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知音》篇文学接受论探析-文学论文

产生于南齐末年的《文心雕龙》是我国从古代流传至今的一部非常完善的有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其中《知音》篇理论性质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批评论，有的研究者认为是鉴赏论，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批评论和鉴赏论。因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特点就是批评和鉴赏往往是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的。那么到底对其怎样定性呢？有人认为，应该将《知音》篇界定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论”，我较为赞同此种观点，因为：首先，这种界定毋庸置疑是借助了德国学者姚斯等人创立的西方现代“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没有注意到读者及其接受活动的问题。“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对理想读者和‘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的心灵共鸣的这种渴求，正反映出对接受主体——读者的重视，这是贯穿《知音》篇始终的一个基本思想。再次，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说明刘勰的文学接受理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学接受主体条件论；“将阅文情，先标六观”——文学接受审美本体论；“书亦国华，玩绎方美”——文学接受审美功能论。刘勰的《知音》篇的确蕴含着极为丰富而有价值的文学接受论思想。所以，我们可以将《知音》篇的性质界定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论”。
刘勰在《知音》篇中感慨鉴赏尤难，大声疾呼知音的原因有两方面：一、“知实难逢”，这是从作者的角度来分析。人们贵古贱今、贵远贱近；文人相轻、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学不逮文，致使“高山流水，知音难求”。刘勰言“逢其知音，千载其一”，文学欣赏要遇知音，难于上青天。没有博观、博学之功和广泛的艺术爱好而妄加评论，只能贻笑大方。二、“音实难知”，刘勰从鉴赏主体和鉴赏客体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主观方面：“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审美主体的个性偏好、见识修养、感情色彩和审美目的、期待视野的纷繁差异，对文学接受过程有很大的影响。所谓“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陆机《文赋》），在文学鉴赏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容易导致文学批评的有失公允。客观方面：“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变》）；“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时序》）；“笔区云谲，文苑波诡”（《体性》）。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必然给鉴赏造成相当的困难。而且“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具体的东西明显易辨，却还是发生错误，更何况是作为表达作者心灵情志的微妙复杂的文学作品呢。“文情”，指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这是抽象的东西，本身就难以把握。
开篇提出“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主要是为了探讨怎样解决这一难题，在《知音》的后半部分，刘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态度和方法。（1）刘勰认为,文学批评的首要之务,在于“博观”。他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这里说的“博观”,不仅指诵习经典、博览群书，还包括亲身的写作实践。“博观”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信伪迷真”,全面观察分析作品的水平，也能很好的解决“文情难鉴”的难题。（2）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态度方面，刘勰提出要“无私於轻重，不偏於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要求鉴赏者必须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作品要有客观的标准，不根据私心偏见，然后才能像天平般称量内容的高下，像镜子般照见文辞的美恶。也就是要避免“贵古贱今”、“文人相轻”、“会己则磋讽,异我则沮弃”等现象的发生。（3）文学批评方法是《知音》的核心部分，可以归纳为三种：其一就是“六观”，一观位体，体裁的安排；二观置词，熔裁词句；三观通变，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四观奇正，执正驭奇的表现手法；五关事义，事类典故的运用；六观宫商，节奏音韵的处理。“六观”，总体来说是从作品的形式风格出发来评论作品。在这六观里，没有提到情理，这是由于要通过六观才能由表及里，探索深层次的情理。其二，“披文入情，沿波讨源”。文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所谓源即是情，所谓波即是辞。情是作品的内在境界，辞是作品的外在形式，作品通过文辞来表达，“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萧统《文选序》）作者写文章是“情动而辞发”，批评者评论文章则是“披文以入情”，透过文辞而理解内容，即孟子的“以意逆志”。这是两种相反的运动,也说明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不同特点。“披文入情”，指评论者通过分析作品的文辞以深入体会作者投入其中的思想感情，通过剖析艺术形式来研究作品内容。“沿波讨源”才能体会作者的真正用心，由波而推溯到源，就能擘肌分理，体会到作家情动辞发的过程，这样才能做到欣赏者与作家之间精神不隔，心灵相通，才能做到“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序志》）。其三，“深识鉴奥”，“见异唯知音耳”。文学鉴赏者要具有较深的识解和洞察力，不仅要能识别作品的内涵，还要能把握作品的独特风格和其它异人之处。“书亦国华，玩绎方美”，好作品体现了深厚的文化价值，要反复体味才感觉美。若是鉴识深远的人，看到作品的深奥处，精神上也必会“欢然内怿”。真正能做到这样，那就能达到“音实不难知，知实不难逢”的目的了。
