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中的希腊形象-文学论文

公元前490年，气势恢弘的波斯军队横渡爱琴海，兵锋直指雅典。然而出师不利，兵败马拉松，波斯国王大流士怒气冲天，发誓要雪洗兵败之耻。备战五年，不料病终，其子塞耳克塞斯即位。这位新的万王之王率领那个世纪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于公元前481年出发。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希腊与雄霸东方的波斯帝国在希腊中南部的萨拉弥斯湾爆发了世界历史上欧亚两大洲间首次大规模海战。波斯战败，从此一蹶不振，而古希腊则迎来了黄金时代。
《波斯人》正是以这一著名战争为背景，描写波斯人在萨拉弥斯湾的失败。这部充满战争色彩的悲剧并未直接描写希波双方在战场上的正面冲突，而是以离战场千里的波斯国都苏萨城王宫为场景。作为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这部戏剧中竟未安排任何希腊角色，所有角色都是波斯人，且主要是远在后方的王公贵戚。表面上看只是对战败方波斯的描写，但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的“对亚洲辉煌已逝的哀悼本身即是欧洲的胜利”，剧作家并非要呈现一个真实的异国形象，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一个波斯形象，“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说话并且由于欧洲的想象才得到表述”。作为一名参加过希波战争马拉松之役、萨拉米之役并引以为豪的希腊人，埃斯库罗斯有意无意地对异国波斯进行构建，而这种构建无法脱离构建者自身文化的参与，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见。言说波斯，其更深层的是关于希腊的表述。
剧中的战争情形是以信使向留守者报告战况的方式展开的。在宫中长老们和皇太后阿托萨的猜测与等待中，信使上场报告战争结果：“全亚细亚的都城啊，波斯的领土和财宝的藏府啊，怎么轻轻一打击，你们的幸福便消失了？波斯的花朵便枯萎了？……我们的全军覆灭了！”信使以“倒金字塔”的报告方式给出了波斯人全军覆没的战争结果，并以完全超出他个人身份的口气道出了这次海战的影响力——“波斯的花朵枯萎了”。实际上，此时战争并没有结束，波斯陆军几乎还是保持胜利的态势。但从战略角度看，萨拉弥斯海战确实是波斯从强盛走向衰败的开始。这种战略性影响竟从一个信使口中说出，而且是在整个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显然不是信使的话，而是剧作家借其口说出的，不是波斯人在述说战争，而是希腊人在讲述历史。
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埃斯库罗斯在剧作中不惜改变有关史料。古代波斯有着完善的驿站制度。他们修建驿道，制定了信息传递办法：“在全程当中要走多少天，在道上便设置多少人和多少马，每隔一天的路程便设置一匹马和一个人……第一名骑手把命令交给第二名，第二名交给第三名，这样这个命令依次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也就是说，传递波斯战败的第一个信使与最后一个决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而最后一个信使决不可能亲见战争的失败。为了使传达的信息真实可感，剧作超越了这一基本史实，“我们的大军完全失败了，快哭呀；料不到我自己尚有生还之日”，“长老们啊，我曾参与这次战争，这消息并不是听旁人说的”。埃斯库罗斯让目睹战败的信使一路回到波斯都城传递战败的信息。如果说这一安排是作者有意为之的，那么剧中波斯人多次提到宙斯的细节则是不自觉的流露。如波斯已故国王大流士亡灵出场时说：“自从我主宙斯赐予我们这种君主政体的光荣”，战败归来的塞耳克塞斯哭喊：“天帝宙斯啊，但愿死神把我和那些死者一齐埋葬吧。”事实上，宙斯是希腊谱系中的神，而波斯信奉的是祆教“七位一体”神阿胡拉马兹达。“宙斯”的多次出现，一方面说明埃斯库罗斯受自身所处希腊文化影响将胜利归功于神，另一方面进一步说明波斯人是希腊人的表述对象。在异国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建构者往往从自身需要出发，对异国形象进行重构和改造，以满足本国受众的期待。也就是说，异国作为他者必须去除他者性才能进入建构者的体系。
