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典文学的佛禅观照-文学论文

　　一、生命之关照与直觉的思维方式

　　1. “万法皆空”的生命观照

　　佛教说到底是一种极高的哲学,强调无造物主、无常、无我、因果相续。既然无常、无我,自然缘起性空,《金刚经》中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正是对佛家“性空”观的阐释。中国历代文人士子多有在现世生活中郁郁不得志转而向佛禅之中问究解脱之法,宽慰心灵、旷达人生,甚至出现了“贬官禅悦”的现象。

　　以“辅时及物”“利安元元”为政治抱负的柳宗元,“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然而此期间他并未进入禅境。被贬为永州司马、柳州刺史后,随着排遣内心苦闷的愿望日渐强烈,他开始在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中读到了自身特色佛家禅意,看他《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营造了极为静谧、寥廓的宇宙境界。在漫天皆白的时空间,尚有一老翁披着蓑笠稳坐独钓,表达出对生命意义的礼赞之情。与柳宗元并称为“刘柳”的刘禹锡则在佛意禅理中更潇洒地游走人生。虽然他也有在贬谪生活中揣味人生的诸多不如意与怨愤:《竹枝词》:“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但于生活的热爱,使他成就了“诗豪”的美名,《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种对于“心”的修炼恰是佛禅证悟本心的思想,即所谓明“心”见“性”,证悟得自然。从佛禅之道看来,“心”与“自然”之间有着一种不可间离的融汇,“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总是法身”,而将两者关联在一起的则是一种直觉的思维方式。

　　2. “直指人心”的直觉妙悟

　　佛教传入中国后,大乘各宗派先后兴起,在诸派中崛起的禅宗,标志着佛教本土化已告完成。自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创立禅宗后,禅宗的宗旨便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要求参禅者摒弃从前二元世界的认知方式,将“我”与对象分裂开来,它需要的是一种直觉的思维,刹那的妙悟,这种妙悟在古典文学中体现出浓浓的哲理,令人品咂留恋。

　　有“诗佛”之誉的王维体悟到禅旨与自然同一的无上妙觉,并全身心地融进诗象、诗境,成为一种恒在的“我梵一如”的生命显示。他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生命的依托,同时,又在这种寻味歌咏中,完成了艺术的发现。他的一首诗歌便是一幅漂浮着汩汩禅意的“无我之境”的画卷。诗中的妙悟即为“真”,而中国的审美也是以这种“不涉理落,不落言筌”的颖悟为上品的。

　　受尽仕途坎坷蹭蹬的苏轼,以儒家面目排解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已不可能,于是他将眼光投放到佛禅,虽“无心证佛”却“有意参禅”,在诗文中有很多精巧的譬喻映射出苏轼的绝妙体悟。如其抒发对人生之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东栏梨花》)。这些经典的诗句如无对禅理思维的修炼,是难以以如此高的境界解读人生世事的。

　　二、创作题材的丰富与僧人文学的繁荣

　　1. 内容与形式的日臻完善

　　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佛教带来了三世的空间,另有三界、五道以及因果轮回的观念,因此文人们想象的时间与空间都得以扩大,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源动力也更为精彩。魏晋南北朝出现的志怪小说《幽冥录》(刘义庆)、《搜神记》(干宝)等反映了佛教进入中土后我国古典文学的新变化。吴承恩的《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取经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神魔世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吸收六朝志怪和唐传奇之长,借狐鬼花妖的故事营造了一个异域幻境抒发对现世的不满与憎恶。另外,佛经本身就是较好的文学题材和艺术形式。佛经中存有大量的故事,且爱用譬喻,《百喻经》《法华经》即是如此。古典文学中的俗讲、变文,许多是对佛经故事的讲述。这种宗教性变文,在敦煌文学中存有很多,如《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

　　佛教的性空、因缘等观念,使得因果报应、梦境虚幻和人鬼(神)相恋的故事层出不穷。如在唐传奇蒋防的《霍小玉传》中,小玉死后化作厉鬼惩治背义忘恩的陇西才子李益,将李益与其妻妾捉弄于股掌之间,表现出报应不爽的观念。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写游侠淳于棼梦游“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官任太守直至位居台辅。公主死后,遂失宠遭谗,被遣返故里。一梦醒来,方知适才所游之处乃屋旁古槐下一蚁穴而已,体现出佛教梦幻泡影的空无观。经典名著《红楼梦》也多渗透有佛禅之意,一曲《好了歌》表达了曹雪芹对于茫茫尘世的“无住”体认。功名、金银、娇妻、儿孙只不过是水月镜花,转瞬即逝,到头来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只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2. 诗僧偈语的“不立”与“不离”

　　禅宗讲求“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但也深知人类于今还无法找到比文字、语言更好的传达智慧与思想的载体,于是在“不立文字”之后,又下了“不离文字”的转语。这种似有还无的“不离”文字,恰便是诗的语言,于是“禅门慕诗”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最著名的诗偈出自于禅宗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佛家“色空”观念。出身于佛徒的贾岛,即诗僧无本,其诗歌想象新奇、情调冷僻,意境幽邃。“月落看心坎,云生闭目中”(《寄华山僧》),“道心生向前朝寺,文心来因静夜楼”(《送饶州张使君》)。贾岛在诗歌的创作中将佛教中能生成万有的“心性”视为至关重要所在。王梵志、寒山、拾得均为唐代佳作较多的诗僧,他们在诗歌中弘扬佛法,以佛家视角谈论对社会的理解。南宋志南和尚的《绝句》:“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则反映出禅宗的“反常合道”思想。在古代社会,文人与诗僧之间的唱和也是一件雅事,白居易、王安石、秦观、汤显祖等人都曾与诗僧进行唱和,而诸多的诗僧也以其思维的更高境界促进着古典文学的发展。

　　三、语言文字发展的推动力

　　1. 词汇的扩大

　　在汉语发展史上,佛教词汇对于汉语言的影响最为深远。赵朴初先生说:“如果真要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也说不周全了。”这并非夸张之语。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观念的词语也大量被录入到汉语之中,日益丰富着汉语词汇。其中有外来语的音译,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更多的是已经被赋予了本土化意义,如“因缘”“因果”“报应”“境界”“刹那”“平常”“实际”“方便”“世界”等已经成为人们常态

　　化的一种用语。成语俗语也有很多源自于佛教文化。“三生有幸”中的“三生”应为前生、今生、来生;“无事不登三宝殿”中的“三宝殿”应为佛、法、僧的活动场所。人们现在所说的“一丝不挂”即来自佛典中比喻不受尘世丝毫牵累的说法“寸丝不挂”。此外,“借花献佛”“祸国殃民”“生老病死”“回光返照”“现身说法”等都是具有佛源的词语。

　　2. 音律的影响

　　佛教以梵文撰写而成,梵文作为一种表音文字翻译为表意文字的汉语时,必然会产生某种效应与影响,学术界认为反切的产生与四声的发现与佛教有一定的关联。从时间上看,反切的产生正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颜之推有言:“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在北齐李季节《音韵决疑序》中提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反切和四声的出现对古典文学的格律诗词影响深远。尤其是中国文学的鼎盛期——唐宋诗词,其对韵脚、平仄的格式要求甚高,如果没有出现反切和四声很难想象我们的唐宋诗词能否会如此精彩地傲然立于中国文学史的巅峰。

　　综上所述,佛教文化对我国的文字、文学乃至人生观等问题都给予了有力支撑。佛教在经过中国本土化的洗礼之后,已然融入到国人的血液之中,内化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泽被万物,滋润心田。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中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