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未来人类文化探路——梁漱溟中西文化比较观中的“直觉”

摘要： “直觉”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梁漱溟先生的早期中西文化比较观中，“直觉”是西方文化中和“理性”一样举足轻重的概念。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较是为了为在西方文化独霸天下的二十世纪为中国文化求索初一条出路，而“直觉”正是这个出路的“钥匙”。本文从梁漱溟先生的早期中西文化比较观中研究“直觉”这一概念。并论证“直觉”概念在他的文化比较观中的地位。

关键词：梁漱溟、文化哲学、对比、直觉

一、中西文化比较观中的“理智”与“直觉”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从古到今一直都有一种兼济天下的胸怀。比如张载就有所谓“四为”的理论，即读书人应当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业中。中国进入了二十世纪后，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投入到怎样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的问题中。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们纷纷认为问题出在中国的文化上。在这种大背景下，梁漱溟提出中西文化比较观。其目的是通过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对比，为中国文化何去何从找出一条道路。

1、“意欲”为核心的人类文化三种向度

梁漱溟早期进入文化精神领域分析中西差异的时候，提出了全新的“意欲”概念。梁漱溟认为意欲即是[i]生活世界的意欲。对生活世界的意欲是一种奋斗[ii]，人类因为对于“意欲”的态度不同，他们的“意欲”方向也有所不同。他还用“奋斗”的态度来解释这一问题，人类生存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称为“碍”[iii]，对于这种障碍必须通过“奋斗”解决。通过“奋斗”改变“前此的我”的局面应对困难，解决问题。而应对问题、困难的态度之不同导致了解决方法的不同。

他有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向路说”,即人类生活不出三种路径：向前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转身向后要求。人类文化之不同正是因为“意欲”之所向不同。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iv]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西方人一般通过努力改变外界环境，使之符合自己的要求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人则会反省自身，努力改变自己的心态达到“自我调和”。

2、西方的“理智”与中国的“直觉”

西方文化形成早期，自希腊、希伯来文明始就沿着“第一向路”发展。欧洲人在诞生之初期由于生产力限制，面对自然界给人类生存的障碍，向外“奋斗”依靠“理智”努力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从古希腊到古代罗马，再到文艺复兴和近代启蒙运动，西方思想史的内核始终围绕“理智/理性”。也正是伴随着对“理性”的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化，才形成了统领全球的西方工业文明。因此，梁漱溟认为“理智”是西方千百年来最重要的方法和精神。

中国文化是返身向内的“第二向路”文化。面对人类生存的问题，中国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更重视人自身的研究。梁漱溟认为在物质生活方面，西方的征服自然，中国是没有的。在学术思想方面，西方的科学思维方法，在中国只有所谓的手艺。在社会生活方面，西方的“德默克拉西”中国更是没有不及。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的“意欲”方向、态度截然相反。也就是中国的“第二向路”完全封闭于外界，纵然是在独自发展三百年也还是没有形成西方文化的特点。根本上讲，中国的第二态度所对应的方法——“直觉”的方法也是决定中国文化不可能有那样特点。

    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虽然没有用过“直觉”这一词汇，但是这个概念却无处不在。梁漱溟指出中国哲学除了所研究、关心的问题和西方、印度哲学不同外，最主要的还是研究方法的不同。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一贯崇尚理性、理智在形而上学的运用，而中国哲学中的许多概念并不靠理性产生出来。他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的问题大都是具体的、静止的问题，故而对于变化的中国哲学当然不能用该方法。中国哲学中许多的名词都是玄幻的、抽象的词语。[v]比如“潜龙”之类若如西方哲学一般认为那是一条龙便大错特错了。中国哲学认识这种抽象的意味或倾向只能靠 “直觉”去体味出来了。梁漱溟看来“直觉”不光是中国哲学的一种思考方法，还是一种与西方的“理智”相对的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

在梁漱溟看来，直觉思维是先天的，非由外所得，而是人所本有的。既然此直觉思维是先天的，我们人只需任着自己的直觉做就对了，[vi]他说:“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须你操心打量。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是对的，要于外求对，是没有的。”直觉的生活在于向内求，向自己心上求，而非外求可以得到。 “直觉”似乎处处与“理智”相对，西方的“理智”一贯的内容就是工于心计、唯利是图。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最反感于言利。这也从侧面再一次论证了他的中西文化对比观中所谓中西文化完全在两个不同的“向路”上。两者所属的哲学所依仗的理念也完全相反。

二、未来人类文化的归宿——“直觉”

