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水蕴的独特书写-文学论文

　　沈从文与汪曾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写水著称的两位作家,在各自的小说创作中对故乡之水进行了着力描摹与书写。沈从文的故乡湘西位于多省交界处,山峦绵延,多条河流流经穿越,再加之地处南方多雨地带,风云变幻的气象之水与奔涌流淌的溪流之水相互交融,营造出自然灵秀的山水世界。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地处苏北平原,京杭大运河贯穿其中,再加之自然湖泊与河道纵横交错形成了丰富的水系,凝聚成为弥漫着泱泱水气的水乡世界。独特的地域形态表征也影响了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对不同水意象形态的描写。

　　作为受湘西世界神奇水韵氤氲成长的作家,沈从文小说中的水意象较为丰富,从自然的云雨再到山间的溪流,绮丽多姿的水意象点染出沈从文小说多彩的自然神韵,作品中的水意象类型众多,有雨水、溪水、泉水、塘水等。在《丈夫》中落雨、河水漫涨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同时也关联着水边女子生活的变化,“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河中涨了水,平常时节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离岸极近,船皆系在吊脚楼下的支柱上”。《边城》中有对溪水的描写,“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清澈见底的溪水透示出自然的明净与纯美,为翠翠的成长注入了自然的灵性。《槐化镇》中汩汩流动的泉水闪耀着清亮的光泽,惹人喜爱,“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田坪中那个方井泉”,“泉水的来源,是由地底沙土中涌出的,在日光下,空气为水裹成小珍珠样,由水底上翻,有趣到使人不忍离开它”。在《黄昏》中对塘水的描写,更显示出自然之水的生机与活力,“因为新雨过后,天气凉爽了许多,塘水增加了些由各处汇集而来的雨水,也显得有了点生气。在浊水中过日子的鳝鱼,这时节便多伸出头来,贴近水面,把鼻孔向天呼吸新鲜空气”。此外,沈从文在《船上》《长河》等小说中也有大量有关沅水、辰河的描写。沈从文小说中的水意象多属自然形态,昭显出湘西山水的清新与美好,也充盈着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不同于沈从文小说中水意象的丰富与多彩,汪曾祺小说中的水意象大多以沼泽、大淖及运河水系为主,充满了维扬地域特色。平原上的湖泊、沼泽不似大山中溪流的清澈纯净与峻急险要,但在平静流淌中流漫出平和与温润。汪曾祺在其名篇《鸡鸭名家》中就对“大淖”“湖”等水意象进行了细致描写。“地名大淖,已经是附郭的最外一圈。大淖是一片大水,由此可至东北各乡及下河诸县。水边有人家处亦称大淖。这是个很动人的地方,风景人物皆有佳胜处”,“白莲湖是一口不大的湖,离窑庄不远。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三五八集期,父亲也带我去过。湖边港汊甚多,密密地长着芦苇。新芦苇很高了,黑森森的。莲蓬已经采过了,荷叶的颜色也发黑了。人过时常有翠鸟冲出,翠绿的一闪,快如疾箭”。此处的水意象透示出苏北水乡的自然风貌,这里湖泊众多、沟渠纵横、水网密布,水脉绵远流长,使得平原大地笼罩在丰沛的水气之中,让万物得以滋润生长,正如小说《看水》中描绘的一般:

　　“果园的地果然都浇了,到处都是湿湿的,一片清凉泽润、汪汪泱泱的水气直透他的脏腑。似乎葡萄的叶子都更水灵,更绿了,葡萄蔓子的皮色也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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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正在恣酣地,用力地从地里吸着水,经过皮层下的导管,一直输送到梢顶,输送到每一片伸张着的绿叶,和累累的、已经有指头顶大的淡绿色的果粒之中。——这时候,不论割破葡萄枝蔓的任何一处,都可以看出有清清的白水流出来,嗒嗒地往下滴……”

