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自序-文学论文

　　收入这本论集中的这些篇什，系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以来，所撰写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的一部分。光阴荏苒，岁月如斯。如果从我于1986年在《思想战线》(1986年第3期)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谈“易象”》算起的。到如今，已经是25年的时光了。在此期间，扪心而论，应该说自己还是潜心向学，始终艰辛地跋涉在学术研究的崎岖山道上的。尤其是从1999－2010年在文学所任职的11年期间，庶务烦杂，甚至时不时会遇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干扰和困难，但是由于始终将学术研究视为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敢有所懈怠，所以依旧研读不辍。每到公务之余，或者周末和节日放假时，更是足不出户，尽可能地杜绝外出交游，“宅”在家读书、思考、写作，充分体味一种于独处孤寂中获享之乐趣和满足。

　　然而，由于才情平平，学养也不够深厚，故而所获极其有限。所以，我把收入本文集里的这些论文，仅仅看做是二十多年来自己在学术研究的崎岖山道上跋涉时，所留下的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看做是记录了自己在陋室青灯下展卷研读，与古今哲人、智者对话时产生的种种成熟不成熟、在理不在理的思绪和想法，从而不敢有所自负，甚至连所谓“敝帚自珍”的念头也不敢存有。

　　这些论文，尽管其论域或大或小，但都是围绕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些诸如概念范畴、古代文论典籍或文论家、古代文体批评现象、文论史现象，以及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理念、学术方法论，或者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等个案问题而发表议论，选题比较广泛，均与自己平时的阅读、思考兴趣有关。这些论文，除少数几篇而外，均在相关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过，而没有作为论文发表的几篇，亦作为自己曾经参与过的一个集体课题的一本书里的若干章节出版过，我借此次编辑这本论集的机会，恢复了其论文的本来面目而收进来了。在编辑的过程中，除做了一些必要的引文核对和文字订正方面的事情外，没有做别的方面的改动，尽管自己当年在个别论文中表达的观点，现在已经有了新的思考和变化，个别论文的论证也明显有疏漏之处，但是出于尊重历史的态度，不做修改或补充，任其保持原来的面貌。

　　从事人文研究，应该不断地在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两个层面总结和反思自己。本论集上编中的几篇论文，实际上就是我在反思自己的过程中写就的。除此而外，我还发表过《对当前古代文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新世纪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格局、问题意识及方法范式》@两篇论文。将它们合而观之，大体上可以看出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所坚持的理念与方法，这里就不再赘言了。在以往之反思的基础上，近来我集中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当下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应该建立一种国学视野下的文化通观意识和“大文论”观念，以为我们研究古代文论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

　　这是因为，以往我们对于传统文学思想的研究，往往习惯于以作家和作品分门别类地设篇定章，这种方法虽然具有较为广泛的普适性，但常常容易忽略思想体系发展之内在逻辑和历史的连续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重视内在的文学观念史和外在的思想文化史并重的研究方法，前者的理论假设在于文学思想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其观念范畴具有自足的逻辑关联，因而侧重于文论系统内部观念之间的内在结构；后者则将文论史放在历史时代的变局之中，考察各个时代文学思想的不同衍生形态以及与诠释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氛围和关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务实求真的态度，重建国学视野下的文化通观意识，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大传统，在还原的基础上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我还认为，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史述性质的历时性梳理与文论范畴间的关联性研究，实际上是不可分的，也是不能分的，而在研究范式上，则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微观范畴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注重知识学角度的梳理，包括思想谱系、知识谱系以及阶段特征的论述，以便深入探讨传统思想文化对于传统文论生成、发展的整体性影响，从而对文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转型、变迁等重大过程进行有效的解释；另一方面，则应该以问题为线索，从观念史进程的层面对单个文论范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尤其是对文论元范畴和原初批评意识进行梳理和阐释，旨在通过源流分析和衍生范畴、概念的研究，达到以更微观的单位诠释思想文化本源之可能性。于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采用的“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和“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态度和方法，确实应该奉为楷模。而只有这样，我们方才可以对中国传统的以天——地——人、道——圣——经为轴心，层层展开、层层交织在一起，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生共长(有时甚至附着于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上面)，因而具有超乎寻常的开放性和生命力的“大文论”体系达到较为深切的认识。我以“返本与开新”为题，来为本书命名，亦是为了更加突出这一意旨。所谓“返本开新”，原本是现代新儒家在讨论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时的一种主张，其强调在中国文化建设中，既要坚持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又不自我阻绝于西方文化，在融会贯通中开辟中国文化之新境。应该说，这种关于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理念，符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在人文知识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于是，近年来，以“返本开新”为题目的论著，尤其是单篇论文颇为不少，我也于2008年在《西北大学学报》上以此为题目发表过一篇反思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阐释方法的论文。所以，在为本论集命名时，再次选择之。

　　多年来，当一种论著发表出来之后，我都要重新读一遍，每次都会从中发现一些自己在撰写和修改时没有发现的问题和疏漏，即使本论集出版之后再重读之，恐怕情况也会如此。我想，我们需要读者，需要批评，其意义也正在这里。因而，在此特别寄希望于同行专家以及其他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促成该书出版的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云鹏先生和责任编辑李景奇编席，以及曾经为我发表过收入本论集中的一些论文的学术刊物的责任编辑们。

　　是为序。

文章来源于《文艺评论》杂志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