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洁早期小说对男权传统的认同-文学论文

“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私密、最隐讳的东西，是人们所最为不耻的东西。时过境迁，当今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人们耻于谈性的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浸淫在人们生存的现实环境之中。这在女作家张洁的早期作品中可略见一斑。
张洁早期作品所体现的爱情多是男女两性心灵的的呼唤与精神的对话，对人的生理欲求则采取回避的态度，在多篇小说中她都抹杀了女主人公的性意识。《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与老干部之间那“镂骨铭心”的爱情确实令人难忘，然而在这样近乎神话般的爱恋中，苦恋二十多年的男女主人公一生接触过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维持他们之间感情的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吸引。然而，他们的恋情却是幸福与不朽的。
可这种纯粹的精神之爱虽然至情至美、打动人心，却难免令人心生疑惑。因为爱情本是建立在男女两性性吸引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样的描写难免显得不近人情，那么作家在此回避女性的性别体验，规避了性爱，就不能不说明在潜意识之中她对“性羞耻”文化心态的男权传统规范的认同。因此，无论这爱是怎样的纯洁无邪、动人心弦，可远非是真实可信、富有人性的。钟雨的女儿珊珊就喊出了这样的话：“这要不是大悲剧就是大笑话。别管它多么美、多么动人，我可不愿重复它！”这也许说明作家多少也洞悉到了它的局限。此种对性爱的选择表面上看起来是由女性逐渐形成的自主意识所决定的，但实际上却摆脱不了男权传统的禁锢。与其说这是对抗男人的性专制，不如说是对男性文化的标准中性描写禁忌的顺从。
二、“雄化”女性形象对男权传统的认同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一直被视为男性的附属物，“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的传统女性观使女子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几千年来逐渐沉淀为一种深厚的文化意识，难以剔除。百年来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平等”等口号的提出，使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她们终于可以走出家门，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然而，她们的真实处境又是怎样的呢？张洁的作品就像人们展示了这些“出走的娜拉们”。
这些女性虽然性格各异，但都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新一代女性，她们都主动追求自我价值和人格独立。可是她们无论外貌气质、行为举止还是思想观念都背叛了传统女性规范。首先她们都不漂亮，《方舟》中的三位女主人公则可以说是丑的：她们有着像久经风吹日晒的木头般的额头，像麻秆一样细的小腿，苍白、没有一点光泽的脸。其次她们在行为上比男人更像男人，她们都会抽烟骂人，对相夫教子、居家过日子完全不在行，连一盆花也养不活，房间里总是有一股动物园的味道。她们努力地在社会中生活，实现自我价值，但却步履维艰。生活与工作的种种不顺心使她们只能把事业作为自己精神上的最后支柱。
可是，对事业的追求却伴随着爱情、家庭、孩子等女人最基本权利的丧失。她们牺牲了特有的女性价值就是为了实现男女平等。可事实上，所谓的“男女平等”实际上不过是向男性所代表的“人”看齐，因为这平等的标准是男性。那么，她们孜孜不已地追求的独立自尊、事业有成都是男性的标准，也就是说要独立平等就要像个男人，这完全是对女性性别的扭曲，女性独特的性别身份反倒在追求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失去了。张洁在此也陷入了迷惘，也许女性性别与事业注定“是一个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要事业，你就得失去做女人的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女性的独立之路到底在哪里呢？
三、母性牺牲对男权传统的认同
经历了爱情痛苦挣扎和事业艰难追求，女性仍然难以在男权传统的世界中找到立足之地。于是张洁转向了精神的自我完善，以期女性能够在痛苦磨难中建立起不依赖于男性的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祖母绿》就展现了曾令儿宗教殉道者般的母性牺牲精神。曾令儿年轻时就为了爱左葳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于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她为左葳承担了一切责任，曾令儿被打成了右派，她在边陲小城艰苦生活20年，并忍受了屈辱和鄙视孕育了她和左葳的孩子陶陶，可陶陶没有长大，他淹死在了一个池塘里，曾令儿忍受了失去爱子的巨大悲痛成为杰出的计算机软件专家。就在曾令儿失去了所有个人幸福的时候，卢北河和左葳却仍然计算着要利用她，而她毅然决定再次奉献自己。这样，曾令儿终于完成了她无穷的奉献，实现了“无穷思爱”。曾令儿超脱了，她“越过了人生的另一高度”，从两性之爱经由母爱最终走向了无穷思爱，可无穷思爱在其本质上无非是母爱的延伸，是母性牺牲的继续。在这一意义上，曾令儿与卢北河是一致的，她们都为了爱情，奉献了自己，并且毫无怨言。左葳却踏在两位女性的身躯上，以她们的血泪铸就了自己的成功之路，而不自知。
在传统的社会规范下，母性的牺牲一直倍受歌颂，无非是因为男性的需要女性牺牲，永远不计回报的奉献，以成全男性的生命与事业，这完全是男性按照自我的需求对女性的构想。而曾令儿的形象则完全符合传统中对女性的想象：年轻时她为爱人奉献一切，人到中年她丧失了所有人生幸福，却仍然以博大的母性胸怀再次献出了自己。她无止尽的奉献和自我牺牲也许能实现部分的自我价值（在事业上），然而这掩盖不了她在爱的基本权益方面的严重匮乏，“无穷思爱”也只是一种情感转移，一种自我安慰罢了。所以，这远远不是女性独立的自主意识，而是对男权传统的再次服从，女性仍然没有完成一个独立的“人”。
张洁小说未能真正走出男权传统的阴影，与社会的文化背景和作家的个人经历都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整个社会从古至今都处在男权话语的统治之下，男权主义的价值取向浸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标准无一不渗透着男权文化精神。其次，坎坷磨难的生活、独特的感情经历铸就了张洁知难而进、坚强豪爽的男儿气魄。而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提高，“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深入人心，张洁必定会受此影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事实却是：在“男女平等”的政治神话笼罩下，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特殊生理、心理特征与审美规范被抹煞掉，其性别身份消失在宏大叙事中。这一切使张洁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表现出对男权价值规范似反叛实认同的心态，深陷在男权传统的陷阱中，未能真正走出男权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