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哲之争与诗哲融合-社科论文

在接下来的篇章尤其是第十卷中，柏拉图列出了诗人的诸多罪状，其中包括：第一，诗歌不能认识真理。在他看来，包括荷马在内的诗人都是只懂得摹仿而没有真正知识的无知之徒，只知道玩弄语言技巧来描述各种技艺。“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认为“…摹仿者，只知道外形，并不知道实体。”[2]诗人不知道自己所描述事物的是非好坏，一味炫耀自己的所谓成就，全然不知作品远离真理，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知识。第二，从本体论而言，诗歌是对本体的二度摹仿。“头一层，摹仿者对于摹仿题材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摹仿只是一种玩艺，并不是什么正经事。”[3]柏拉图把诗歌和绘画都视为摹仿艺术，把摹仿看作艺术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与事物的本来实体或理式相隔两层。
第三，诗人乏德。柏拉图认为，诗人一般都缺乏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并不以追求真理、完美、善良为自己的目标，相反，他们往往“利用人类天性中的弱点，偏好摹仿那些远离心灵理性部分的东西，企图以此来刺激人的情感欲望。”[4]他们“…看重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5]这种缺乏道德感的做法使得他们作品情感性因素泛滥，观众过分沉溺于悲伤或快乐中，欲望得到放纵而失去了理智。
正是由于上述罪状，柏拉图对诗人下了“逐客令”，又在第十卷中提出“拒绝诗人进入政治修明的城邦”。这些言辞，使柏拉图千百年来背上了“驱逐诗人”的罪名。但是实际上他提出的驱逐诗人的方式是十分温和有趣的。实质上，柏拉图不曾建议废除诗与诗人，而是希望诗人能更加严谨，服务于城邦的建设。柏拉图的愿望是“有条件地选择和利用诗人来实现自己的道德和政治理想，来建构自己心向往之的理想城邦。”[6]他在批评和谴责诗人的同时，也对诗人和诗歌进行了辩护，他的态度是辩证而变化的，他的最终理想究竟是什么呢？
二、诗哲融合
柏拉图批评诗人也赞美诗人，对于哲学的热爱使他严厉批评不严谨的诗人，对于诗的热爱又使他无法将诗对立为哲学的“敌人”。在难以取舍之间，柏拉图的理想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那就是，实现诗与哲学的融合。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称荷马最富于诗的意识，《法律篇》则从另一个侧面称赞荷马，认为荷马是最有智慧的天才。从其对话集的诸多细节中都可以看出他对荷马及其他优秀诗人的青睐，认为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带给他激情和力量，促使他刻苦钻研哲学。
在《克拉底鲁篇》中，柏拉图认为缪斯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们从事对广义上的哲学或学问的探索。在《斐德若篇》中，他按照掌握真理的多少把人分为九等，其中第一等柏拉图称之为哲学家或“热爱智慧的人”，称之为诗人或“缪斯的追随者”。事实上，按照柏拉图的理解，“缪斯的追随者”不仅是最优秀的哲学家，也是最好的诗人。可见在柏拉图的思想中，诗人和哲学家都具有一般城邦人民所没有的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综合看来，柏拉图的理想即在于诗与哲学的融合。当然，他心目中诗与哲学的融合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联合，他真正关心的是二者内容上的互补。一方面，哲学可以采用诗的表达方式，使哲学言论更能被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诗人能从哲学中吸取到自己所需的知识，增强自己思想中理智的力量。这样的理想境界就是“诗和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的‘配合’给柏拉图关心的语言艺术带来了蓬勃的生机。语言可以‘升华’，可以讲述含意深刻的道理。富有诗意的‘哲学论谈’将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揭示真理的潜力。”[7]
客观看来，柏拉图实现诗与哲学融合的理想在西方美学史上是有开创性的，拓宽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在诸多问题的理解上他都颇有见解。但是，这种“跨学科”的思想是在没有严格定义诗和哲学的前提下讨论的，无疑会造成概念的模糊和内涵的混乱。更重要的是，柏拉图评价文艺的标准是政治标准，就像朱光潜先生所指出的“柏拉图明确地肯定了文艺要为社会服务，要用政治标准来评价。”[8]他从根本上否定了艺术标准。因此，在肯定它的同时，也应认识其局限性，认识到“他们的价值在于永远只能作为问题存在。此类问题总能刺激人们的大脑皮层，促使他们深挖自己的智能潜限，不断创新，用点滴奉献的杠杆推动学术研究的车轮滚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