　　此外,汪曾祺还有对其他水意象形态的描写,如在《受戒》中对“芦花荡”的描写,“从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在《故乡人·钓鱼的医生》对河水的描写,“这一年雨水特别大,臭水河的水平了岸,水都漫到后街街面上来了。地方上的居民铺户共同商议,决定挖开螺蛳坝,在淤塞的旧河槽挖一道沟,把臭水河的水引到越塘河里去。这道沟只两尺宽。臭水河的水位比越塘高得多。水在沟里流得像一枝箭”。不管是芦花荡里平静的水路,还是臭水河中淤塞的死水及雨后分流的河水,显示出苏北水乡的多样化水意象形态。这些水流不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之水,充满了神秘悠远的自然灵性,而大多都饱含浓烈的人间气息,围绕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周围,成为他们生活乐趣的承载体。

　　在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中,水意象不仅是地域风貌的表征,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人情、人性及人格的写照。两位作家通过对水意象的描写,来描摹民俗、书写人情,人性与表现人格。二者共同之处在于以水之温婉、纯净来状写人性之淳朴优美,且多形容女性人物的美好人性及精神。但因受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湘西世界民众的古朴纯美中蕴含着不屈从于命运的人生探索精神与竞争力量,如同高山中奔流的河水,携带着汹涌向前的强劲动力;维扬地域民众在淳朴平和中,充盈着坦然面对与积极超越现实人生的宽容与韧性,如同平原上的湖泊悄然滋润万物,满蕴着充沛的水气与力量。

　　沈从文在小说中不仅呈现了充满湘西地域风貌的水意象,还描写了与水相关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民俗。在《三三》中有对“水车”的描写,水车不仅是一种生产工具,其经久不息的咿呀作响的声音是一首咏唱生命的歌谣。《夜渔》中叙写了人们在溪边打鱼的场景,在看似平常的农事中,却透示出生命的喜悦。在《边城》中则对端午节期间湘西民众“赛龙舟”“捉鸭子”的习俗的描写,“赛龙舟”充满了竞争与力量,“捉鸭子”同样也是校验青年力量与智慧的一种方式,显示出了湘西民众竞争的精神。小说《草绳》则叙写了河里涨水之后民众在水中搏击的乐趣与收获,“胆大一类的人呢,扳罾捉鱼以外还有来得更动人的欲望在”。这种欲望就是把身体掷到河心,身上系一根绳绑在大杨树上,在汹涌冲来的水里俘获各种牲畜甚至是空渔船。在小说《船上》还描写了水中行船的场景,“上水船下水船一上一下,总得四五个船夫跳下水去,口上哼哼唉唉,打着号子,在水中推推拉拉,才能使船走动”。沈从文通过描写与水相关的物事民俗来揭示湘西民众的人性内涵,他们与水搏击而生发出强健力量,显示出不屈的精神与人格。此外,沈从文小说中的水意象不仅包含着刚性的人生力量,还彰显出充满宿命色彩的感伤情怀。沈从文在《边城》中三次写到死亡事件,无一不与水密切相关。第一次死亡是翠翠的母亲,喝冷水死去;第二次死亡是天保驾船下行,不幸淹死;第三次是老船夫就在风雨交织、河水漫涨的时候死去了。最后失去了情感依赖的翠翠只能在水边慨叹未来生命的无奈与渺茫。《三三》中主人公在青春梦逝的时候站在溪边,“眼望着一泓碧流,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三三也只能借助溪水排遣心中的寂寞和忧郁。此外,《丈夫》《长河》《黔小景》等作品都抒写了水边人的忧郁和伤感的情怀,用诗意的笔触揭示出湘西民众在无法把握、主宰自我命运时悲情无奈的心理。因此可以说,沈从文借助水意象展现出湘西世界民众既充满主体力量的积极精神,又饱含宿命色彩的忧郁情怀,正如他在《长河》中写道:“因此当地有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有一半人在水面各处流转。人在地面上生根的,将肉体生命寄托在田园生产上,精神寄托在各式各样神明禁忌上,幻想寄托在水面上,忍劳耐苦把日子过下去。”⑤ 水意象是一个棱光镜,折射出多彩的湘西民众强悍、坚韧的精神;也是一个集合体,容纳了湘西民众的悲伤、无奈的情感。

