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国葬》中的人物形象与国家认同-文学论文

本文从《国葬》中的三种人物形象入手,探讨小说中复杂的国家认同。

　　一

　　小说中出场较为集中的是台湾战后的一代年轻人。这类人物包括年轻的侍从、年轻的官员以及将军家的少爷。他们是摆脱了历史重负的一代人,更多强调的是自我实现,对于家国的认同程度相对较弱。白先勇在小说中对这类年轻人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小说从开头就一再强调了这一代人的年轻:年轻执事、年轻侍从、年轻军官们。与年轻相对应,小说通过将军的副官秦义方的视点看到的是新面孔、新制服,他们一个个收拾得“头光脸净”,“新升起来的将官们”“都是一式的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他却一个都不认识。小说由此暗示随着时光的流逝,台湾军队已经是一代新人换旧人了。时代的转换,不仅带来了代际之间价值认同上的差异,而且还产生了情感上的隔膜。于是,从秦义方的主观角度来看,这些年轻人就成了一群没有个性特征的人。仪式开始后,主祭官高举祭文,用江浙方言嘹亮地、富有节奏地诵读。三军各部、政府各院络绎不绝上前致祭。在这样的一系列叙述中,不难看出,前来吊唁的官员们更多是一种例行公事式的表现,而那些年轻的侍卫们,更是把国葬当成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他们都没有葬礼上应有的悲悼情感。因而这些面容模糊、形象刻板的一群年轻人在更准确的意义上只是一些角色。他们在国葬中那些具有表演性质的行为揭示的其实是社会角色与自我认同之间的缝隙,是自我认同与政府的价值导向之间出现的偏差。当对李将军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战功卓著的将军进行国葬,以表达对他的高度崇敬的时候,那些在政府、军队各部门任职的年轻官员们并没有对李将军的功勋和谋略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敬仰,这说明由于台海的分隔和历史的变迁,这些年轻人的历史认同已经开始淡化。

　　在《国葬》中,虽然少爷的身份是孝子,但是他也和年轻的侍从、军官一样是一个角色化的人物。小说对少爷的表现只是类似于三级跳式的三个片断。小时候父亲对他的精心培养,既有父子情深的一面,也体现了曾经在战场上屡建奇功的李将军对下一代所寄托的厚望。然而这厚望因为少爷装病、从军校退学去美国而终成泡影。多年以后这位叛逆的青年成了葬礼中神情漠然的中年男人,跪在灵台前频频谢客如仪。当秦仪方在葬礼上看到阔别多年的少爷想和他叙叙旧时,少爷却是一脸的漠然,已经不大记得他了。少爷的漠然一方面是巨大的丧父之痛使然,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在美国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疏离感。少爷这类人物形象在《台北人》这部小说集中并不罕见。如果说在《思旧赋》中那个从美国回来变成白痴的少爷是以这种方式回避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与艰难选择的话,那么《梁父吟》中的家骥则已经完全背弃了祖国的传统文化。当父辈的朴公与之商量其父国葬的礼仪时,他不仅多有不耐烦之色,还以信基督教为由,拒绝为亡父做“七七”。小说通过少爷们对传统文化、家庭责任的拒绝表现了年轻人祖国文化认同的淡化,他们的价值观已经打上了全球化的印记,在其身上已经难以寻找到像其父辈那样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战争而建构起来的深刻的国家认同。

　　白先勇通过不同的角度对这样的年轻人进行了批评。顺恩嫂说她见了小姐离家出走后落魄的样子,自己也觉得“脸上短了一截”;秦义方则处处看那些年轻的侍卫不顺眼,不仅暗暗咒骂他们,而且将李将军的死迁怒于他们。在《梁父吟》中,朴公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家骥“不大懂事”、办事“叫人寒心”。小说正是通过对这些年轻人的批评潜在地表现了作家本人在异国他乡对祖国的深刻眷恋与认同。

　　二

　　与那些年轻人的角色化不同,小说对四位年事已高、退出军界多年的老人进行了个性化的表现。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战争中战功卓著却晚景凄凉,白先勇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与悲悯。

