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教育政策的文化逻辑——当代学术论坛

 一、语言教育政策的含义：
语言教育政策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它既是应用语言学学科的研究范畴，也是教育学的研究范畴。
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场域（domain）有种类和层级之分：种类上除了包括实施语言教育的学校，还包括使用该语言的家庭、工作场所、卫生部门等其它场域①；层级上除了包括针对国内的语言教育，还有针对国外的语言教育。综合来说，语言教育政策是指与语言教育发展息息相关，有着密切联系的科学决策和规划，因此又称语言教育规划。
语言教育政策的内容包括语言本体、语言习得、语言地位和语言声望四个方面的政策，其中语言本体和语言习得，语言地位和语言声望的政策常常各自放在一起，学者们有时将其简称为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或语言管理。
美国专家克劳弗德（Crawford）对语言教育政策做了如下的概括：语言教育政策是政府通过立法、法庭、行政或其它方式作出的用来确定语言在公共场合使用的方式，培养国家需要的语言技能，保证个体或群体学习、使用和保护语言的权利。此外，语言教育政策也指政府通过促进有效的沟通，培训和招募人员，保证相关的程序，促进政治参与，提供服务、过程和文件的通道等一系列措施来规定语言的使用②。
二、斯波斯基的语言教育政策观
著名以色列应用语言学家斯波斯基（Spolsky）在他的著作《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一书中阐述了三个概念，语言实践、语言管理和语言信仰。语言实践是指人们做出的语言选择，或者指人们在学习语言过程中采取的行为方式，即上文所指的语言教育。语言管理是指权威人士通过具体可见的措施来规范语言实践，即上文所指的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语言政策对语言教育的指导与规范呢？斯波斯基又谈到了第三个概念，即语言信仰。语言信仰是指人们对一种语言给予的价值和地位，语言信仰既可以反映人们的语言实践也可以通过语言管理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因此，语言教育是形而下，语言信仰是形而上，而语言教育政策则在中间起到调试缓冲的作用③。
斯波斯基关于语言信仰的论述的逻辑是什么？笔者认为，文化与语言以及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
三、语言教育政策的文化逻辑
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丰富的概念，学者们给它的定义有上百种，然而综合学者们的定义，可以看出，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如信仰、观念和价值等文化内容，又包括有形的方面，如实物、符号或技术等文化方式。本文的“文化”是指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信仰、观念、态度和思维方式等无形的东西。
首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不但是语音、语法、词汇的总和，或仅仅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的使用脱离不开社会环境。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表现方式，因此通过语言的使用，就可以了解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特征。
以语言表述模式为例，汉语和英语的表述明显不同，从不同的表述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述模式是指语言使用者组句成篇的特定方式，是指除语法、词汇、逻辑手段以外的其他成篇方式，包括叙事结构、视角、时空顺序等。不同的文化语境会产生不同的表述模式。汉语的叙事结构松散，近乎流水，反映了东方人迂回的曲线思维模式，而英语的叙事结构是主题明显，句句相扣，句句围绕主题，一致性很强，反映了西方人开门见山的直线思维方式④。例如，张亢亢的散文《出售与投资》中的第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有年轻的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女大学生宿舍，如果有校外的某某人来找她们中间的一位，而此人不在，同学说你留个家的电话号码吧，那人说公用电话不好打；那你留个BP机号也行，那人说很抱歉本人没有BP机。——那就对不起了，实话对你说，你连个BP机都置不起，某某小姐根本连睬都不会睬你的。
翻译成英文就应该对其表述模式进行调整，代之以开门见山式：
Several young women once told me what often happens these days in their dorms. When a male call in for a female student who happens to be out， they are asked to leave a home telephone or pager number. If the caller is using a public telephone， he is likely to apologize for not having one of these novelties. “If you can’t even afford a pager，” he would be told bluntly， “she won’t bother to call you back！”（Translated by Zhang Liqing）⑤
其次，了解文化有助于语言的使用
著名语言文化专家胡文种先生就曾表述过：“不了解文化，要学好这们语言是困难的。反过来说，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使用这一语言。”⑥
例如，了解到西方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因此多数情况下，不论职位、年龄和性别，包括晚辈与长辈之间，我们就可以直呼其名；了解到西方人很注意保护隐私，我们在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就不应该问候别人“你吃了吗？”，“你去哪里？”或“你结婚了吗？”，而应代之以“Hello！ ”或“How are you ？ ”等简单的问候，或者直接问候兴趣爱好， 如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等等；了解到西方人对年老疾病等有所忌讳，因此我们就应该用， “senior citizens”代替“old people”，用“disabled person”代替 “incomplete person”。
以上是关于语言本体的理解，文化同样有助于对语言地位的理解。例如，只有了解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理解我国在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政策，才能理解为什么外语教育由原先的以俄语为主转变成以英语为主。只有了解到小布什政府一直捍卫的新自由主义观，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实行多年的双语教育法被英语习得法所替代，教育部的双语办公室变成了英语习得办公室。
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首先，教育实践延续创造文化
教育是人类重要的社会活动，教育的本质是把人的潜在的能力发挥出来，使人的生活状态变得比以前更好，因此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即通过把人类的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是把文化传给下一代，从而促进人的智力发展，使人从自然的人变为社会的人。除了传播延续文化，教育还可以把人类的生产生活经验进行再创造，形成物化的知识或其它精神产品，因此教育的过程也是创造文化的过程。
很多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例如， 拉德菲尔德（R. Redfield）通过对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一些村落的田野研究认为，“在发展年轻人前后一致的观念体系和适应于他所处的社会生活需要的价值方面，教学是卓有成效的。”⑦金贝儿（Kimball）在《文化与教育过程》一书分析了教育进行文化传递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教育层次、不同教育方面对文化的不同要求及表现。