　　作为受苏北水气熏陶的作家,汪曾祺小说以水意象的衍生物象叙写了故乡民众与水的关系,也描写了诸如在水边养鸭、捕鱼等民俗物事。汪曾祺在《鸡鸭名家》中详细介绍了养鸭的各种环节,让读者可全面了解高邮独特的生活民俗。而在《故乡人·打鱼的》中详细介绍了高邮地区的打鱼方式,从打鱼的类型到工具以及打鱼的过程都进行了细致揭示,显示出汪曾祺对故乡民俗的全面了解与熟知。此外,在《故里杂记·鱼》中,叙写了民众捉鱼的场景,“桶店家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奔到沟边来捉鱼。有人搬了脚盆放在沟边,等鲤鱼往里跳。大家约定,每家的盆,放在自己家门口,鱼跳进谁家的盆算谁的”。打鱼、捉鱼不仅是现实生活方式,在《故里三陈·陈四》中已经提炼成为了民间文化内容,“高跷队打头的是渔、樵、耕、读。就中以渔公、渔婆最逗。他们要矮身蹲在高跷上横步跳来跳去做钓鱼撒网各种动作,重心很不好掌握”。而《故人往事·戴车匠》则描写苏北水乡清明时节的饮食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说是清明吃螺蛳,可以明目”。汪曾祺小说通过民俗物事的细致描写来揭示高邮民众的情感及精神,无需运用过多的故事铺垫,而是以简洁的笔触勾勒他们最为独特的精神内质,更显得朴质而明朗。在《故乡人·钓鱼的医生》中“钓鱼”对王淡人而言,不再是惯常的生活行为,已然成为超越世俗、享受生命的精神方式。王淡人运用纯熟的技法捕获自然美食,“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他不但安然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同时还表现出崇高的人格风范。他以高明医术治病救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解救困难民众,体现出“急公好义”的精神,获得大家的推崇与尊敬。《故里三陈·陈泥鳅》中的陈泥鳅是一名水手,生活很随性散漫,常常赌钱喝酒,但也接济孤寡老人,显示出可贵的仁义精神。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没有显赫身份地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往往没有伟大的行为和创举,因此显得平凡和普通。他们满足于俗世生活的享乐,任随自我性情挥洒,显示出自由随性的人性特质。他们内心平静、明澈,对世事沧桑多采取豁达超然的态度。《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有着赶鸭的绝活,自己也多年养鸭,但最终连本钱都蚀光,而且经常赌钱输光,即便如此他仍然活得超然自在。《大淖纪事》中巧云虽遭苦难,仍坚强地活着,努力追寻幸福生活。《故乡人·打鱼的》中一家人生活虽然辛劳,但“他们的脸上既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望、忧愁,总是那样平平淡淡的,平淡得近于木然”。因此可以说,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都具有水样的情怀与精神,安于俗世生活,保持自我性情,如水之流动自然流畅。正如汪曾祺在《菰蒲深处》自序中所云“人物性格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⑥。这种水质般的情怀与精神既源自于苏北水乡泱泱水气的熏陶,也来自于维扬悠久历史文化的哺育。“诗性的维扬文化少功利性,多自由精神,维扬人表现出一种不拘礼节的人性自由,这为汪曾祺所迷恋,也是他所渴望的一种人生理想”。

　　由于身处不同地域、身受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的水意象形态类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沈从文笔下的水大多是湘西山间的溪流与河水,闪烁出自然的清灵与巫楚大地的神秘悠远;汪曾祺笔下的水则大多是平原上的运河与湖泊,充盈着丰沛的水气与滋润万物的生机。同时水意象所承载的人文内涵也迥然相异,沈从文小说中的水意象凝结着湘西世界民众面对人生命运的求索抗争与宿命皈依,汪曾祺小说中的水意象则凝结着了苏北水乡人民超越苦难人生的豁达与从容。如果说沈从文小说中的水意象体系及其文化内涵好像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彩墨画”⑧,景象繁复、意蕴深远,透示出沈从文以现代精神反思湘西文化趋向的思考;那么汪曾祺小说中的水意象体系及其文化内涵则如同是一幅笔墨简洁的文人画,物象明朗、意味淡雅,表达了汪曾祺以传统精神烛照苏北水乡文化的寄寓。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下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