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哈金的是与非-文学论文

　　哈金主要用英语创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五部诗集、四个短篇小说集、五部长篇小说。其中,长篇小说《等待》在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战废品》在2004年获得第25届国际笔会和福克纳奖,他还曾经两度入围普利策小说奖,可以说是在美国获奖最多也最高的华裔作家。但是,他的中国故事为他在美国文坛带来殊荣,在中国却销售欠佳。迄今为止,内地也只出版了两部他的译作,他的代表作品《等待》在2002年有了简体汉语版,成为第一部引进大陆的哈金作品;2010年国内著名文学杂志《收获》全文登载了他的小说《南京安魂曲》。

　　国内对哈金的态度可谓毁誉参半,一部分学者认为哈金靠贩卖中国元素来讨外国媒体和外国读者的欢心,如邱华栋就指责哈金作品中出现的诸如小脚等描写,实际上是为了强调小说的东方文化奇观性,为了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增加陌生感和刺激性而有意设置的。另外一些作家则力挺哈金,称之为中国的纳博科夫或者康拉德。

　　但康拉德和纳博科夫早已进入了英语写作的传统,之后也都被各自的母语所接纳,而哈金的处境更像是一个尴尬的孤案。哈金原名金雪飞,因为出生在哈尔滨,所以指哈为名。取名字在中国历来是一项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行为。尤其是对文人来说,更加带有一种隐喻性。旅行一直是人类的母题,哈金本人就承认自己永远处在路上的状态。但哈金并不把自己看做流亡者,他宁愿称自己为新移民作家。作为现代群族的一员,他选择的流亡乃是主动的自我流亡。

　　现代流散群族乃是相对古典流散群族而言。尽管各种流散群体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古典流散群族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四处流亡,他们渴望回归原乡,同时又遭遇异乡主流社会的排斥。他们的社会地位往往也是低下的,对他们来说,二元对立永远存在,要么回归家园,要么被纳入同化。而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拓展,现代流散群族应势而生。他们永远无法回归原乡,其流散身份又使其注定无法彻底被所在国同化,而事实上,现代流散群族们已经不再强烈地渴望回归,而对于所在国,他们更多的是融入,而非同化或认同,融入的同时他们也成功地保留了自己的某些族群特征,他们的状态正如谢夫描述的,以他乡为我家。② 凭借这股以他乡为我家的精神,哈金似乎更心甘情愿地接受所在国的价值观,对他者遭遇主流时不可避免的排斥和不公也接受得更为坦然,他的作品中较少地涉及移民失根之痛,而是更多地去探索广义的人性。然而尽管哈金表面疏离,去国离家的经历还是执著地留下了痕迹。比如他用嵌入家乡的笔名杀入西方主流文学界,他用抹不去东北口音的英语教授美国学生写作课程。一个乡音不改,且以故土为名的作家很难质疑全无爱国之心。

　　哈金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忠于现实,把记忆里的现实经过艺术再加工呈现在作品中,单纯说他贩卖中国元素,其实也未必。哈金的局限性在于他年轻时就离开了中国,他记忆中的祖国也是那个年轻的中国,有年轻时的鲁莽,有摸索时的弊端,他错误地将这个年轻的中国同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并置,从而引发一种类似自惭形秽的心理。他和盲目恢复中华男子汉形象的赵健秀几乎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其实,道理也简单,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或者说,如果当年漂洋过海到相对剽悍的美国西部淘矿修铁路的中国人,不是国人中相对矮小瘦弱的广东渔民,而是魁梧剽悍的山东或东北大汉,也许就不会在美国民众中留下中国人种普遍虚弱的刻板印象。而如果美国民众能摆脱媒体谣言,亲自见识一下全球化背景下紧锣密鼓进入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就会明白那些历史遗迹已经没有被不断咀嚼的意义了。就像西方那明显阻止淑女小姐们多吃一口饭的箍骨裙,日本沉重的和服和木屐,印度神秘的长面纱,哪个国家没有点颇不体面的过去呢。

