此，“我”有自己的思考：祥林嫂“向‘我’提出的问题是从迷信出发的，却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响”。⑷于祥林嫂而言，探求人生终极问题并不能显示其思想的深刻性，因为她的本质意识中只有愚昧无知，急切地发问只不过想解脱内心深处的惶惑，但是作为现代启蒙主义者，面对启蒙的可能对象祥林嫂的发问，“我”深感到只有忧患性认知而不能根本解救其精神痛苦的无奈，这于启蒙者自身来讲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所以，“我”近乎不负责任的回答是在无形中给了恶浊的杀人社会以一臂之力，对此，鲁迅以“逃离”的方式给予了严厉的自我批判。而这种批判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内在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的自我反思。
至此，《祝福》耐人寻味地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社会道德的批判、对自我灵魂的批判交汇在一起，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全面的社会文明批判意识的整体面貌。
三、悲凉孤独意识《祝福》通过“我”对鲁镇的现实人生作了近乎全方位的审视，并由“我”的社会思考折射出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文明批判意识。但另一方面，当“我”实际接触到“鲁镇”这一亟待启蒙与改革的对象时，作品又流露出了现代知识分子悲凉孤独的文化身份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鲁镇这一传统文化堡垒以及沉睡于其中的人，一是外来的负有社会启蒙职责的“我”自身。在看似对立的人物层面上，流露出不同内涵的悲凉孤独感。
祥林嫂是《祝福》中最不幸的人。她初次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工，为的是用勤勉躲避婆婆的逼嫁、换来替夫守节的安宁，但得到的只是暂时的微笑和白胖，收获的还是抢亲逼嫁；她再次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工，为的是用虔诚换来借居的地方，并忏悔自己一女嫁二夫的罪过，但得到的只是白眼和嘲笑，收获的是在祝福的喜庆氛围中死去。这个勤恳踏实的劳动妇女的多舛命运不仅没有获得世人普遍的同情与帮助，反而遭到玩味鉴赏、烦厌唾弃。其遭受的命运“捉弄”并不是根源于不可抗拒的诸如伤寒、狼袭的天灾，而是现实制度设置的悲痛人祸！短暂返乡的“我”对在地狱中挣扎的祥林嫂寄予了一定的同情，但更多的还是因同情而生的批判，因批判而生的悲凉。
诚然，祥林嫂的悲惨遭遇的确令人心生同情，但是面对这些现代启蒙者认为只要通过质疑就有改变认识进而改变命运的可能这一现状，祥林嫂却显示出了麻木、迟钝。她短暂一生的努力与其说是在和命运抗争，还不如说只是为了求得社会“合法性”言行标准的认同！沉重的奴隶意识和深刻的愚昧迷信使她越是循规蹈矩想努力获得走进秩序中心的资格，越是不断地被同类衡量、排斥。这种病入膏肓、尚无自觉、难以自拔的惨痛现实怎么不让人由最初的同情进一步地心生愤怒、倍感悲凉？因为对于礼制的恪守、对于宗教的虔诚也许可以安慰人，但这并不能保证对他人的爱和宽容，自然也就不能必然使人幸福。正如祥林嫂对于魂灵的执著追问，在这一点上，她可以存在同柳妈甚至鲁四老爷进行交流的薄弱基础，但是，交流的结果只能更加严酷地摧残一个将死的人，丝毫不能将她从死亡的冷酷中拉出。
小说细致的描绘深刻地说明了祥林嫂最终走向死亡的个人原因^灵魂的自食，小说同样清晰地体现出其最终走向死亡的社会原因一来自鲁镇的“排斥”，表达了“我”失望的忧伤。
祥林嫂一再回到鲁镇，是因为她无处可去，无以为生，也因为她希望成为熟悉她的鲁镇中的一员。但无论是上层的封建权势者，还是普通的群众都以相同的冷酷排斥着祥林嫂。鲁四老爷固守着自己的等级思想，维护着自己的等级权利，拒绝着不断自我救赎的祥林嫂；鲁镇人固守着传统的思想意识，玩味着渴望理解的祥林嫂的悲痛。他们联合起来把祥林嫂置于“孤独者”的位置，毫不留情地使他成为“祝福”时节里第一个“祭品”。这种毫无人性的漠然抹杀使“我”清楚地看到悲剧制造者的总体面貌，印证了自己在特定时代的忧患意识，那便是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传统社会里，传统文化作为维系封建机制正常运行的纽带，不仅催生了维护封建机制的上等阶级人种，也麻痹了下层劳动者的生存神经，他们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对人性、对自我绞杀的强大力量。同时，在丧失自我个性与人性的基础上，导致整个社会机制失却了鲜活的生命力。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我”在启蒙文化的熏染中较为自觉自主地去完善自我、启蒙他人、拯救社会。但年底的返乡之行给了“我”一种无形的重创，使“我”最终因为失去了启蒙的可能希望而生出悲凉之意。
再者，于“我”而言，在自我反省批判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孤独和苍凉。
“我”这个现代启蒙者在旧历年底祝福的热闹气象中回到了故乡鲁镇。“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暂时寄住在本家鲁四老爷家里。在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祈求来年幸福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回到阔别已久并无亲人的故乡？毫无疑问：“我”在现实生活中四处碰壁，几乎无路可走，回到故乡是为了求得精神与心灵的双重抚慰。但是，故乡依然如故：鲁四老爷没变、鲁镇的其他人也一样，甚至连“祝福”也一样没变，思乡带给“我”的是更大的失望。不仅如此，“我”与祥林嫂的相遇也成了促使“我”再次离开的推动因素。
在小说的结尾，“我”深深地感到，祥林嫂的悲剧是不能够触动宗法制社会中的人与物的，祝福时节飘扬的雪花迅速掩埋了祥林嫂倒毙街头的尸体，让一个显见的悲剧消失的无影无踪，鲁镇人践踏着祥林嫂的尸体在爆竹声中迎接祝福，消解掉了我的不安与疑虑，这种淡化悲剧的写法让人清晰地感受到“我”内心深处的愤怒与震撼，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我”内心的无奈，因为，祥林嫂的死更加深了“我”作为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悲剧意识，使“我”陷入了更深的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所以，在故乡“我”不可能找到任何精神和心灵的安慰，也不可能寻求到情感与行为的同路人，只能在孤独中再次离乡，寻求“别样的人们，别样的路”，即使“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即使只有我一个”，那种无奈与孤独感溢于言表。四、结语
综上，《祝福》用几乎无事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五四”启蒙语境中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文化身份意识的全面突围。一个具有启蒙责任的现代知识分子，介入到一个普通下层劳动妇女的人生故事中，并且使其散发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力量，是因为这个下层劳动妇女的人生遭际牵出了一个“20世纪中国黑暗铁屋子”的文化堡垒，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我”在对国人及社会的忧患意识支配下，空有敌视这一堡垒的批判思想意识，却无砸碎堡垒、营救出求生者及自我的希望，只能在犹疑彷徨、虚无颓丧中以“过客”般地前行来确证自我！这正是《祝福》所具有的厚重的文化意义，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文化语境中自我身份意识的自觉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