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白的帝都情结-文学论文

帝都长安进入文人的笔下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京都赋创作。我国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首选赋，赋分十五类，首京都赋。选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等。汉代的京都赋对帝都长安的市区街衢、宫殿丽景、畋猎娱游、风俗礼仪等诸多方面有细致入微的描绘。而京都赋之外的“游猎赋”“郊祀赋”等亦有对帝都的多维描绘。帝都在汉代赋家的笔下具有了至关重要的内涵，因为汉代赋家对帝都长安是有着一种推尊的心态。帝都象征着皇权，象征着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帝都又是政治权利的中心，因此对帝都长安在文人的心目中也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帝都长安成为文人心目中的向往之地，帝都长安至此开始称在文人的梦想和希望。汉代京都赋一方面开启了歌咏帝都的创作传统，另一方面使帝都长安初步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开始承载文人的梦想和希望。
大唐开国之初，太宗李世民有《帝京篇》诗十章，其《序》云：“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很显然起帝京篇的创作是追慕汉代的京都赋的传统的。其《帝京篇》其一云：“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连薨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这显然是受到海带京都赋的影响，对帝都长安的描绘是远景式的展现，其对帝王之都气宇轩昂气势的再现于渲染让人感受到帝王之都的巨丽与豪奢。此时虽然带有汉代京都赋的胎记，但它毕竟是以诗的形式对帝都长安展开描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为以后的诗人展开描绘帝都开了一个新的范式。
到了初唐四杰，他们笔下的帝都长安则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如骆宾王之《帝京篇》诗以长篇歌行体对帝都长安展开描绘，极尽铺排与豪华，呈现出赋的手法的影响。帝都长安至此已非静态的长安，而是承载了世人丰富的情感，承载了诗人强烈追求功名的企望，承载了诗人失志之后的愤恨与不平，承载了诗人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的无法释怀的帝都情结。至此，帝都长安已经具有了深刻的内涵，成一种情感符号。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之《长安古意》在极写车骑、宫殿、林苑、歌舞的豪华之后指出一切荣华富贵界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帝都长安在他们笔下承载了太多的情感承载了太多的内涵。其中有他们的理想、失望、欢笑、泪水。可以说帝都长安在四杰的手里已经完全情感符号化，已经成为内涵丰富的情感载体。
到了李白，他无须再对长安作任何细致的描绘，它只需要承接前人对帝都长安倾注的一切，在一字一句的上轻轻一点就可倾注他浓重的帝都情结。正是由于此，李白以遗貌取神的笔触歌咏长安，寄寓其无法释怀的帝都情结，从而使他的诗歌具有了前人无法比肩的巨大成就。

