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马克思主义平等对话之基础——学术探索

一、在理论渊源上，二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基础并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 从中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来看，二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并在探索适合本国、本民族的工人阶级解放道路的过程中，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解释。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这说明，马克思进行理论探索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释人类世界既存的问题，更是为了给人类改变现实状况提供指导。马、恩当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是在参加和指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同时，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在联系实际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的革命党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且又经苏联的改造，因而带着很重的苏联国情的痕迹，它的每一个具体理论和做法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必须经历中国实际情况的检验，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意识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考虑国情和民族特点的差异性，因而原封不动地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如照搬俄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经验，主张中国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照搬俄国革命从城市包围农村的斗争道路等，使得中国革命为此蒙受了巨大的挫折和损失。幸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及时意识到了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其理论导向的道理。毛泽东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P374）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提出了适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走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第二次重大飞跃，仍然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寻真正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中国人民指明的前进方向。他先是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P163）接着又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P3）之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首的一代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江泽民指出：“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P12）正是在坚持这种做法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次历史性飞跃，产生和创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若干优秀理论成果。在这些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举世瞩目。
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来看，其理论渊源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代表人物，对马克思的思想有着很深刻的研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激励了他们发动本国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热情，在他们的带领下，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等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仿效十月革命的模式举行了无产阶级起义，但却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的共产党人对十月革命的模式产生了怀疑，为了找到真正适合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们开始了不懈的探索，其基本的做法也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在总结失败原因时，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一致认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提高了，福利待遇相比之前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因而革命的要求和积极性大大降低了，不像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那样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革命热情。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西欧无产阶级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心理状况有着很大差异，俄国的革命道路是不适合西欧国家的，需要结合西欧国家的具体情况，根据西欧共产党人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采取恰当的斗争方式，这也是进一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途径。诚如卢卡奇所说：“我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和程度，另一方面，这种掌握的每一次深入又促使我们与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实践相结合，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加深和马克思的学说的关系。”[5]（P215） 认识到西欧与俄国现实情况的差异后，卢卡奇、柯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后若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另辟蹊径，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等出发，制定出了文化革命、意识革命为主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着重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主体性的方面。
20个世纪70年代以后，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也结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背景等，提出了若干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途径，重点探讨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文化多样性等问题。
二、从影响中西马克思主义的主要
外来因素看，都与苏联有脱不开的关系 无论是西欧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即苏共）的影响和扶植下成立的，这一渊源使得中西马克思主义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必然会受到苏联意识形态、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等的影响，因而苏联自然而然就成了影响中西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共同的主要外来因素。
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看，苏联是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外部因素。从最初的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到共产国际、苏共二十大、中苏论战、斯大林模式直至苏联解体的众多事件，都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联共产党人特别是苏共领导人列宁的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列宁主义的巨大力量。而且，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指导方针及行动纲领的制定等，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完成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非常积极地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试图从中找到治愈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苏联的革命经验毕竟是以俄国的社会实践为历史背景的，对于国情不同的中国来说却不一定都是适合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就是典型例子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正是毛泽东等人以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契机，开始摆脱和冲破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控制与思想束缚，从盲目照搬苏联革命模式到根据中国国情，在学习和借鉴苏联革命经验的同时，探索更符合中国具体实践的革命道路的尝试，并由此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格局，都是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也一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这一模式本身存在种种弊端，时间一长就出现了很多问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但由于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干扰没能坚持下去，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强化了“斯大林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反思和突破苏联模式的背景下起步的。邓小平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4]（P260）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突破“斯大林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道路，形成了对我国人民的生活影响巨大的邓小平理论。之后，面对苏联解体，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再次“以苏为鉴”，在认真汲取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深入考察中国实际，就当前急需解决的党建和发展等问题做出了非常恰当的回答，由此产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两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最新的理论成果。
同样，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苏联也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俄国十月革命不仅鼓舞了不发达国家人民的革命热情，同时也成为西欧发达国家人民争取解放的推动力量。西欧各国之后仿效俄国，陆续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但统统都失败了。失败的打击使得西欧的共产党人不得不思考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是否是唯一正确的解读，以及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否该照搬俄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经过一系列考查和论证后他们得出结论：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严重丧失，而这又是在苏联领导下的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所导致的，这说明苏联的革命模式是不适合西欧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等分别著书，从人道主义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这既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解释，也不同于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解释，从而受到了后者的猛烈批判。卢卡奇在重压下被迫承诺收回自己的观点，柯尔施则顽固地拒不认错，反而于30年代发表文章进行反批判，并首次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明确宣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苏联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柯尔施宣称，他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反对它最近的滑稽形式（注：指前述科学主义解释和列宁主义解释）。[6]（P73）
50年代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再一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时期一些骇人听闻的做法，把苏联社会主义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对民主和人权的任意践踏等非人道问题凸显出来。这一事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内心引起的震动是空前巨大的，一部分人申请退出了共产党组织，一些人开始置疑苏联是否是理想的国土。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文分析和批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和斯大林主义。其中的代表作有弗洛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马尔库塞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这些分析和批判有的是很深刻的，比如萨特，他用犀利的语言剖析道：“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将变质为一种非人的人学。”[7]（P4）在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冲击和震撼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纷纷用现代西方的各种人学思潮如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来重新解读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更加强烈，最终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并延续至今。
20世纪70年代后，当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自己都在反思苏联模式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越来越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视。苏联解体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受到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学者的关注，当前已是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热点之一，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也渐趋客观和公正。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来说，则开始了新的历程，进入了理论转向时期。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中西马克思主义在走过的近一百年时间里，由于自身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二者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各有其特殊性，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思路和关注的主要问题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在有些方面甚至观点相悖，但从二者理论渊源和影响二者发展历程的主要外部因素来看，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环节，重视思考和解决各自所面对的当下主要现实问题是二者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的推动力和生命力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虽然不乏错误和偏执之处，但它确实也提出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些曾经遭到忽视或偏离的问题，这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提醒和借鉴作用。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若干经验，有的也值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了解和吸收。而且，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影响二者发展历程的最大一个外部因素——苏联因素也逐渐淡出了中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线，因而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在批判和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教训之后，二者又该如何针对时代所提出的新的历史使命和课题，找到二者新的问题域和奋斗目标，以挽救由于苏联解体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衰退等问题，使得二者在未来的发展范式上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交集。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渐深入和拓展，二者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将会越来越多，所具有的共通性也将越来越多。而所有这些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出现的共通性，将构成中西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平等的交流和对话甚至部分融合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1]郑国玉. 中西马克思主义四大差异探析[J]. 南宁：广西社会科学，2012，（3）.
[2]毛泽东选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卢卡奇自传[M].杜章智，李渚青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6]长尔·柯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7][法]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M]. 林骧华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