对于参战民族来说，战争是对其民族性格的锻造和重塑。那么希波战争无疑是一次希腊民族精神的锤炼。对比波斯，反观希腊，《波斯人》不仅写出希腊的胜利，更显示出希腊精神。
第一，自由的精神。由于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实行，希腊人普遍表现出一种自由精神。他们热爱自由，追求自由，享受自由，捍卫自由。《波斯人》开篇就是皇太后阿托萨向长老述说梦境：“我在梦中看见两位穿得很漂亮的女郎，有一位穿着波斯的长袍，有一位穿着希腊的短服。……她们的命运注定了一个生长在希腊，一位寄居在外邦。……这一对人彼此发生了争吵；我的儿子知道了这事，便出来劝阻她们，安慰她们；他用绊带系着她们的颈项，把她们驾在车前。有一位很高傲地带着靷绊，听顺缰辔的牵引。那另一位却竭力反抗，双手拆散了驾马的车具。她脱离了辔头，用力拖着车子跑，把衡轭拆成了两截。”作者以梦境影射现实，两女子各代表波斯和希腊，表现希腊努力挣脱枷锁、追求自由的精神。
第二，对神灵的敬畏和命运力量的不可抗拒。埃斯库罗斯的时代已经远离史前时代，但是，史前时期人类的一些观念、幻想，作为文化残留物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保留并融入了那一时代的希腊文化之中。他们对不可知的世界仍充满了敬畏，神、亡灵等超验对象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神圣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波斯人》中大流士的亡灵出现在国之将破的关键时刻。皇太后阿托萨请亡灵显灵，本意是要亡夫帮忙摆脱困境，但大流士却束手无策，把当前的失败归结为昔日的预言，还留下最后的告诫：“你们看这就是骄横暴戾所得的结果。……不要鄙弃眼前所有的幸福，想要贪多，反而浪费了许多财富。天帝宙斯惯于惩戒那些暴戾的人，他的惩罚是很重的啊！因此你们得用合理的劝告去警戒我的儿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那样暴躁，免得再犯天怒。”这简直不是大流士,而是希腊人在教训失败的波斯人。大流士的亡灵就这样渲染、强化波斯人必败的命运，大长希腊人的威风和志气。
第三，崇尚勇武。《波斯人》中信使对战争的回忆与描述充溢着战败者的心理特征，不自觉地夸大敌人的威力。在波斯人眼中，希腊人异常勇武，是不可战胜的。塞耳克塞斯承认：“他们是很英武的。我竟然看见了这意想不到的灾难。”长老们组成的歌队也提到：“希腊人是临阵不惧的。”在信使的报告中有更为详细的叙述：“等白日的光照耀到大地时，首先从敌方响出了一阵吼声，像是凯旋的歌唱……汹涌地冲出来迎战……正在这时候我们听见了一种很长的呼声：‘前进啊，希腊的男儿啊，快解救你们的祖国，解救你们的妻儿子女，解救你们祖先的神殿与坟茔！’”与希罗多德的《历史》对读，这未必是事实，却有不容置疑的心理真实，显示了作者不自觉地自我辩护的倾向。
希波战争，打垮了波斯，成就了希腊。希腊人从此有了他的文化身份，并通过自身所具有的身份去构建他者。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通过信使表述波斯，通过长老们表述波斯，通过皇太后阿托萨表述波斯，通过大流士和塞耳克塞斯表述波斯，实际上是剧作家通过自己的理性和想象表述波斯。在这种表述中，两种异质文化相互对立，通过对比凸显自身文化身份。所以剧中角色所有波斯人都没有积极的行动，没有一般戏剧强烈的冲突，只有消极的等待，等待既定失败消息的来临。当波斯成为被希腊表述的对象时，此波斯已非彼波斯，表述波斯的过程中潜藏着希腊的观念、思想、文化。波斯从一个对立面促成了希腊人文化身份的建构。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文化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自然形成的，它是人为建构，有时甚至是凭空捏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