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悲及——论苏曼殊小说的悲哀之美及其成因-文学论文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苏曼殊以中日混血儿的血统背景、出家人身份混迹俗世，以诗名世，并因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而文名大噪，善绘画，通英、日、梵等数种文字。其小说作品主要有五篇：《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碎簪记》《焚剑记》《非梦记》，另有一篇译著兼而有之的《惨世界》和未完稿的《天涯红泪记》。他曲折离奇的身世经历，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个性和缠绵凄艳的爱情小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苏曼殊对人生之悲有异于常人的体悟，他善于借助语言将内心郁结着的巨大愁恨和哀伤化作诗意的具象，用美的形式表达。苏曼殊的小说，承载着传统的哀情、现代西方的悲剧意识。他用优美的笔调写美丽的人在爱中挣扎的痛苦，构建了诗情画意的悲哀。
一、难言的身世之痛与凄婉的爱情小说
要了解苏曼殊烟花般灿烂而又短暂的一生，解读其凄艳哀婉的小说，则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他的身世谜团一那不愿示人的“难言之恫”，一个至死未解的心结。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后更名为玄瑛，字子谷，曼殊是其法号和通用名。其父苏杰生为广东香山人，商人出生的他到日本成了一名成功的商贾，其母为日本人。苏曼殊出生于横滨，但出生未足三月，生母即离开，由姨母河合仙抚养，五岁时随父归国，直到二十四岁时才再次见到一向视做母亲的养母。其间，父子感情始终不甚融洽。由于正常家庭的缺失，再加之他中日混血儿兼私生子的身份而不容于族里，屡遭庶母大陈氏等的欺凌和族人白眼，致使他性情内向孤僻，多愁善感，自恋造作，身体则羸弱多病。苏曼殊早年曾在日本大同学校、早稻田大学学习，参加过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1903年离开日本，先后到泰国、锡兰等地游历，并在当地逗留数月学习梵文。返回中国后则流徙于各地任教，足迹飘零。多厄的身世、坎坷的际遇本已使他郁郁寡欢、脆弱敏感，加之又生在一个浊世，目睹世乱国危，更使他无法不痛心，无法不孤寂。为排遣苦闷，他征歌逐色，更兼放纵口腹、饮食无度，一生愁病交加，1918年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三十五岁。
苏曼殊异于常人的身世际遇和孤僻善感的性格，使他对以悲怨、凄美为基调的爱情文学尤其青睐。他的小说有雷同的题材、相似的人物形象，又无一例外，以悲剧结局，同时，也弥漫着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其情感描写哀婉动人，令人九曲肠回，向来有“哀情”小说之名。《断鸿零雁记》中的雪梅，因其父母有悔婚之意，而产生了“自裁以见志”的思想，最后在被逼嫁富家子的前夕，“竟绝粒而夭”；男主人公三郎为使雪梅能够好好地投入另一段婚姻而出家为僧。故事的结局，三郎望着一堆荒凉的黄土嚎哭。“苏曼殊在文本的悲凉思绪和审美上，注入了他本人的主观情绪，设置了一种先天的对人生的悲观判断，即：只要有爱情，便注定是悲剧。”《碎簪记》中的三角爱情悲剧，情与事的出现飘然而来，其发展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灵芳为只见过一面的男子庄提自缢；莲佩为不爱自己的庄提自刎；男主角庄提为这两位花季少女的逝去伤恸而绝。三个有情人为“情”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小说在悲郁的气氛渲染之中，将故事情节引向无可逃避的悲剧结局，真是“有情更比无情苦”，这个哀伤的情感基调来自作者的悲哀的人生观和审美倾向。小说以美丽和青春的无缘由的毁灭，使悲哀达到极致。因爱情、因年轻、因自戕，故事令人扼腕叹息，具有无限凄美的审美效果。
