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艺术论文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传统遭到冲击，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许多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已经失传或正在消失；二是大批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村落、村寨遭到破坏；三是民间艺人后继乏人，一些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已经失传或面临失传，许多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亡艺绝；四是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许多稀有民族工艺品及其技术大量外流。”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采取何种形式，怎样才能在尊重文化发展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地使其实现现代转换，并继续传扬，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共同课题。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陈出新，应该是精神内核不变，象征符号不变，母题不变，但是表现形式却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充分的现代化。现代人喜欢什么形式,动漫、口袋书、游戏、影视等，都可以。”电影艺术是现代人喜欢的艺术形式，具有形象生动、直观具象、通俗易懂，传播速度快、覆盖面积广等特点，其传播效益和推广力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电影对“非遗”文化传播的正面保护

　　（一）传播“非遗”、宣传“非遗”

　　电影艺术的功能除了娱乐、审美和教育，还肩负着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劳动和生产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质和地域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藏”于民间，调查表明越是偏远地域其文化保存的原貌越完整，而且表现形式越多样。由于地域的限制，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得不到社会的关注，致使许多过去创造的传统在当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面临萎缩甚至消失。传统的文化保护方式以文字记载为主，即便加入照相技术，对于“非遗”的保护也是静态的，文字和图像有其自身的优势，但难以全面、综合、动态、立体地展现“非遗”文化。电影艺术以声音、图像甚至文字等方式，动态、立体地对人类文明进行展现，把“非遗”文化音像化、视觉化，一方面扩大观众对“非遗”的关注，引起国家、政府、学者、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加大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也能激起文化持有人的信心，民族自豪感，使得他们由原来的被动传承到自觉保护的转换。因为“当一种民族文化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并广为传播时，传者和受者必然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重新界定和认识这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估价和确定这一文化的价值，对之进行解读和诠释，而且还会赋予它新的意义”。

　　（二）普及“非遗”、推广“非遗”

　　电影艺术具有强力的文化渗透力，它能穿越时空、穿越种族、穿越人群，将人类文化以视觉图像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人群。“影像传播把客观现实加以图像化，实质就是使用影像视觉流使被记录、被感知的世界获得了现实的、生动的界定。作为最通俗易懂的信息交流工具，视觉形象使电影、电视中的画面成为不用翻译的世界性语言，跨越了不同文化层次与不同文化背景这一鸿沟而为所有人接受。只要是具备视觉能力和初步视觉经验的人，都能够程度不同地解读影像。”电影艺术具有很直观的教育意义，在大众文化传播中起着“通识教育”的功能，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推广，电影电视普及到祖国的各个角落，“非遗”文化必然会伴随着电影艺术的推广，普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电影媒体对“非遗”文化的普及推广，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国家鼓励媒体介入“非遗”文化保护中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体传播的重要性，“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培养保护意识，努力在全社会达成共识，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下，经过几代电影人的努力，一系列有关展示民俗题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影作品问世，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梅兰芳》《花腰新娘》等。其中由章家瑞执导的电影《花腰新娘》就成功地将云南石屏花腰彝的民族文化完美地呈现在作品中，透过作品普通大众可以认识和了解他们古老的婚俗、绚丽的服饰、别具特色的舞龙、悠扬的海菜腔，性感的烟盒舞等民族文化，花腰彝的民族文化走进了千家万户。

　　（三）记录“非遗”、存储 “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建立数据库。电影艺术作为信息技术产业，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对图像的采集，对数据信息的保存。“非遗”文化是特定社会环境、特定区域文化、特定人群、特定经济形态以及特定时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引起某些“非遗”文化生存环境的变化，表现出或者传承、或变异、或被破坏、或消亡甚至灭绝等现象，总之，“非遗”文化发展是动态的。动态文化性质使得我们很难保证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留存下来，尤其是那些以言传身教为主要传承方式的“非遗”文化，它的变化像白庚胜先生讲的那样：一个萨满死了，就是一个博物馆倒了；一个民间艺人走了，就是一个艺术品种死了。“非遗”文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如何能够守住人类所创造过的文明，除了博物馆，电影电视等信息技术手段，是记录传统文明的最佳选择。电影艺术以它信息库存的优势，能够全方位地将“非遗”文化的时代原貌定格，将现下的“非遗”文化特点保留下来。2000年由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杨源教授带队拍摄的纪实性影视人类学片《赫哲族的鱼皮衣》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尤翠玉老人用鱼皮制作服饰的全过程。随着尤翠玉老人的离世，赫哲族就再没有人会做鱼皮衣了。此部影片保留了濒临消失的赫哲族鱼皮衣传统制作工艺，成为该门艺术的永久记忆。因此，建立与“非遗”文化相关的影视资料库，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十分必要，且意义深远。

　　二、电影对“非遗”文化传播的负面影响

　　（一）失“真”——伪民俗

　　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使得票房成为电影拍摄的主要衡量标准，文化性被削弱，“艺术性”被无限放大，导致部分影视作品只重影视的视觉冲击力，而淡化甚至漠视传统文化的规范和仪式。我国青年导演贾樟柯说:“不能以票房为由，削弱电影的文化教育内涵。光有票房，没有文化的责任和教育的担当，无法光大中国电影。”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的挖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是个综合的科学。“非遗”文化往往呈现地域性和多样性特征，对于民族民间“非遗”文化的影视拍摄，应该结合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对“非遗”文化作出正确的转换，无视民族主体的习惯，只重票房的电影，势必影响观众对文化的理解，扭曲文化的本质，结果不但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反而误导“非遗”文化的传承。

　　电影《花腰新娘》，尽管对云南石屏花腰彝的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展示，并且得到观众和民族主体的认同，但影片在某些细节处也有对彝族文化的误读。如片中新郎新娘的房间安排在二楼，显然是与彝族传统文化习俗不一致的。少数民族房屋设计有严格的规矩，二楼是老人居住的地方，如果将年青一辈的房间设在二楼，一则冒犯长辈在家族中的地位，二则有“踩在老人头上”的嫌疑，是对老人的不尊重。影片在拍摄的时候，显然对于这一传统习俗没有做功课，客观上扭曲了彝族文化习俗。

　　（二）失“质”——缺少精神内核

　　如果说影片在制作上存在问题，技术上的粗制滥造只是表面问题，可以弥补和修复，而精神内核出了问题，对于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就是灾难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站在“他者”的立场，对文化主体进行审视，只观其“表”，未解其“质”。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历史的检验，存在于一定社会群体之间的，符合当地社会习俗、文化观念、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因素而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精华。对于“非遗”文化的理解，不是拍一部纪录片，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对于这些民族精华，只有通过田野调查，与文化主体一同生活、一同劳动，才能体会民族艺术的真正内涵和精神实质。“快餐式”的文化使得当下电影从业者很少有此文化体验，转而简单地求助部分文字资料以求对民族文化的了解，殊不知文字只能记录其“表”，难以反映其“质”。“要真正达到正确地描绘和解释民俗知识、传统文化,更要注意到传统文化在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冲突，即‘非遗’所处的具体语境。唯有这样，才能保护好‘活态’的‘非遗’，而不致使有些在失去其生命活力的过程中彻底消解无迹可寻，一些‘非遗’在被扭曲利用得面目全非后找不到根源。”

　　三、结 语

　　电影艺术对“非遗”文化的宣传推广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以直观的视觉影像展现“非遗”文化，将“非遗”文化以视觉形式推向大众，使大众在审美中接受教育，在娱乐中普及文化，既满足了大众消费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心理需求，又增强了老百姓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