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与写作指导

知人论世的传统解读理论。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他认为，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文本的理解要尽可能追求作者的原意，而追寻的方法是了解这个人的情感思想和所处的时代环境，尤其是作品产生的即时环境。清代的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更进一步阐述了孟子的这一思想，他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极力追寻原意成为典型文本解读经验，并一直影响着语文教育。作者生平、创作背景、中心思想几乎成为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阅读教育的唯一范式。这种解读方式从忠于原著、忠于作者的基点出发，意图从作品中还原创作的即时场景，这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树立一个追寻的终极目标，使文学解读的过程转变成为一个向这个终极目标不断探索深入的过程，在朝向一个虚拟的唯一中实现不同层次的审美。但它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终极目标永远是不可抵达的。而在写作指导上，这种对唯一的终极目标的追寻一方面强调了对作品思想的重视，但也常常会局限创作者的视野，限制他们的创作思维，造成作品思想单一，缺乏创造性等问题。以经典成语为例，《愚公移山》的主题与“愚公为何不搬家?”的另类解读就构成了一对关于经典解读的矛盾。干天全先生的《班门冷落》也反映了一个新的主题：小木匠偏要到鲁班门前耍斧头，但他意不在炫耀，而是想在向高手的挑战中寻找到自己的不足，以便改进技艺。这些作品无疑是对主题终极探寻的解构，但同时在作品的主题表现上又不乏其合理性。
与知人论世相对立的一种观点来自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彻底割断了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脐带，提出“作品一出生，作者就死亡。”这种把文本当作解读唯一依据的观点无疑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作品解除了附加于其上的作者和时代的影响，以全裸的姿态展示自己，自然带来了多种解读的合理性。恰如一种商品，如何消费就成了读者自己的事情，作者原有的意图已经不再重要。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就充分发掘了作品潜在的多重意义，使作品呈现出多种面貌。在此基础上，安伯托?埃柯更进一步指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认为作者的原意是不可追寻的。因为作为一种符号，语言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地反映作者的思想。孔子在《易?系辞上》也曾经提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和意这种永远不可能完全吻合的特征一方面使我们无法追寻作者的原意，而另一方面利用语言有限的表达而至于思想的无穷延展就成为文学审美永远的追求，并因此而产生极为广阔的文学创造空间。文学的价值何在?在于它非凡的创造性，失去了创造性，作家、作品也就无法相互区别。文本的多种解读是文学创造性的一个入口，多种解读也是一种二度创作。其积极意义在于，能够拓宽初学写作者的视野，并通过开阔其视野最终达到增强其文学创造性的目的。加大阅读理解，提供多种解读可能，以及不定题作文就是促进学生创造性的积极措施。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安伯托嗾柯的观点有不合理的一面。尽管言和意之间不能完全吻合，作者的原意不能完全达到，但是因此而否定创作者的原始意图，并放弃对它的求解无疑是虚无的态度。语言毕竟有其能指，也尤其所指，完全否定所指的意义就会使文本的解读陷于混乱的状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否定了文本的原初意义同样也就否定了文学的审美前提和基础。
从孟子的“知人论世”到后现代的“作品一出生，作者就死亡”，两种截然对立的文本解读都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思考。从阅读这一写作的最初入口开始指导初学者写作，科学对待两种解读观点，既从对作品原初意义的把握上借鉴作者的思想和技巧，又从对文本的多种解读上培养创新精神，这才能真正实现阅读的目的，并为未来的创作积累有效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