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播学：历史与现代的传递——学术探索

三、“人”——民族文化传播的终极传播介质
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人，人也因此成了民族文化传播的终极介质。不同的民族，正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承载体，从外在的，到内心心理的都体现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浸润的人都在表现和传播着不同文化。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关系到中华56个民族，关系到中华文化的生态建设，深层次上关系到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定，进而是对民族情感和民族权利的最大尊重。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是西方理论家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之一。的确，传播介质，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也是“人”的文化进程进步与发展的标志。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也是“人”自我表述的载体，从这个意义来说，传播介质是“人”的延伸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民族文化的传播，民族本身就是介质，就是传播的主体。
民族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点一定是“人”。民族文化传播发生在不同的族群中，传播行为就被生活化、仪式化了，从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化传播也成为仪式化的民族生活行为。
文化通过物质载体直接服务于人类社会，和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向来把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看作根本，上升到观念形态，便是 “天人合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民族文化传播也就是人的传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的文化属性的传播。因此，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中，研究的基点是“人”，是人对民族文化的彰显，以及人应用技术手段对文化的传播。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应该理解为创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理论，要以人为本，这正是对于传播理论元点的复归。
四、民族文化遗存形态与民族文化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着自身特定的物质属性，它的价值也是在事物的复杂关系结构中被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构成同样具有关联性、结构性和系统性，民族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文化。基于对民族文化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提出了民族文化遗存形态这个概念，它更注重民族文化构成的在场性，尤其关注民族文化信息依附于其中存储的诸多介质的生存环境。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既有物质的存在，也有非物质的存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对于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今人类来说，其价值意义都源于对历史文化存留信息的重新认识与阐释。从文化遗存形态的角度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信息的存储介质，诸多介质之间的关系。文化信息通过这些介质的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方式不仅仅是形式同时也是内容，指向的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信息存储介质的总体生存环境，这也是我们当前应该着重保护的对象。
民族文化遗存形态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它是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各个民族由于自身生活的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环境不一样，会形成独特的，完全不同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中都深深地沉积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就像有色气体一样，是一种看得见但却摸不着的精神力量，它烙刻在民族心理上，不可抹灭。传统影响着各民族人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等，使民族社会与自然环境共生和谐。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定首先必须从文化的历史价值开始，换句话说，就是从对包括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价值认定开始。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进程，对多元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也是对人类大文化系统的维护与回归。
笔者认为，对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研究，需要解决学术层面的问题是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价值认定及对其存在形式的探究；需要解决的实践层面的问题是怎样使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与当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谐同步。目前，中国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正在被现代化的双刃剑砍得支离破碎，现代化与民族文化遗存形态以及文化传统产生剧烈的矛盾，甚或是对立。因此，这个问题的提出显得非常的重要。
五、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安全思考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执政之基、立国之本、力量之源。同时，文化作为“软实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之一，逐步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逐渐被外来异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地位而失去了自身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将面临着精神、文化层面的被奴役和被统治。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以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到来，各国争相展开了文化软实力的比拼，在国际关系中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逐渐取代军事和经济力量成为当前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中，谁占领了文化制高点，抢占有更多思想文化阵地， 就意味着在未来国际影响力的比拼和较量中掌握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今天， 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已成为全球经济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势不可挡，文化的大冲突日益突出，“文化安全”也应当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一样，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而进行研究，并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来。
当国家安全开始从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安全领域扩大到文化等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各国在扩大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战略时，也开始改变过去在其他领域的固有思维，呈现出一种“隐性化”的倾向，在这里，我们把它称之为“隐性文化侵略”。“隐性文化侵略”是一种潜藏的对思想意识和文化的侵略行为。它依附在各种文化载体上，从深层次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它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不易发现的，但影响力却是更为巨大和深远的，并且影响涉及很多方面，在体制上它借助了新兴的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电子传媒，其传入途径为：输入文化形式，引导价值观改变，影响生活方式；同时，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还有其传播输出方式：经改造后的民族文化会被误导、谬传、歪曲，最终导致民族文化资源破坏、丧失以至消亡。“隐性文化侵略”伴随着经济而来，区域经济的过度开发，使文化承载力降低，文化资源遭到破坏和丧失，甚至导致文化失传。“隐性文化侵略”具有文化侵略的所有性质，它的背后是一个国家通过文化浸润对他国进行的文化入侵。它是在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语境下产生的，它改变了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加大了人们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实现文化同化，甚至征服其他民族的目的。它是冷战后文化侵略存在的必然演化体，只要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存在一天，文化侵略及“隐性文化侵略”就会存在一天。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加强，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安全正在遭受种种威胁和挑战。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一方面是对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的坚持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不同民族文化元素、文化资源的使用和保护。由于现代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性特点，强势文化随意使用“非己文化”来为自己创造价值和卖点早已泛滥开来。而“文化侵略”、“文化掠夺”、“文化交流”、“文化全球化”等词汇，包含了更多经济因素和文化产业化因素。所以，维护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维护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防止隐性文化侵略，应该跨越“交流无界限”的因素而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层次和产业化的经济因素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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