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职业教育转型探析-教育论文

清末民初职业教育转型的背景 

　　 （一）“经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勃兴

　　 鸦片战争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反抗外来侵略成为清末民初时期的重要任务。19世纪中期“经世致用”学派的思想影响了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转型，其中以魏源和他的著作《海国图志》为典型代表。

　　 魏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最早倡导学习西方以促进中国走向近代的思想家。他朦胧感觉到社会存在的危机，努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魏源主持编译的《海国图志》一书，为中国人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在《海国图志》序言中，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魏源的思想率先冲破了祖宗、家法的束缚，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传播西方器物文化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而且他的思想影响到了教育思想的变革，清末民初的统治者们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逐渐意识到了实业教育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勃兴。

　　 （二）机器制造业对变革职业教育内容的要求

　　 1861年8月，清王朝开始施行新政，开展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初期，只是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但是很快便出现重工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为实现资金回笼和积累，开始大力发展轻工业，从而逐渐走上工业化道路，而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据统计，到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大约雇佣了3万多工人，清政府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有9000~11000工人，民用工业有3万余工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3万余工人，总计有超过10万的产业工人[4]。但是这10万左右的雇佣工人，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在进入工厂从事生产之前，没有受过任何培训，不能适应大机器生产的环境，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对变革传统职业教育的内容和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清末民初政府对学制改革的探索

　　 19世纪70年代后，部分改良人士、维新派代表人物纷纷上书建议政府仿效西方建立学校教育制度，但是近代学制却一直处在呼之欲出却呼之不出的境地。1902年官学大臣张百熙主持修订了一系列的学制系统文件，并在8月15日奏呈颁布，历史上称其为“壬寅学制”，分三段七级，整个学制长达20年。“壬寅学制”规定，在学制的主系列之外还有平行的简易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这个学制还未实施就被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癸卯学制”所取代，新学制规定，在主系统之外又有实业类的学堂，即初级实业学堂，包括实业补习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所有的实业学堂一般都划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个专业。清末学制在职业教育向近代化转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民国政府成立后彻底修订了清朝末年的学制。在1912~1913年，颁布了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对实业教育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主要有乙种实业学校和甲种实业学校，分别和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平行。与大学平行的专门学校，分类培养法政、医学、药学、农学、工业、商业、美术、音乐、船商、外国语等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实际上都是事业教育。自此之后，职业教育成为教育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新型职业教育的主要流派和形态 

　　 （一）洋务派推进的官学改革

　　 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促进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转型。洋务派创办的学校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外国语学堂，例如，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以后转为综合学校）和1863年在上海设立的广方言馆，这种学校以学习外国语为主，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二是军事学校，例如，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1881年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等。这些学校主要培养能使用洋枪、洋炮的士兵和军官。三是技术学堂，例如，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成立的附设机械学堂，主要培养高级技术人才。

　　 注：八年制作为常规的安排，渴望那些“汉文熟谙，资质聪慧”有所成就。五年制是专门为那些年岁较大，不再有精力学习洋文，只能借助译本来学习西艺的人安排的。

　　 从表1中可以看出洋务学堂培养专门人才的特点，即大都是为培养会使用和维修洋机器的人员和一些通讯人员。大多数洋务学堂都带有部门办学的性质，是具体洋务机构的组成部分或者直属单位，直接针对本部门和机构的需要培养人才，比传统的零散的学徒制和艺徒制更具组织性、稳定性。在教学内容上，洋务学堂以“西文”、“西艺”为主，比传统的学徒制和艺徒制更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在教学方法上，洋务学堂比较能够按照知识的接受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安排教学内容，重视理解。同时在教学中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很多学校建立了实习制度。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洋务学堂普遍制定有分年的课程计划，制定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度，突破了传统学徒制和艺徒制的个别传授方式。

　　 （二）维新派主导的教育改革

　　 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加深，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教育实践活动便成为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

　　 “百日维新”之前，维新派创办了一些学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主要培养维新骨干、宣传维新思想。1879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对洋务派的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维新派在百日维新中也对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主要有设立京师大学堂，废除八股考试，普遍设立新式学堂。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势在造成一种“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的局面，但是这些措施在推行中却遭到了抵制和拖延，大多数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守旧派宣布废止。

　　 因此，维新派在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转型过程中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所有的维新政策只有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了下来，1902年恢复办学，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规模也渐渐扩大。

　　 （三）实业家创办的实业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兴办近代教育的教育家，他们兴办了大批职业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张謇。

　　 张謇从实际需要出发，兴办了纺织师范、农业、商业、金融、工业、医学、铁路、船舶、机器制造等各类专门学校，以及工人艺徒学校、女工传习所、蚕桑讲习所、幼稚园保姆传习所、镀镍传习所、伶工学社、交通警察养成所等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