二、李白的帝都情结

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李白以布衣之身受诏入京，至天宝三年(744)天子“赐金还之”，李白仍以布衣之身结束待沼翰林的生涯，前后仅有两年多时间。在李白六十余年的人生岁月中，两三年光阴本不算漫长;然而帝都长安之行的特殊意义却使李白心中留下了一段与帝都长安不解的情缘。
被赐金还山之后，李白多次通过诗歌创作表现自己对帝都长安的追忆：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昔献《长扬赋》天开云雨歇。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昔在长安醉花柳，王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类此的诗篇还可举出不少。送亲友入秦，他立刻联想起白己在帝都长安的岁月;与朋友赠答，不忘再现当日的辉煌;泛舟洞庭，却“记得长安还欲笑，不知何处是西天”(《游洞庭五首》其三);戏马上山，习惯性地“回鞭指长安”(《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时客逢崔待御并登此地》)。不独诗歌，李白的书表也记载下他那段引以自豪的历史。例如《为宋中承自荐表》云：“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我们注意到，伴随李白再现当日具体场景的是强烈而丰富的情绪体验，其中既有因名扬京师、耸动人主而产生的兴奋与荣耀感，也有出入禁宫、润色鸿业所带来的成就与满足感，还有“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的失败与被弃感，这此由于政治上大起大落而产生的大喜大悲的情绪，一直与李白个人经历的信息同时贮存着，正是它们的存在使得李白对帝都长安的回忆十分清晰和鲜活。受诏进入帝都长安是李白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光，必然激起他不同凡响的情绪反应，而且在其内心世界引发的决非一时的激动，而是一种强烈的、持续时间长久的激情，由此所产生的对诗人生命的影响程度直接刺激着诗人的记忆联想能力，并决定其记忆的清晰度。
李白的“帝都情结”不仅表现为中晚年时期对帝都长安频繁的回忆，而且表现在青壮年时期因向往帝都长安而激起的强烈冲动。走进帝都长安作为一种内在动力，促使他以自己特有的热情与毅力，锲而不舍地敲打着帝都长安的“大门”。长安，李唐王朝的京城，政治权力的中心，是唐代包括李白在内的众多文人梦寐以求、心驰神往的地方，一批又一批士子满怀希望，不辞辛劳，浩浩荡荡地奔向长安。晚唐诗人聂夷中曾在《长安道》一诗中描写了长安道上的热闹景象：“此地无驻马，夜中犹走轮。所以路旁草，少于衣上尘。”诗中所展现的正是唐代文人的群体形象。李白早有四方之志，素以帝王师自期，纵横家的影响为这位性格外向的诗人增添了许多豪侠之气，他从不讳言政治上的雄心，其《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公开表达了自己欲“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远大理想。“愿为辅弼”实质上意味着渴求进入最高权力机构，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资格和机遇。欲实现这一理想，同样需要帝都长安的接纳。“天宝中，皇祖卜沼，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李白终于如愿以偿。多年的梦想成真。这来之不易的成功必然会在他的情感世界中掀起巨涛，大笑出门，昂首进京，置身金殿，步随龙辇，天子礼遇，名动京师，亲临日边，出入宫禁，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就在眼前，李白内心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适、自豪与满足的情绪。然而，李白很快从虚幻的光环中走了出来，进京后的现实处境使他的喜悦与自豪失去了继续保持下去的条件，“格言不入，帝用疏之”，“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李白原有的狂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失望、痛苦之情。
事实上李白没有将长安视为自己的终老之地，其理想人生是“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帝都长安只是他完成历史使命的政治舞台。然而现实却给他以沉重打击，政治上的一无所为使他近二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尽管李白对“丑正同列，害能成谤”的政治局面已有所认识，并由此萌生退意，但是离开帝都长安对他而言，毕竟意味着被弃、被逐，标志着政治上的失败，因此，他倍感痛苦，心有不甘。当他一步一回头步出京门，帝都长安始终是他梦绕魂牵之地，对帝都长安的美好回忆，因为能够减轻李白政治上太沉太重的失落感，而不失为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同时，东山再起，重返长安成了李白后半生生命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于是，“帝都情结”再一次表现在对帝都长安的思念之中。“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的悲哀，仍然将目光一次次投向帝都长安。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冬，李白受永王李璘再三邀聘，入其幕府，慷慨从军。孰知肃宗以叛乱之罪讨伐李璘，璘兵败身亡，李白也因反叛罪蒙冤人狱，长流夜郎。这一段经历使李白遭到后人诸多指责，如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批评他“赞其逆谋”，明瞿佑《归田诗话》认为他“略无上下之分”。其实，李白之从永王璘既非主动投身叛逆，也非“由于迫胁心”，而是在“为君谈笑静胡沙”的使命感支配下，自愿出山的，其真实动机在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中有所披露。组诗第十一首云: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踌躇满志的李白以为施展抱负的时机终于来临，他要凭借白己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气概和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讨平安史叛军，西归长安与二帝会合。在人生暮年，李白欲实现的分明还是早年所立下的“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誓言。入璘幕府事件中起作用的仍是李白那无法释怀的帝都情结。
对李白而言，只要匡君济世的既定目标没有实现，逍遥隐退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他唯一的追求和最后的选择。帝都长安不是李白人生的乐园，却是他梦中的热土。从向往帝都长安，到奔赴帝都长安到最后回望帝都长安，李白屡经挫折而痴心不改，勇敢地凭借一己之力去奋斗与抗争。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李白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失败者，然而他的执着、热情、等人格因素所具有的超越功利的审美价值，使他拥有了永恒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