从刘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讲知音，几乎没有触及到作品对读者的影响，这是它的不足之处，谈知音是离不开音的感染力量的。《礼记·乐记》：“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这是说音乐感人的力量，其实作品也一样，不同的情思会引起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内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关于文学的功用问题，是中国文论史上一直讨论的问题。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刘开《读诗说下》：“夫子告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夫古圣贤立言，未有不取资於诗者也”。荀子认为乐可以使“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人不敢婴也”（《荀子·乐论》）。王充主张“文人之笔，劝善惩恶”（《论衡·佚文》），强调“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所以作品对人的感染力，对社会的改造作用是永远值得注意的问题。
那么刘勰到底有没有重视文学的功用问题呢？刘勰所处的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创作家从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转而重视文学自身规律，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强调个性、情性、注重形式美的思想，纷纷萌生出来。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的别开生面的观点，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晋代陆机《文赋》论诗也不提“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旧说，却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曹、陆的文学新论，冲破了政教中心说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束缚，在文坛上出现了新变的局面。但是，渐渐地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把文学当成是与社会政治无关的、只供娱乐赏玩之物，一味追求语言文字上的美丽新奇，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面对这种局面，刘勰坚决批评近代辞人“率好诡巧”、“穿凿取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明诗》），至使形成“习华随侈，流遁忘反”（《风骨》）的歪风。刘勰《文心雕龙》，“言为文之用心”，包括了对文学审美特征的掌握和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他的理论固然十分强调创作中的情感作用、文采修饰以及审美形象创造诸问题，同时又隐约对文学的明道、政教、事迹、修身等社会功能予以重视。刘勰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重视，并不表现在成篇的或大片的论述中，而是表现在把这种思想融贯于全书各部分各篇章之中。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或者同对文学审美特征的论述结合起来，这是《文心》社会功能论的特点。《征圣》篇既赞誉圣文，“秀气成文”、“辞富山海”，又说有“陶铸情性”的作用，还明确指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明诗》篇，在释名章义时，既说“舒文布实”，又指出诗歌“持人情性”的作用，在叙述诗歌发展史时说：“顺美匡恶，其来久矣。”在《知音》篇中，其实也有显示，“良书盈箧，妙鉴乃订。流郑淫人，无或失听”。意思是要让卓越的评论家对作品进行鉴别批评，防止不健康的作品泛滥，致使人们受到迷惑。在这部分篇章中，对文学政教功能的论述虽然不多，但是也可以看出作者把审美特征、审美创造及批评与文学社会功能相结合的理论思想。由此可见，刘勰的文学思想中的确包含着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其实作品对读者的影响问题，一直贯穿在他的文学创作论，文学本体论和文学接受论之中，时隐时显。不可否认，在《知音》篇中，刘勰的文学接受论，基本上都是在谈鉴赏者对作品的影响和接受主体的问题，未曾明言作品对读者的影响，这的确是缺憾。但是，我们不能够就此完全忽略它的存在。
文学活动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构成的整体活动及其流动过程和反馈过程。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可以从读者的角度将四者层层贯穿起来，以作品为中介，进而了解世界，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最后再回到读者的位置，对读者产生影响。好的作品，总是能够与读者产生共鸣，达到一种“杂念去除，趋向崇高”的自我教育效果，从而进入一个洞悉宇宙奥妙、体悟人生真谛、提升精神境界的过程，之后又总能使人含英咀华、回味无穷。刘勰说：“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实际上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形象化概括，作品就是在这样一个“共鸣——净化——领悟——延留”的过程中对读者产生影响，实现自身价值的。
仅从以上极为粗略的描述和分析中不难看出，刘勰的《知音》篇，的确蕴涵有极为丰富而有价值的文学接受理论思想。它首开文学接受理论研究之先河，对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有关问题，作了新异的、超乎前人的探索，为我国文学鉴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我们今天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