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仁义思想中的墨家理论探究-文化论文发表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家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对建设当代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对儒家、墨家及其他诸子中的和谐社会理念都有所吸收。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中的墨家思想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墨家理论、杜甫仁义思想、人道主义、和谐社会

“诗圣”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里面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对人民、对国家的深切热爱，流露出人道主义思想情感。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杜甫作品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思想多是以儒家理论作为出发点来阐释，很少人以墨家思想作为出发点去研究杜甫诗歌中的人文关怀，进而来探讨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其实杜甫的仁义思想中还流露出墨家思想的痕迹。本文通过分析杜甫诗歌中所体现的墨家思想，可以让我们从多方面了解杜甫的仁义思想。同时，从杜甫仁义思想中的墨家思想探讨其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的影响，可以更好地认识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而，涉入本题进行分析研究非常必要。
墨家是中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最具有鲜明特色的一家。它是以开创者墨翟(约公元前 475— 约公元前396)的姓氏命名的学派。墨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位“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伟大思想家，是世界第一等博爱主义大家。它的思想非常丰富,独树一帜,影响巨大。因而,墨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唯一能与儒学并立、抗衡的显学。在历史长河中,秦以后,墨学经历了一段沉寂的岁月，成为一门“绝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又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伴随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墨子的思想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他提出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和“节用，节葬，非乐”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更是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也是我们有效促进文化和谐统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淮南子•要略》）后因觉“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遂决然举起叛旗，背周道而行夏政。可见墨子最初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破旧立新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同时也贯穿《墨子》全书之始终，与之相适应的，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墨子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定为墨家学派总的宗旨。
由于师出儒学，在儒学影响中国古代文人的年代，墨学可以说也在无形中对文人的思想产生了能动影响。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极度繁荣的唐王朝，对文人思想的潜在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杜甫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些重要的品质，如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他从小接受的主要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念，同时对道家、释家、墨家、玄学及其他诸子中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所吸收。他的一生都在为追求和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理想而努力。这个理想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文化精神在杜甫的思想与诗歌中均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1］
实际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从中原文化开始的。在中国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国元文化的渊源和发祥地；无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在唐朝已经成为“绝学”的墨家文化，其源头都在中原。
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大多数是围绕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诗人自身遭遇而做的。这些诗作，有的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有的表达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有的表达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有的表达对祖国河山的赞美之情。这些诗无不体现杜甫深切的爱国之情，赤诚的爱国之心。
虽然杜甫以儒家为主要思想，但我们同时可以看出在儒家文化之外，杜甫还深刻的受 “舍己为人”、“泛爱兼利”的墨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对杜甫的更是显现。
下面我们就从“墨家十论”中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四个方面来探讨墨家思想对杜甫仁义思想的影响。这也就是体现着在，文化上的，兼爱；军事上的，非攻；政治上的，尚贤；经济上的，节用。
一、兼爱
 如何使文明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墨家提出了“兼爱”的原则。按照墨家之见，社会之所以产生争乱，主要便在于社会成员不能那个彼此相爱，若天下之人能兼相爱，就可以消弭纷争，彼此相亲，国与国之间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兼爱”观念所体现的，同样是一种人道原则，在注重人道原则这一点上，墨家的“兼爱”超越了儒家所倡导宗法关系，它说体现人道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普遍的内涵。
