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学术探索

 1964年下半年，有关方面对西南、西北、中南地区的铁路、矿山、冶金和国防建设项目进行选点考察，初步选定了一批厂址和铁路线路，拟定了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
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总目标，即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中大型项目300多个，涉及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化肥、森林、建材、铁道、交通、民航、纺织、轻工、水利以及农业、林业、商业、邮电、广播、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以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等铁路干线，以及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昆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基地和电子、光学仪器工业基地等为重点。
从1965年初起，全国各地建设队伍陆续集中到三线地区，各种物质也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各省、区、市也加快做出三线建设的安排。1964年10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向中央和中南局分别提出了《广东省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的报告》。报告就该省建设一系列小型兵工厂、化肥厂、军械修配厂以及将广州及沿海城市部分民用工厂、高等学校迁至小三线等问题做出规划。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做出批示，予以肯定。周恩来约集有关负责人进行研究，提出关于一、二线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二线建设和备战工作的七项内容，包括建设一批地方的军工厂，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本省区的后方，建设一批储备战略物资的仓库，加强农业建设，迁建或新建一些必要的医院和学校，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展开、齐头并进的局面。
五、三线建设中对国民经济布局的调整
1965年国家计划（包括中央和地方）安排用于三线的投资占基建投资的近1/3；1966年计划安排用于大小三线及其他战备工程的投资占到基建总投资的一半。为使三线建设能尽快形成生产力，还对一、二线经济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在建项目）、“搬”（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到三线）、“分”（部分企事业单位分出一块或两块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方面对口帮助三线企业建设）等措施。1965年8月召开的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确定立足战争，搬迁项目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国防尖端项目的建设则实行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即“山、散、洞”原则。随后，大规模搬迁和建设工作即迅速展开。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这实质上是国民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
起步阶段的三线建设发展迅速。仅1965年就完成全部搬迁计划的40%。1965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接近在建项目的40%。1966年除继续进行已启动的重点项目外，贵州、甘肃、四川的一些大型项目开始启动。这一年还计划从一、二线续迁和新迁项目150多个。
在三线建设陆续展开的同时，以备战为中心，编制和调整“三五”计划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由于毛泽东多次表示对计划工作的不满，1965年初成立了一个由余秋里等五人组成的“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小计委”初步提出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的“三五”计划方针。1965年3月，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三五”计划问题时，明确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要立足于打仗，抢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但仍然要重视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快建设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并提出三线建设“必须充分依靠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一、二、三线要互相促进”，不同行业的布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片面强调在三线的比重等重要思想。毛泽东提出：“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这是毛泽东鉴于以往建设中求多求快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思想
1965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时，一方面从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的需要出发，提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些，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严、太苛刻，首先是关心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其次是准备打仗，第三是应对灾荒，制订计划要同时充分考虑这三个方面的因素。1966年3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在今后1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并从关注人民生活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角度，阐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
毛泽东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根据毛泽东的目标要求，国家计委将原定的建设资金由1080亿元降到850个亿，缩减了230个亿，同时，在三线建设中注重不与民争利。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三线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山”、“散”、“洞”的方针。该方针的制定既与战略要求相适应，又与防止占用大量耕地、浪费资源，避免与民争利息息相关。毛泽东还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9]此后，“备战、备荒、为人民”实际上成为从执行三线建设开始的较长时期内，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
实践证明，三线建设“这是中国工业建设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西移’”，“‘三线’建设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实际作用超过了当年所说的战备意义”。[10]（P32～33）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工、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没有当初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所有这些都显著改善了我国生产力布局，促进了大三线各省、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和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1]（P206）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应付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但客观上改变了我国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不合理的畸形布局，奠定了国防经济建设雄厚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了对战争打击的承受力和支持侵略战争的能力。但是，由于对战争做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估计，三线建设在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过大；注重了战备要求，忽视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建设费用，造成了不少浪费。
[参考文献][1]张荣华，原丽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研究论纲[J].济南：理论学刊，2011，（2）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讲话[R].北京：中南海，1964.
[6]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会议上的发言[R].北京：中南海，1964.
[7]党的文献[J].1996，（3）.
[8]金冲及.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
[11] 谷牧.谷牧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