纵览我国各个时期的教育，每个时期的教育都蕴含着不同的文化信仰，传统的书院和科举制度既传承着贵和尚中和敬老爱幼等积极思想，又传承着重整体轻分析和讲伦理轻技术等思维习惯。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各种教会学校让西学东渐成为可能，西学打破了中国中心主义思想，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更为中国知识分子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从此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界的统一地位开始动摇，实学思想开始兴起。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尽管没有系统的学校制度，然而各种干部培训学校，如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和苏维埃大学等却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学习苏联的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等模式，加强了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奉行。改革开放后，是我国教育大改革、大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教育科学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种创新理论不断涌现，尤其是电脑网络的流行，更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
其次，文化价值观影响教育实践
顾明远先生认为，“教育有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只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⑧
教育传播和创造着文化，同时教育又离不开文化，尽管教育受制于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发展水平，但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比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更加深刻。文化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渗透给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必然影响到教育价值观的确立，进而影响教育目标的制定、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育制度的建立等等。关于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作用，许多学者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克拉克洪（Klukhohn）建议教育者必须意识到课堂上每个人都具有完整的人格，必须根据那些人格的潜能和人格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编写教材。亨利（Henry）认为，学校是自我强化、相互关联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按文化定向训练儿童。
为了便于理解文化价值观对教育实践的影响，让我们翻开英国教育史。从基督教传教士到达不列颠起，一直到宗教改革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基督教文化对英国教育的影响深远，影响的结果是教会学校成为培养社会文化精英的重要机构，世界著名学府牛津和剑桥大学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文主义盛行，具体表现为对生活的世俗态度、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以及对古典文化的浓厚兴趣。在英国，宗教人文主义者提出了女子教育、普及教育、遵循儿童自然本性和阅读经典等设想。在英国的教育史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现象就是公学的创立，公学的创立源于英国人对于贵族精神和绅士风度的崇拜，它代表的是另外一种精英教育。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发达，英国自然科学实验风气盛行，出现了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从而使得英国教育从重理性，转变为重科学性、实证性和实验性，出现了大量的培养实用人才的城市学院，与此同时，牛津和剑桥大学也进行了改革，开始增加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内容。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80年代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也对英国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起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自由主义，其基本立场是反对国家干预，保护个人权利，主张市场调节，因此，英国没有像其它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全国性的初等教育制度，只有那种基于个人的自愿捐助并拥有独立控制权的学校组织形式，此外，家长择校、学校自治和教育私有化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与新自由主义相对应的是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对传统的高度认同，尊重道德、宗教和精神的价值。在教育上则表现为教育渐进性改革、教育等级制和教育国家化等。
总之，语言与文化之间，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语言和教育既可以看成是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以承载和传播文化，因此， “语言”与“教育”的结合体“语言教育”也应该具备同样的特性； 反过来，由于文化既影响着语言本体和语言地位，也影响着教育的模式与特点，自然也会对语言教育起着同样的影响作用。因此，通过文化的视角分析语言管理（或语言政策）对语言教育的调试缓冲作用不但可能而且可行。
注释：
①Spolsky， Bernard. Language Management[M].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Crawford，J. Anatomy of the English一only movement[J]. In D. A. Kibbee （ed.）. Language Legislation and Linguistic Right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③Spolsky， Bernard. Language Management[M].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朱丽华，应对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症”的策略[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5月
⑤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⑥胡文仲，超越文化的屏障[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⑦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⑧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Spolsky， Bernard. Language Management[M].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Crawford，J. Anatomy of the English一only movement[J]. In D. A. Kibbee （ed.）. Language Legislation and Linguistic Right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3]朱丽华，应对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症”的策略[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5月
[4]李运兴，《语篇翻译引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5]胡文仲，超越文化的屏障[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6]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7]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