此外，苏曼殊的小说还善于借助景物描写来衬托人物的心情。《断鸿零雁记》中多处通过景物的描写来折射三郎的抑郁情怀、惘然心态，如第十二章中写道：“一时雁影横空，蝉声四彻。忽有风声过余耳，瑟瑟作响。余乃仰空，但见宿叶脆枝，萧萧下堕。通过晨间萧瑟秋景的描绘衬托出三郎惘然忧愁之情。又如通过对“乌云弥布，只余残星数点，空摇明灭”的溟蒙凄清的夜景描绘表现三郎“情网已张，插翼难飞”的矛盾痛苦之态。小说中以景物描写渲染悲凉气氛，从而衬托情感，取得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二、“悲吟”传统的影响与“人生本苦”的顿悟
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善于悲吟、哀歌的文人士大夫。继屈原之后，以沉郁、孤愤为个人风格的优秀作家，不在少数，悲哀伤感是构成他们作品魅力不可或缺的因素。可以说，“哀伤是中国文学中一个颇有分量的情感主题。无论是爱国主义作品的悲怆，亦或是爱情作品的怨苦无奈、思乡作品的感伤、怀古作品的苍凉、山水作品的凄清空寂，其感情基调都可以属于悲哀伤感的范畴。这里面有社会、时代的原因，也有作家本人悲哀之美的审美倾向。
中国传统文学“以悲哀之美所建立的审美范式，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基调。……同时作为一种民族的性格和文化，它还深深参与了中国古代爱情文学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在几千年历史漫长的积淀过程中，以悲怨、凄美为主要美学风格的中国爱情文学，衍发出更加丰富的情感类型和多样的表达形式，已达到丰富的悲哀之美的极致。这种无奈、怅惘、感伤，体现出我们民族心理性格中与生俱来的某种特质，在它的作用下，孕育出爱情的悲剧意识。
在苏曼殊小说中，对景物或四季变化的描写随处可见，其中常通过荒村、孤岛、枯藤、零雁等意象，暗示主人公命运的不幸，把内在的思绪与外在的景观相结合，呈现出优美的感伤。这些无不受到古文人伤春悲秋、物是人非的孤寂、伤离别等哀愁情感的影响。
除了中国古典文学悲哀之美的影响以外，佛教的“人生本苦”的顿悟对苏曼殊小说的悲剧色彩也有重要影响。面对尘世之苦，苏曼殊用佛家的眼光去理解，佛教要求人摒弃情欲，认为情欲带来人的苦楚。小说中处处流淌着清冽的佛性，小说人物没有因为情爱而还俗，反而有时因情欲纠缠而自我谴责，如《断鸿零雁记》中一段心理描写：“吾滋愧悔于中，无解脱时矣。”有时极端悲愁而以泪洗面，有时甚至自戕身体而求得心理平衡，但他作为禅僧的信条却从未动摇。《断鸿零雁记》中三郎以“余实三戒具足之僧”来拒绝雪梅、静子的爱情;《绛纱记》中薛梦珠因学了“生死大事”，逃避谢秋云的追寻，最终坐化。体现了对佛教信仰的忠诚与坚守。
可见，虽极度需要爱，但“人生无常”的思想，使他
认为人伦情爱是阻碍他达到禅的境界的“邪业”，只有佛才是他的圣地、他的精神栖息之所。而情爱则是他在这圣地之外的精神疗养院。这就注定了他徘徊于情爱与佛教信仰之间的尴尬境遇。为了走出这种尴尬，他采取了“以情求道”的方法。在他看来，佛性本有人情，窥梵天之德与悉人世机杼并不矛盾。《绛纱记》中的梦珠就体现了人与佛教徒的统一。他虽然拒绝秋云出家当了和尚，却时时思念着她，仍珍藏着秋云所赠的包裹定情物的绛纱，后来他在寺中坐化时，秋云还看见他衣襟间露出的一角绛纱。最后，秋云也出家做了尼姑。苏曼殊让他笔下的恋人总是劳燕分飞，原本恋爱的双方要么拒绝爱，要么为爱而死，爱情也在灰飞烟灭间消散。
苏曼殊对于情，可谓赤诚；对于佛，可谓虔诚。这看似矛盾，实则是苏曼殊为寻求心理平衡而做出的努力。所以，苏曼殊的小说多通过小说主人公来实现他渴求爱的心理，彰显其个性心理。人伦情爱与佛教信仰矛盾纠缠的意识，以及倾向于用佛法平息化解情劫的模式，是他企图寻求情之归依的独特方式。这也决定了苏曼殊的爱情小说注定情归无处，以悲剧而告终。
敏感、孤僻的苏曼殊在内心深处渴望着人世间的温情，但同时由于惧怕受伤而拒绝接受异性的情爱，却又不能完全摆脱情的缠绕、系累。所以他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无论是接近还是远离，都难以摆脱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个人经历对他的精神上的伤害。苏曼殊将人伦情爱与具体的生存现实割裂开来，而追求至纯至净的精神之爱，他不愿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快乐，这种虚幻的爱，注定不可实现。