“兼爱”是墨家社会伦理思想思想的一核心，提倡“兼以易别”，是墨家思想的精髓所在。是墨家为改变“强必执弱,富必辱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的现实,并在理论上抨击儒家的“仁爱”(墨家称之为“别爱”)而提出的主张，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它体现了墨家的博爱胸怀。
杜甫的很多诗歌中都明显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有别于儒家“仁爱”思想——“兼爱”，为天下的苍生传达出了深切的同情和爱戴之情。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叹，正响应了墨家思想中抨击的“强必执弱,富必辱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的社会现实。这与儒家的“爱有差等”的观念明显是对立的。
无论是对下层百姓、普通军士、还是鳏寡孤独之人，对这些弱势群体，杜甫都体现了一种仁厚的关切“兼爱”之心。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天宝末年即写出《兵车行》一类的诗歌，为“或从十五北防河，归来头白还戍边”的远征边塞的士卒鸣不平。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还写道：“庭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尖锐揭露了统治者残酷剥削压榨百姓和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他更写出“三吏”、“三别”之类的新题乐府诗，为天下苍生的生死离别为之痛哭。在蜀中，他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枯棕》等诗，对流离失所的寒士和被刻剥得无以为生的百姓发出深切同情与感叹。在夔州及江湘等地，诗人虽已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却对战乱中无儿无食的寡妇、负薪背盐白发不嫁的夔州女、峡江操舟卖命为生的船夫以及湖湘“杼轴茅茨空”(《岁晏行》)的贫苦人民掬出一把把同情之泪，处处为他们着想，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兼爱”思想的影响之下，他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乱，让百姓们过上“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生活。［2］
同时，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杜甫一向主张平等相待。他自己的儿子虽然在贫困中饿死，但比起“失业徒”和“戍远卒”的平民百姓来，自己仍有“生常免租役，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士族特权，对此他表示十分愧怍。在“兼爱”思想的支配下，他与羌村的父老一起饮酒，谈论时局(见《羌村三首》)；有客人来访，他请邻家的农家老翁对饮作陪，“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他有时还到农家与老农喝酒谈心，与处士山人交朋友，从来没有官人的架子。
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是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坎坷生活经历使他接近了广大劳苦群众，加之深刻的传统文化素质，使他深深懂得“邦以民为本”的道理，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力。因此，他对饱尝战乱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抱着深切的怜悯和同情也是在所难免。
二、非攻
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曾沦为胡虏，颠沛流离于各地，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优秀之作，是杜甫诗歌灵魂的主体。诗人路过石壕村，见证了征兵给人民带来走赴边疆、家破人亡的惨痛；新婚夫妇成婚一日之后竟成为永别的悲惨，花甲老人拜别老妻的无奈，士兵们战场上九死一生的遭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对返京的思念。因此，他本人是极度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不义战争，这就与墨家思想中的“非攻”不谋而合。
“非攻”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和谐精神深刻而突出的体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攻伐兼并战争的兴起,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强欺弱、大攻小的不义征战不息,是背离“天志”而恶万民的。墨子坚决反对这种不义之战,认为战争本身是残酷的,造成人民死亡、田园荒芜、财物耗尽、社会大乱,是与其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因此,他提出“非攻”主张,以“非攻”来反对和制止各种掠夺性的战争。
“非攻”大概是“兼爱”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墨子的主张。“非攻”直接源于“兼爱”理想，墨子竭力用“非攻”思想劝说各国君王止战息争，就是为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的困苦中。
天宝十五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正在奉先县探家。在新安道上，他和父老乡亲一起逃难，一起流泪，空前的浩劫，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忆在潼关诗兴多”，形成了他现实主义创作的高潮。《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等都是这一期的代表作。
杜甫生活一个由繁盛转向衰弱的，并且战乱不断的社会,他的诗作中也多有对战争的反映和认识,总体上表现出了非战的思想。唐玄宗后期日渐好大喜功,屡屡边事用兵。杜甫对这种战争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质问统治者:“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其一);“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六)他斥责统治者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百万攻一城 ,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负百夫。”(《遣怀》) 统治者用百万士卒的生命去换取土地与功勋,只献捷报不云败绩,视士卒之命如草芥,真是“率土地而食人”,残暴至极!［3］
战争是杀人的机器，战争之中，妇幼老弱一概难于幸免，老百姓因战争贻误农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正是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的惨痛经历，使杜甫对战争有种别样的感受，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给人民带来的惨烈痛苦。他反对战争。造就了杜甫诗歌中对战争的厌倦和反感，对人民遭受战争的深刻同情。让其诗歌中体现出了浓烈的“非攻”思想，这就很好的契合了墨子的思想。他的“非攻”思想不仅表现在对战争的厌弃，对人民遭受战乱蹂躏的同情，杜甫的厌战和谐思想还体现在对各民族平等，各国应各自有疆，互不相犯，和平共处。