梁漱溟的“文化三向路说”，指出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三条道路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形成并发展到近代地位迥异的原因。梁漱溟对世界经济、社会以及未来文化走向进行了大胆的预言。梁漱溟认为我们对于未来文化的态度应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就是对其态度改一改；批评的把中国的态度重新拿出来。[vii]他在“三向路说”中就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敌西方文化的强势。并不是哪种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是因为在中国文化诞生之初本应继续走“第一向路”的时候，早熟的走向了“第二向路”。所以在对于自然的物质生产积累远远没有达到要求情况下，中国人醉心于人自身的研究。西方文化“第一向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应该转向“中国态度”的第二条路。而我们中国人所应该对于自己文化的态度也并不是完全抱死旧的文化传统，而是“拿出自己本来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刚”。他认为，“刚”之义可以概括孔子全部的哲学。[viii]“刚”是一种路向，孔子说“棖也欲，焉得刚。”欲和刚都是很“勇”的向前活动，这种“刚”的态度把“第一向路”的态度融合进第二态度中，能弥补两种态度的缺憾，正号适合于当代世界文化“第一向路”到“第二向路”的过渡。他认为“所谓刚的态度是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他认为，[ix]中国人本来是走这条路德，却总偏向于阴柔坤静一边，近于老子。而不是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

梁漱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对二十世纪来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西方思想家思想的转变。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资本集中程度空前高，垄断组织几乎控制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而对于竞争，也从原来的人与自然的竞争转入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西方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的罪恶都源于西方文化的传统精神“理智”的计算，这种功利的计算使人不断的“意欲”向外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罗素、泰戈尔、尼采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上来，这就是所谓的“见解”之变迁。梁漱溟所谓见解的变迁，其实就是从“理智”到“直觉”的变迁。他认为“以前的见解都是以为人的生活尽是由意识的，尽由知的作用来做主的，尽能拣算计去走的，总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的，于是就以知识为道德，就提倡工于心计的人生；自古初苏格拉底到一千九百年的学者，西洋思想自成其一种味调态度，深入一般人心，形著而为其文化，与中国风气适相反对者，盖莫不基于此。”[x]这里的所谓“尽是由知来做主”显然就是西方文化中自始至终推崇、依赖的“理智”。它们是整个西方文化“第一向路”阶段的灵魂。但是人的生活又哪能全由“知”来指导呢？“理智”的西方人不是还是会挑起几乎灭亡自己欧战，以致涂炭上亿生灵么。罗素在《社会改造理论》说“人类活动的一切都源自两种根源——冲动、欲望”。但是，欲望只能支配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而且只能是较为有意识的明了的一部分。于是“西方人两眼视线终于与孔子两眼视线所集相接到一处。”[xi] 孔子的生活是顺从者生活本性的生活，即“仁”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给西方人之明了的“第二路向”才是他们的归宿。西方进化论的所谓一味竞争的理论之看到了物种间的斗争，没有看到物种间的相互依存，殊不知互助也是物竞天择作用留下的一种本能。

梁漱溟在论述所谓“第一路向”转变到“第二路向”是讲到了人类对于“意欲”的奋斗所依靠的方法也有一个转变“以前所作的生活（西洋近代），偏靠理性，而以后将辟的文化则不能不植基于这社会的本能之上，这“社会之本能”之发现就是发现了未来文化的基础。[xii] 这里所说的社会本能是与以前的“理性”相对的，而西方文化“第一向路”转为“第二向路”恰好证明了，这所谓“社会的本能”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所谓“直觉”。那么就是说“直觉”就是未来社会文化的基础。这种“直觉”也正是梁漱溟认识到的孔子的所说的“刚”的内涵——把“第一向路”的态度融合进第二态度中，能弥补两种态度的缺憾，适合于当代世界文化“第一向路”到“第二向路”的过渡。

三、结束语

梁漱溟本人格外推崇“直觉”，他吸收了柏格森的“直觉”概念，用“直觉”这个作为概念和方法在中国哲学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作为一个名词却从为在中国哲学中出现的概念，与西方的“理智”对比，而且在最后取代了“理智”，把“直觉”上升为了未来文化的基础这一高度。“直觉”在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较观中可以称得上是一把钥匙，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方法。同时在最后还是西方文化由“第一向路”向“第二向路”转变中取代“理智”、“理性”的未来社会文化的基础。总之，梁漱溟的“直觉”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吸取了当时非常时髦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代表的反理性主义哲学的观点对中国哲学的概念重新界定。

注释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