　　与那些来回穿梭的年轻侍从不同,秦副官须眉全白、穿着一身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来到灵堂,他行动不便却硬是“不按规矩”挣扎着伏身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响头,抖索索地撑着站起来(他起来得如此艰难,大厅里四处穿梭的年轻侍从们却无人搀扶,这就从秦义方的角度又一次含蓄地批评了年轻侍从们心中人情的缺失)。小说继而表现他对着李将军的遗像,又擤鼻涕又抹眼泪。他的旧中山装,他的悲恸与愤怒使他与那些中规中矩的官员、侍从们判然有别。借助他的视点,我们看到了另外两个老人:一位“身穿藏青缎袍,外罩马褂、白须白髯、身量硕大”,这是在香港隐居的章司令;另一个“抖索索、病恹恹”,由人扶着,直用手帕擦眼睛的老人,是住在台北荣民医院的叶副司令。秦义方由此回忆李将军在北伐时有三员猛将,小说对章司令和叶副司令一笔带过,而对曾经“年轻、能干、又得宠”的刘行奇则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表现。他此刻却是一位“身披玄色袈裟,足蹬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的老和尚。他满面悲容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这四个人在国葬中发自内心的悲伤与崇敬,体现了国葬的本义。他们在人生晚年隐居、住院和出家的现实处境形象地表现了他们在社会中的边缘化状态,象征着他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因此,他们的悲伤不仅仅是对于逝者的哀悼,同时也是对于一个逝去的时代的悲悼。

　　小说对这四位老军人的表现,除了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他们的年迈(体衰)、多病与悲伤之外,还通过秦义方的回忆表现了他们的戎马生涯。秦义方是从北伐时期就追随李将军转战南北的,而章司令和叶副司令也因为骁勇善战而被人称为“钢军司令”,又因二人是多年的老搭档,简直就像是宋代的孟良与焦赞。通过与宋朝抗辽名将的比附,使得小说的容量陡然扩充,具有了浓厚的历史感。比他们二位更得李将军青睐的是刘行奇。然而他命运的起伏再形象不过地揭示了人生的无常感。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因为撤退前最后一仗的惨败而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他被俘一年,只身逃到台湾后,“整个人都脱了形,一脸枯黑,毛发尽摧,身上瘦得还剩下一把骨头”。他被革除军籍,然而比这更折磨他的心灵的是那份深深的自责:十几万子弟兵全军覆没。“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说,将他和历史上“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项羽联系了起来,表现了作家对这一位失败了的军人的深切同情。刘行奇后颈上巴掌大的红疤,是当年北伐战争中攻打孙传芳时受的重伤,这红疤既是他的身份标识,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是战争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的形象化表现。通过对这三位老人荣辱成败的简单叙述,作者把他们的身份定格在了那段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岁月上,从而在深层次上展现了他们的国家认同。

　　秦义方的人生经历和感情变化随着小说的展开得到了丰富的表现。他从北伐时就跟随李将军,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把自己的情感、自我价值都与李将军紧密联系起来。他不仅非常熟悉李将军倔强、不服输、不服老的秉性,像家人一样悉心照料李将军寂寞的晚年生活,而且对自己是“李浩然将军的副官”这一身份指认深以为荣。然而时间改变了这一切。他先是年迈体衰,被李将军安排到台南养病,他因此而感到自我价值的失落,充满了委曲和不满。继而随着李将军的辞世,他最终彻底丧失了他赖以寄托自己的情感和价值的一切。小说最后聚焦在秦义方对还都南京、拜谒中山陵的光荣回忆。在这个回忆中,“有那么多高级将领聚在一块儿,章司令、叶副司令、刘副长官都到齐了”。他自己则“跟在长官身后,两个人的马靴子在大理石台阶上踏得脆响”,士兵们轰鸣般地喊着“敬礼”的口令。在此,秦义方的回忆与现实有机地叠合在一起。现实召回了记忆,使秦义方重温过去的辉煌与自豪,而回忆又照亮了现实,在送灵的卡车上一度被寒风吹得缩起了脖子的他此刻又不由自主地把腰杆硬挺了起来。这一举动具有了深远的象征意义:通过对自己辉煌历史的回忆来重新获得对现实的信心与热情。

　　这个情感丰富的老侍从,就此成为所有“台北人”的缩影。他们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重要的见证者,通过把自己联系在抗日胜利、还都南京、拜谒中山陵这一无限风光的历史时刻,对自己断裂的人生和历史进行了有效的缝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记忆和身份,以此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深情眷恋。

　　三

　　《国葬》中虽然是主角却未正式出场的人物是李浩然将军,他是一个缺席的在场。白先勇通过章司令等三人衬托了李将军的谋略,又通过刘行奇和秦义方对他的深情回忆揭示了他的人格魅力,更通过他晚年的孤独寂寞表现了他作为平凡人的一面,这是一个性格丰满的圆型人物。