1.提倡平等的民族关系。在这方面，杜甫是深受唐太宗和唐玄宗对各民族平等相待政策影响的。在他的诗中，杜甫对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如哥舒翰(突厥人)、李光弼(高丽人)、王思礼(高丽人)等为大唐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都有甚高的评价，并不因其为异族而掩德不彰。他与贺兰杨、宇文晁、斛斯融等少数民族的人也都有诗歌的交往。对唐军中的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战士，他主张应与汉族战士刑赏一致，平等对待：“明其号令，一其刑罚，申其哀恤，致其欢欣，宜先自羌子弟始。”(杜甫《东西两川说》)
2.主张建立和睦相处的国家间关系。杜甫主张各国应各自有疆，互不相犯，和平共处。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基础上，他反对统治者对外扩张，穷兵黩武：“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荀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五)即使是卫国战争，在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他也主张尽量地减少敌人士卒的伤亡，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2］
“非攻”直接源于“兼爱”理想，墨子竭力用“非攻”思想劝说各国君王止战息争，就是为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中。杜甫对下层贫民的同情，体现出其“兼爱”思想，同时继承下了“非攻”的思想理念。
无论是“仁”或“义”，都是从建立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的。社会秩序的实质是社会各利益群体相互间的一种妥协。问题是，战国期间的诸侯们并非孟子的性“善”者，而是荀子的性“恶”者，于是就有了“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的战争，他们是用战争的方式来建立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而墨子是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参与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的，这就跟杜甫的同情底层贫苦人民，反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的战争一拍即合。
三、尚贤
“尚贤” 思想是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尚贤”就是推崇和倡导贤人治国，指的是在施政治国时,人事上要尊贤事能。墨家认为 ,贤能的众寡和社会的稳定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最早提出“尚贤”思想的其实是孔子,但墨子对孔子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大胆的扬弃和超越。孔子把“尚贤”局限在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并且多是论述“尚贤”的重要性和贤能的标准,其他问题阐述很少;墨子则把“尚贤”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全体成员,并对“尚贤”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而深刻地论述。墨子深刻总结了“贤人为政则国治 ,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鲜明地指出:“尚贤者,国之本也。”
杜甫出身于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官宦地主家庭，由于其良好的家庭出身，杜甫很小就受到极深的文化熏陶。杜甫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从中原文化开始的。在中国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国元文化的渊源和发祥地；无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在唐朝已经成为“绝学”的墨家文化，其源头都在中原。因此，杜甫无形中也受到的墨家“尚贤”思想的影响。他非常希望统治者重视人才，任人唯贤。可是他不赞同儒家思想“尚贤”局限在士大夫阶层。而认为选贤不能只是局限在士大夫阶层，应该广泛选拔。如同“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这与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是相同的理念。
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杜甫有巨大抱负，自谓能立等要路，致君尧舜。但是这幻想在天宝五载到长安之后，便彻底破灭了。到长安的第二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落地之后回到了偃师，后来又到长安，献赋上书，干谒赠诗，希求汲引，但是都落空。十载的长安生活历尽辛酸。“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上三大礼赋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左韦丞》）这十载使杜甫历尽人间辛酸，他看到了生民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流离的生活里不惟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强烈了。［4］
正是这份经历，更加坚定了杜甫对于选贤任能不应有所身份的限制，广泛选能为国效力，很是赞同“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墨家思想。
四、节用
无论是在哪个历史阶段，“节用”的观念，在生活艰苦的平民中是很强烈的。墨子站在平民立场上不能不坚持这一主张。他把一切无实用的“巧且华”的东西都视作浪费，要求那些权贵们也和他一样过清苦朴素的生活。且不论他的呼吁绝不会得到权贵的响应，我们细究一番，发现这种主张其实与一种认识密切相关。这种认识即是：天下物资本非十分充裕，必须把每一分每一毫都充分利用起来才能使天下人皆得饱暖，任何奢侈的耗费都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衣食为代价才可能的，必须坚决反对之。
崇俭戒奢不仅是我们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杜甫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杜甫仁民思想的表现也主要表现在同情生民的疾苦，加之其本人一生也是贫困潦倒。因此对于墨家节用的思想是非常认同的。在他看来统治者只有真正做到崇俭戒奢，才能真正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免重蹈“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的覆辙。所以诗人总是怀着满腔的义愤，无情地鞭挞统治者的奢侈腐化：“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云壑布衣骀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对那些“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的“豪夺吏”恨之入骨：“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大声疾呼“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而对那些苦于诛求、濒临绝境的穷苦老百姓，杜甫则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拆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占襟。”又如杜甫作《客从》,活用鲛人泣珠的典故,用传奇似的笔法来倾诉人民的血泪:“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 ,就今征敛无。”