三、日本的“自杀”文化与西方的悲剧意识
无疑，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潮对苏曼殊的影响是深远的。苏曼殊不论是在个性追求还是在小说情感描摹和叙事技巧上，都曾受到西方思潮的熏染。
由于苏曼殊中日混血儿的特殊身份，日本文化对苏曼殊的审美习惯、情感方式以及生命观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相影响，日本也有以悲哀为美的审美传统。尤其是“人生空幻”的参悟和日本民族的自杀情结。苏曼殊笔下的主人公不是殉情自杀、抑郁而死，就是遁入空门。所以他的小说写的是生命的终结，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走向毁灭的悲剧，特别是在女主人公身上显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这些美好形象都以悲剧结局，无不体现出鲁迅先生所说的“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内涵。“苏曼殊小说正是通过对美好生命毁灭的抒写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意蕴。”小说创作上，苏曼殊通过借鉴心理描写等西方小说技巧，悖逆传统文学程式，兼具了中西小说的特色，体现出小说艺术的现代性觉醒。苏曼殊小说在描写人物语言、行动的基础上，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叙写,集中反映矛盾冲突，塑造出三郎等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成为时代变化的镜像。
苏曼殊能诗善绘，精通英、日、法、梵四种文字。这些条件使他对中西文化都能深得其中三昧。他主动而真诚地接受过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在阅读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自然或不自然地受到了西方现代悲剧观念关注人生、正视人生的缺陷与苦病的影响，具有了浓厚的悲剧意识。
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潮的碰撞中，苏曼殊继承了传统文化的悲哀之美，结合西方悲剧观念，通过小说人物悲剧命运、悲剧性格的展示，表现他对悲剧人生观的主观认识，宣泄其内心的郁结之情，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正是这种强烈的观照人性的悲剧意识，使苏曼殊小说凸现出时代进步的光环。
然而，对传统所谓的反叛和对西方思潮的狂热，并没有割断转型文学与传统的血缘关系。所以说，“苏曼殊的小说借鉴的是西方的悲剧叙事，承载的却是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双向的审美寻找，这种寻找在苏曼殊这里既是传统道德的‘美’的寻找”@，也有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个性和人性的彰显。苏曼殊小说成了那个时代新旧纠缠交替的声音。
毋庸置疑，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反叛，还
是对异域文化、西方思潮的借鉴和摒弃，苏曼殊及其小说在民初文坛上都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苏曼殊以激进者的姿态对中国传统小说扬弃的同时，自觉地吸收借鉴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技巧，虽然在思想上仍有传统伦理观念的印记，语言上仍使用文言，但小说中对‘人’的关注、悲剧意识显现以及艺术形式的现代转型等无不呈现出现代性的光辉，对中国现代小说，特别是现代自我抒情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