　　 张謇大力加强实践性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他在纺织专门学校设立了纺织木织机、铁织机、漂染、电动等各种实验设备，让学生进行实验。在师范学校设立了附属小学，组织师范生进行教学实习。在农业专门学校建立了农事试验场、家畜试验场、苗圃、鱼池、森林事务所等。要求农校学生向农民宣传推广良种。张謇提出的一系列加强实践性教学的措施和办法，有效促进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工商业的补习教育

　　 洋务派举办的实业学堂主要培养中高等技术人才，工厂中仍然缺乏大批熟练技术工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68年船政局创设艺圃，从所属各工厂招集艺徒百余人，利用夜间，对他们实施专门教育。艺圃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几何、几何作图、代数、设计和蒸气机构造等，上课时间为晚上七点半至九点，从1868年12月开始，还在上午增加了一个半小时的教学时间。1871年通过考试编排为四个班。这些艺徒班的教师大多由所在车间或其他车间外国技师、工头担任，有少数专职教师配合。新式训练方式使得几乎所有入学艺徒都掌握了本专业的主要实际知识，能够根据图纸施工，其中大部分人具有监工能力，有的甚至达到工程师水平。

　　 另外，在中国通商口岸，西方工商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西方企业对职员的要求与中国传统商业不同，只有熟知外语和近代商业知识的人才能胜任。为满足这一时期对人才的需求，上海出现了一些比较正规的外国语补习学堂，例如，英华书馆、得利洋行英文书馆等。这些学校除教授外语外，还教授商业实用知识，“如英华书馆开办的夜学教习英国文意、言语、算学、账目、地理、文法、写信之法一切，每夜七点钟起九点钟止，维礼拜六及礼拜日不读书，笔一切皆可借用，幼年者不必来，在夜间事者年约二十左右。”

　　 还有专门教授商务英语的书馆和夜校，例如，1886年2月12日开办的“分讲贸易英文馆”专教语言文字，算学绘图打样。这些外语类培训班和夜校生源主要是一些官商子弟，通常采取日、夜班制进行教学，教学时间早上9点至11点，下午1点至5点，晚上6点至10点。学生来去比较自由。这些学校收费一般多为2至5元，也有学校按日夜班分别收费，如早班每月4元，夜班每月2元。这些学校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商业补习教育。 

清末民初职业教育转型的评析 

　　 职业教育的转型以社会的职业需求及其变革为导向，当社会发生转型时，为之服务的职业教育亦注定发生转型，其转型的程度及特征又深深受制于特定社会的经济、文化等环境。纵观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转型，可以对其作以下历史评析。

　　 （一）切断和传统职业教育的联系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走向崩溃，现代教育萌芽的时期。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产生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科学技术学堂和各类民用工业、商业、农业学校，企图促进传统职业教育方式向新型职业教育的转变。

　　 但是，清末民初职业教育主要以实业学堂为载体，一系列实业学堂的创立是清末民初职业教育转型的最重要标志，然而这些学堂并非原有教育传统的逻辑演变，而是在引进并模仿西方实业学校教育制度基础上创办的，不是本土内生性职业教育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一种硬性移植的结果。如在教学内容上，以“西文”、“西艺”为主；在教学组织形式上，采取西方学年制与班级授课形式。这一全新的教育形式与传统的学徒制或艺徒制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使得实业教育在起步之初就切断了和传统的联系。

　　 （二）在传统文化桎梏下挣扎前进

　　 顾明远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提问：“有一些教育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为什么素质教育在我国如此难以推行？为什么学历主义在中国人头脑中经久不衰？为什么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发展不起来？”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排斥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夜。面临崩溃的中国封建主义教育，是一种被迫的现代化。教育的变革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清末民初时期，一些新兴因子开始注入中国社会，为传统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但这些新因子的微薄之力远不足于撼动历经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加以社会生产事业极不发达，人民思想又重视文字教育，轻视技术训练。”[8]在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下，清末民初新式职业教育发展十分缓慢，社会上普遍盛行的依然是传统的师徒制度。

　　 （三）奠基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雏形

　　 清末民初，职业教育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例如，洋务运动使得技术、实业教育思想逐渐强盛，他们强调造就科技和实业人才，为开创近代实业教育开辟了道路，实践了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实业教育思想，促进了职业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顾明远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说，“教育有如一条大河，而文化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人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仅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只有彻底把握住它的源头和流淌了5000年的活水，才能彻底认识中国教育的精髓和本质。”职业教育在转型过程中也推动了制度、科技、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使社会变革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