昔日统治者强迫南海百姓供奉珍奇,人们饱受痛苦却无处诉说 ,只有将血泪凝结成的珍珠,深藏于竹箱中 ,等待官家的征求。现在打开箱子一看,珠子却都化成了鲜血,而百姓的血泪也早被榨干,又能拿什么来应付征敛呢? 诗人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来形象地说明朝廷所敛之珠玉皆为人民血泪凝成,而珠中那些难辨的隐字也正代表了人民欲诉无门而深藏于心中的隐痛,全诗寓意鲜明而深刻。正如明王嗣奭所说:“此为急于征敛而发,上之所敛 ,皆小民之血,今并而无之矣。‘珠中隐字’,喻民之隐情,欲辨而不得也。”我们说诗人通常是感时的,他们敏感多情的心常为时令节气的细微变化所牵动 ,从而形诸笔端,借人世间的冷暖晴雨来抒发自己的情思,杜甫自然也不例外。但是 ,杜甫的感时之情不同于其他诗人,民间的万般疾苦使他深深地忧虑,天气的冷暖晴雨让他想到的不是一己的情思而是人民的安危,诗中抒发的也多是爱民忧民的情怀。［5］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甫精神的中心就是以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为基础而融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各种美德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精神。其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情操，自觉地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构成一个完整体系，这体系深深植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杜甫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完全合拍，它正是传统文化的结晶而又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杜甫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传统中的社会和谐理念。他的著作中叶贯穿着追求社会和谐的主张。他多次描绘出理想的和谐社会蓝图，愤怒地批判和揭露当时社会的不和谐现象。他以博大胸怀、崇高人格，对自然、人生充满诗人的敏感和仁者的热情，为我们留下了真诚和谐的处世风范。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影响。
“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杜甫精神就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大力弘扬的宝贵的传统和谐文化资源。杜甫精神的中心就是以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为基础而融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各种美德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精神。其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情操,自觉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 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构成一个完整体系。这体系深深植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这一切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启迪。在杜甫的和谐理念中, 有他特别强调突出的三个要点 , 那就是他的重民爱民思想、修己精神和纳谏主张。重民爱民思想这是杜甫和谐理念的根基和出发点。追求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全局出发，所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从杜甫的墨家思想中得出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主张，所体现出来的团结友爱、和睦共处、和谐统一、选贤任能、社会节约等社会政治思想，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杜甫从墨子思想中继承的有关经济、政治、道德、科学文化、外交等的阐述，更从多个维度，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今天，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全面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直以来是我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大关键性任务，而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需要我们对现有的一些体制进行改革，更需要我们结合古人的一些先进思想，重审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达到和谐统一，从而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墨子的“博爱主义思想”是我国古代当时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通过对墨子思想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为我们今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也能够更好地使我国传统文化得到弘扬。

Du Fu Virtue Theory of Mohist explore contemporary reference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profound, 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peoples had a profound imp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ohist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is incalculable,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of contemporary great benefit.
   In ancient poets, Du Fu is the desire and pursui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harmonious cultu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oet. He Confucianism, Mohism and other thinkers in the concep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has absorbed.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al spirit of Du Fu Mohist Thought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harmonious culture,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culture has a positive reference.
Key words：Mohist theory, Du Fu Virtue, humanitarian, harmonious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