　　这样的将军形象在《思旧赋》和《梁父吟》中都出现过,这三篇小说通过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将军们的历史功勋。在《思旧赋》中,两位女仆在讲述旧事时对李长官“轰轰烈烈的日子”一句话带过;在《梁父吟》中,朴公和雷委员参加孟养的国葬回来,回忆朴公和孟养、仲默三人效桃园结义、参加武昌起义的往事;在《国葬》中,秦义方则深情回忆追随李将军参加北伐、抗日胜利的光荣岁月。由此可以看出,这三篇小说对于将军们丰功伟绩的描述,都着眼于重大的历史价值,把个人和民族、国家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小说不仅没有正面描写将军们在战场上驰骋疆场的英勇和运筹帷幄的谋略,反而含蓄地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思与批判。比如,《梁父吟》中,孟养在病重时常说自己心神不宁,朴公说孟养“杀孽重”,并通过亲手替他抄写金刚经、念经超度等情节安排。这固然是因为白先勇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对于战争的记忆遥远而不真切,对战争的正面描写超出了他的个人经验和想象;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有着深刻悲悯情怀的作家,他无法也不可能正面描写那些残酷血腥的战争场面,否则既损害了将军们的形象,也破坏了小说的美感。

　　白先勇在塑造将军形象时,重点表现了将军们寂寞的晚年生活,并以此揭示将军们人生中悲剧性的一面。和平日久,将军们在社会上渐渐处于边缘的位置,在个人生活中也开始遭遇种种不幸。这些将军们大都经历了丧偶的感情伤痛,儿子们都无一例外地去了美国,他们因此过着孤独寂寞的晚年生活。在《国葬》中秦义方想告诉少爷“长官很寂寞”,而在《梁父吟》中,朴公对雷委员说孟养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其实他自己邀请雷委员进来话旧、下棋,又何尝不是处处弥漫着孤独的意味。将军们个人生活中的不幸在《思旧赋》中的李长官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夫人离世,儿子得了精神病,女儿也因为爱上有妇之夫而离家出走。在这种种不幸的打击下,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终于倒下了。白先勇塑造这个不幸的将军形象,目的在于将病倒的将军/父亲、痴肥的儿子/继承人、衰朽的房屋、荒芜的庭院以及冬日的薄暮等组合在一起,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折射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②。正是在这样几近虚无的人生处境中,《梁父吟》中朴公书房里的紫檀木太师椅、“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对联、文徵明的《寒林渔隐图》,这些陈设在古雅中处处蕴含着一种家国情怀。因此,他教孙子背唐诗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情趣,而是对历史沧桑与人生无常的拒不妥协的抗争,具有了积极认同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含义。

　　白先勇还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将军们心系祖国的情怀。在《梁父吟》中,朴公的书房中悬挂着写有《国父遗嘱》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他告诉雷委员,孟养的遗愿是回归大陆时,把灵柩移回家乡。《国葬》对李将军从大陆撤退时的表现,更是凝聚了浓得化不开的牵挂与乡愁。因为刘行奇的部队没有及时撤退,李将军与章司令、叶副司令在兵舰上等了三天,这是忧心忡忡、度日如年的三天。直到下了开船令,李将军犹“擎着望远镜,频频往广州湾那里瞭望”。这既是对刘行奇的归来抱着一丝非常渺茫的希望,也是对祖国的一种恋恋不舍的告别,更是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怀着深深的担忧。这离别与忧虑是那样的凝重,以至于他“骤然间好像苍老了十年”。在这些小说中,出场人物众多,心思各异,但从对历史的勇于担当、对家国的积极认同而言,李将军无疑是其中得到了最集中表现的一个。白先勇通过中国文化中“家国同构”的叙述策略,把个人的文化选择放在家庭、葬礼这些特定的场景中展开,从而使其关于个人命运的叙述具有了民族寓言的性质。

　　白先勇有着特殊的家庭成长背景,他本人由大陆到台湾,与父母生离死别去美国求学并在美国定居,这期间曲折的心路历程,必然有着远远超出一般人的复杂性。他在《台北人》系列小说的创作中,不仅仅是在为一个逝去的时代造像,也是在寻求自己文化身份的定位。特别是在《国葬》中,他通过台湾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揭示了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的复杂性,通过老一代军人的边缘化处境暗示了国共两党兄弟阋墙的历史已悄然远去,在表现将军们的历史功勋时,白先勇重点选取了北伐、抗战胜利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些选择本身鲜明地体现了白先勇超越政治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下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