　　的确,虽然不用中文写作,但是中国历史背景却无可避免地成为哈金的创作舞台。他讲述他成长的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故事,讲述中国的军队,中国的乡村与中国的市民。他笔下大部分的人物,都具有一种隐忍而沉默的个性,他们不爆发,也不感到幸福。哈金着力刻画那些命运逐渐吞没他们的细小时刻,希图去理解和描述普遍人性。在谈到《等待》时,哈金承认曾试图放弃,但是一位美国妇女的倾诉使他意识到等待是全世界人类都面临的一种普遍的困境。求而不得,得到了又发现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以及孔林“哈姆莱特式”的犹豫和懦弱,这些普遍的人性缺憾使小说得以摆脱华裔身份思维的局限,跨越种族和文化,也跨越地理和语言,得到了众多人的青睐和感动。哈金倾心于苏俄的现实主义大师,感动于苏俄作品中的生命悲剧意识以及悲悯和同情心。受其影响,哈金的作品也多描述人的困境和悲剧,尤其青睐对小人物的命运观照。同时,他的作品中没有堆砌的辞藻,带有现实主义质朴的风味,福克纳小说奖的评委们评论他:“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杰出作家之一。”

　　华裔英语作家任碧莲说:“哈金写作中静止的时间性对美国小说而言,完全是新的。他主张向西方大师看齐而非要颠覆传统的姿态,又是完全中国化的。”④哈金的作品往往取材于真实历史资料,同时注重细节。他的近作《南京安魂曲》便以纪录片般的真实感,重新发掘了这一历史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侵华日军的血腥暴行,恐怖的日日夜夜,人性的怯懦和黑洞,夹杂在亲情与民族大义之间的挣扎,被真实而全景地再现。而他特意选取了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作为主人公,通过这位女传教士在金陵女子学院开设难民营、抵抗日军暴行、保护上万妇女和儿童、成立家庭工艺学校等行动,体现出了一种超越国界、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的人道主义精神,然而这位女传教士也有着自己的痛苦情结和精神磨难。在面对日军以及各种利益纠葛与整个南京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孤身斡旋时,她承受了血肉之躯的生死极限。哈金似乎暗示战争对血肉之躯的戕害,对人内心的创伤是不分国界,难以祛除的,从而使小说带有了世界意义的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主旨。

　　从最初的模范亚裔形象黄玉秀,到口诛笔伐的赵汤之争,再到今日华裔文学界的百花齐放,华裔作家似乎更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他们的态度更加冷静,他们的题材也更加广泛,从众多知名作家的后期作品来看,如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汤亭亭的《第五和平之书》,以及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注到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创伤上,从个人恩怨跳出的作者们更多了一份全球视角和普遍关注,并且从中国经验升华到人类普遍经验的高度。哈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坦言,以后将尝试开始创作美国题材的作品,这似乎意味着哈金意图摆脱原乡知识背景的褊狭,在中国生活之外获得别样的眼光。摆脱了中国记忆对异质文化的梳理,我们很期待哈金将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哈金早年曾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一说,其中不乏对当下国内青年文学意识浅薄的微词。我们不知道何时会诞生何样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但是作为一个坐标,一个可供努力的方向,哈金的坚持和渴望是我们无论国内和海外人们所共同希望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哈金在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时,强调了它将取消中心和边缘的分野,将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公平的尺度和相同的空间,这表明了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暗示了融入主流文学界的艰辛。

　　作为一位不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哈金面临更大的挑战。作为自愿的流散者,愿意在异国落地生根的新移民,我们期待他获得更多的荣誉,也期待他能像当年的卫报颁奖给李翊云时指出的一样,是因为对她的才华和内心世界的尊重,而非对中国趣味的迷恋。这才是华裔作家成功的最大标志。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下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