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穆旦之间的精神传承

鲁迅在青年时期发表的系列论文之一《摩罗诗力说》里面高度赞扬了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鲁迅是以这样的标准来把他所偏爱的西方近代诗人划入在列的：“今则举一起诗人中，凡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俗所不堪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维，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文士”，这些人“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抗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己”。鲁迅赞扬的“摩罗诗人”包括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人，处于青年时期的鲁迅，满怀着爱国热忱和对祖国现状的担忧，慧眼独具的选取了这么一些诗人来阐发这一时期的思想主张。鲁迅在文章批判了中国传统诗文温柔敦厚的同时，也发表了他对于“诗人”的看法：“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己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者，诗人之为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盖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鲁迅这里对诗人的定义和评价，显然是从诗歌的社会价值和思想价值未出发点的，也即提倡诗的“撄人心”的功能，他花了大量的笔墨赞扬了这些诗人所具有的独立于世，争天抗俗的精神品格，着其中包括拜伦的“善抗”“性又率真”侠义复仇的精神，雪莱的“性复狷介，世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的独立于世，普希金的勇敢复仇精神等等。鲁迅深感当时文艺的万马齐喑的现状，热切呼唤“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无独有偶，作为翻译家的穆旦，在鲁迅所提倡的这几位“摩罗诗人”里找到了共鸣，并终身从事着翻译他们著作的工作。穆旦曾今受过浪漫主义诗人如拜伦、雪莱、普希金等诗作的影响这是早已公认的事实。穆旦早期的诗作明显可以看出这一影响，他的《合唱》就是代表之一。文革时期，作为诗人的穆旦基本上停止了自己的创作活动，而以翻译家的查良铮而为大家所熟知。他对于鲁迅所提到的那几位诗人诗作的翻译用功尤为甚厚，甚至可以说倾注了诗人晚年的全部心血。穆旦从事这些诗人诗作的翻译的工作，显然不仅仅是在诗歌主张上和主题上的认同，而是在精神上的契合。
“摩罗诗人”是鲁迅和穆旦在精神谱系上相通的一个媒介。或者可以这样说，鲁迅和穆旦同样是精神领域里的战士。
作为同是现代型知识分子，穆旦和鲁迅之间存在着一条接续的线，这条线是二者在精神上的联系和呼应。穆旦和鲁迅的精神脉络在时间上横跨了近代、现代、当代三个历史时期，尽管他们二者生存年代不同，但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有着一致性和传承性。
首先，穆旦和鲁迅身上都有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少有的深刻的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这种怀疑主义精神既不同于五四时期运用于反封建伦理道德领域里的怀疑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笛卡尔式“我思故我在”的怀疑主义。它是一种看待世界、关照生活、洞察人性、反思自我的怀疑主义。
鲁迅的怀疑主义无疑是复杂而深刻的。在对待无论是政治层面的问题，还是社会层面、思想层面的问题时，鲁迅始终保有自己的一份“确信”，而不轻易的相信某种主义。诚如有的论者所说：“鲁迅以‘我’的名义对政治制度、精神原则和物质文明的批判，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精神。”怀疑主义首先使得他在五四时期加入了对传统文化、对封建旧伦理道德的批判，作者从进化论的角度，激烈批判了一切扼杀生命的封建伦理教条。《狂人日记》里的“从来如此，便对么”无疑是当时的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而对于此前的文学革命，鲁迅是表示了怀疑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的很了，颓唐的很了。”可见在政治层面鲁迅是个怀疑者，因为他怀疑的出发点是国民性的普遍提高和国人意识的觉醒。在现实生活层面，鲁迅确是一个抵抗“无物之物”的战士。无论是“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式花样”的“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还是“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花样”的“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同方文明……。”（《这样的战士》）鲁迅总是以怀疑的眼光对待这些事物，并掷以批判的投枪和锋利的匕首。
穆旦的怀疑主义是怎样的呢？穆旦的怀疑首先指向的是现实。他用怀疑主义的眼光观察现实，发现着现实的荒谬和残酷，对于现实的物欲，权欲，诗人表示了自己的批判和怀疑，他发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生存困境：“我们站再这个荒凉的世界上，/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众生骚动再它的黑暗里，/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我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隐现》）穆旦在四十年代有一类诗作便是对战争的怀疑：对于战争的结果和意义，战争过后权力者的凯歌和为战争牺牲的无数个体的沉默相对比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思索。
以怀疑主义的眼光看世界，穆旦和鲁迅同是现实的反叛者。
穆旦和鲁迅怀疑主义的“深刻”还不止这些，真正让人感到震撼的是，二者把这种怀疑引向了自身。这种怀疑体现为二者对自己身上传统的认知，以及要反抗这种旧传统的因袭。所以在他们思想当中同样的有着希望与绝望的论争，虚无与存在的体认，自我意识的统一与分裂等等。穆旦当然远没有鲁迅所感到的对自我怀疑的沉重，因为他身上毕竟少了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地纠缠，但难能可贵的是，穆旦与鲁迅一样，在他的诗作中表现了一种勇于对自我进行解剖的勇气。对自我解剖确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分子应该有的品格在现代型知识分子里比较少见，以至于文革时期，很多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良知加入到卑鄙者的行列。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社会应该有一种清醒的态度，但同时也需要反观自我，批判自我，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自己应该有的对群众进行启蒙的责任和对自我进行启蒙。穆旦和鲁迅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他们创作的深层次表现了灵魂里分裂的痛苦。
鲁迅和穆旦他们是清醒的知识分子，对自我进行的剖析毫不留情面，体现在文艺里就表现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主义的方法奇异的融合。他们留给我们的思考现在依然闪现着智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