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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素质要求之流变浅析-文化论文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吴建章来源:原创日期:2012-04-14人气:757
一个社会对人的素质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是统治者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延揽人才提出的。这类需求虽然只代表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的利益,可以称之为“主观标准”。第二是社会的存在发展自身的需要,如经济、文艺、商业、手工业等各方面对人的需求,这类需求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可称之为“客观标准”。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的标准的全部。
一、先秦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
“三皇五帝”(伏羲、燧人、神农;皇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期,生存是第一要义,这个时期对人素质的要求集中反映在是否对生存起重大的作用。他们渴望有人能帮助他们战胜自然,改善生活条件。到了五帝后期,禹的儿子启破坏了禅让制,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在夏朝,君主以国家的名义选拔人才,决定教育的发展方向、水平和重心。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归纳夏代教育的特征为“以射造土”;商代是“以乐造土”;西周是“以礼造土”。夏朝是以武力开国、立国的。甲骨文中的“夏”字,“象人秉钺讲武之形”。而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除了对内镇压之外,还有对外的坚固或征战。因此,夏代“为政尚武”的国策就确立了。在夏代,高强的武功,精妙的射术是对人的素质的主要要求。杨树达考证,古代的箭靶叫“侯”,能发矢中“侯”之士。常被拥戴为雄长。而“诸侯”一词,即由此演变而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后羿,正因为是神射手才能得到权力和美女嫦娥的。商朝在意识形态方面建立起一套神权政治体系,把上帝、天命、鬼神等宗教观念加以大力宣扬。由于在祭祀和占卜活动中,借助载歌载舞的手段来渲染气氛。这种政治与宗教合一的局面,客观要求,同时具备文治和武功的人才来巩固统治。西周承袭前代,但将文治的核心由重神改换为尊礼。周代的礼制重心在于强调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社会规范借助伦理观念来约束人心,使言行合度;道德规范借助音乐教化来陶冶人格,培植自觉意识。周礼的核心内容为宗法制。“尊礼重施”决定了当时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是等级名分观念的培植,防止僭越,我国古代教育中的“重德轻智”的思想倾向由此起步。言行合度,有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周代对人的素质的主要要求。
纵观上古及三代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人治”社会,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主要是要有助于维护统治,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在文化上。对人的素质的主观要求占据主导地位。
二、封建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盛也促进了思想上的百花齐放。“尊尊”、“亲亲”的思想,不再一统天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为了扩充实力,竞相延揽人才,打破了“以射造土”、“以乐造土”、“以礼造土”的单一局面,就连“鸡鸣狗盗”之徒也纷纷登场。战国四公子,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都蓄有大量门客。秦相吕不韦传说有门客三千人。可以说是稍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尽入彀中。公元221年,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独以法家为“定于一”的标准,“崇法尚刑”,使文化、教育均纳入官方的轨道。首开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人才修剪培植乃至毁灭的先河。但秦代的暴虐统治使得秦在经历了两代之后便灭亡。
秦的覆灭使汉代的统治者的眼光重新回到怀柔政策上来。汉代初年,统治者借鉴“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的古训,实行“与民修养”的政策。他们发现,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节用民力、恢复生产有利,便将黄老之学当作国策予以推行。信奉这种思想的人便大行其道,以丞相曹参为代表。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之后,黄老之学便无用武之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用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来维护。汉武帝时,儒学大师董仲舒发展了儒学,更适合统治者的需求,于是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意识形态的统一,巩固了汉代的统治。社会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对人素质的客观需求便显现出来。汉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天文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对外交往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著名的“丝绸之路”就开辟在这个时期。这就客观上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对发展这些方面有促进作用的人才。这类需求事实上贯穿所有社会形态,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类需求表现是隐性的,作用却是明显的。统治者对人素质的“主观需求”和社会对人素质的“客观需求”构成了我国古代对人素质要求的主要方面。这两个方面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矛盾。如,唐玄宗爱好音律,就设立音乐学院号称“梨园”,这虽然是统治者的“主观需求”,但也是当时太平盛世中人们的“客观需求”,这两类需求得到调和,客观上促进了音乐的发展。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对人的素质的要求大致一样,在“治世”与“乱世”略有不同。在所谓的“乱世”,如南北朝、五代时期,由于政局比较复杂,统治者的要求也千差万别。但正是因为这种差别,使当时人才的需求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局面。从南北朝和五代的教育可以看出这一点。据《中国教育发展史》介绍,魏晋偏重文学知识,前秦重律学知识、刘宋重史学知识、北周重校书修书知识。在所谓的“治世”也就是全国一统的情况下,对人的素质的要求大致相同。一般来讲,在开国初年,比较偏向于能冲锋陷阵的武将,取得天下后又比较偏向于有安邦定国才能的文臣。在宋初表现的尤为突出。宋代的开国皇帝是武将出身,但为了长治久安的统治,在建国之初他即有“杯酒释兵权”之举。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文官政治逐渐定型,军事将领的分权皆受文官的节制,“宰相须用读书人”遂成定制。
三、封建制度衰落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
清代后期是封建制度的衰落时期,封建制度的腐朽本质日益显现出来。这个庞大的帝国走向衰落之际却是西方各国崛起之时。列强通过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陷入了一种悲惨的境地。无论是统治者内部还是有识之士,都希望改变这样一种情况。在统治者内部产生了“洋务派”。他们幻想通过在不改变政体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病根。严复是清末思想界的激进派,他把西方的天赋人权、个人本位、个性自由、自由竞争等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并视此为国富民强之本。他还认为,民主政治并非“西体”,而只宜视之为“西用”,真正的西体是自由精神,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严复的思想对当时的影响很大。在这个时期,觉醒的国民迫切的需要推翻封建制度,需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这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需要。随着近代人本主义思想的传入,社会大众的觉醒,社会对人的素质的“客观需求”逐步发挥了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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