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尔摩斯小说初入中国译介的时代性特征-文学论文

侦探小说源于美国作家爱伦·坡，第一篇侦探小说是他的《莫格街谋杀案》(1841)，第一个业余侦探形象是小说中的杜宾，最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是英国的柯南·道尔，最知名的虚构侦探形象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目前研究得出侦探小说最早进入中国的时间是1896年（中国光绪二十二年），刊于《时务报》第一册，名为《英国包探案访喀迭医生奇案》。至此以后，侦探小说在中国一直长盛不衰，80年代以后，翻译侦探小产大量出版，达到了一个高潮，此后仍不断再版，是我国翻译通俗小说的一个主要势力，对侦探小说影响很大。
19世纪末，甲午战败，民族危难，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大转折时期，兴起了一个“自强保种”的维新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借取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进行深刻的人文思考，并以报刊为宣传媒介对国民进行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维新人物通过他们所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纸宣传“民权”思想，这一时期的报刊对社会底层民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人文关怀。
此时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翻译热潮时期，大批的外文图书资料涌入中国，这些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外文作品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征，福尔摩斯系列小说进入中国尤其具有这个特征。首先，小说被译介的时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福尔摩斯出世于1891年，当时在英国的刊物《海滨杂志》上登载之后便受到热烈的追捧，成为风行一时的英雄人物。以梁启超等人为首的一批维新派的目的是宣传西方的政治思想，借助文学来教化当时的中国民众，而名气最为响亮的福尔摩斯便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于是来到中国的福尔摩斯带有了宣传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开化民众，倡导革新的新“任务”。
其次，翻译语言具有时代性特征。福尔摩斯小说初期在中国的接受群体并没有真正根植到大众中，经过翻译的小说接受者只限于识字看报的人，纠其原因，白话文运动之前的文学仍然处于言文分离的尴尬境地，它不同于中国自身成长起来的小说，本土小说起源于话本、拟话本小说，本就是先口传后文记的作品，有着广泛的群众，而翻译小说是由知识份子译介过来的，它的语言较为艰涩一些，带有当时文字全白或半文半白的特点。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在《时务报》第六册开始连续刊载《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后，第九册开篇有一句话“身披黑色一口钟”，英文原作内容为“achurch-clockdown”，意思是肩上披着一件黑斗篷。在我国小说中就已经出现过用“一口钟”来描写类似斗篷的衣物，如《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中一句“一件破烂流丢一口钟”正是指一件衣物。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张坤德的翻译十分精妙，是符合当时语言的时代性特征的。
再次，译者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征。对翻译人员的要求主要是他的外语水平和再创作的水平，我国第二次翻译热潮的译介者以第一批留洋学生为主，再加上因家庭贫困到外来传教士开办的免费的教会学校上学而学到一门外语并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份子，和极少数自学成才担当翻译人员的外语爱好者。这些翻译人员大都关心时事，不满于国家落后的现状，希望借助外国文学作品的宣传来倡导其政治思想。他们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以国际时事政治新闻、评论为主，侦探小说以其新颖的叙事方式，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受到了译介者的青睐。另外，当时《时务报》的办刊宗旨是“广见闻，免夜朗自大”，以求新，求变而独树于报刊界，译介者在选择外文小说翻译的时候，也会更倾向于福尔摩斯小说。
最后，被接受者具有时代性特征。小说在中国历来是茶余的消遣读物，这个现象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得以改变，逐渐成为登堂入室的文学作品。由于国难当头，民族情绪高涨，读者们对时事政局，国际形势也是迫切关注，这使得福尔摩斯小说成为维新派介绍外国人文思想和社会风情的一个窗口。而《时务报》引进介绍侦探小说来到中国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当时还没有兴起白话文运动，此时被翻译的福尔摩斯小说并不是大众读物，真正会看并接受的人仅仅局限于开明人士，有维新倾向的人，接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和维新派，是并不“通俗”的通俗小说。
从福尔摩斯初入中国至今已一个世纪有余，由于种种原因，福尔摩斯深入人心真正成为通俗小说流行于中国，并受到爱好者们的大力追捧的时代是在八十年代小说重新被译介到中国之后。摆脱了当时作为教化工具的身份，福尔摩斯小说以更为鲜活真实的形象作为最伟大虚构私人侦探存在于当代读者们的心中。回顾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侦探小说初入中国时被翻译的“面目全非”样子，可以窥探当时翻译作品的独有的浓厚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