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东北文学自然描写中的原始崇拜因子-文学论文

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会受到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并在其作品中有所表征。我国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原始宗教萨满教得以起源和发展，对东北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也“是塑造现代东北文学和文化风貌的最具权威的雕刻者，因而对现代东北文学具有形成性的影响”吣萨满文化是“一种包蕴丰富、气氛浓厚的强烈的文化精神，广泛地影响和扩散到东北人的生活方式及民风习俗中，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存在”。它的族缘神话、万物有神万物有灵观念、自然崇拜倾向，民族精神心理都成为影响东北文化的因素，萧军、萧红、迟子建、端木蕻良等作家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蕴含、体现了萨满文化因子，体现了萨满文化对东北文学审美思想的深远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现当代东北文学自然描写中的萨满文化因子，即原始崇拜因素。
东北文学自然描写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崇拜因素。“自然崇拜是萨满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满教认为世界自然万物都有生命、有灵魂，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是萨满教的核心理念。它认为，灵魂在万事万物中普遍存在，它是万事万物的主导力量，因此，原始初民对自然充满畏惧，进而演变为崇拜和精神依赖。当一切飞禽走兽、河流山川、天地日月、风火雷电等与人类的基本生存问题发生关联时，它们就都按照人类自身的方式赋予其生命。于是风雨雷电就有了情感，有了愿望和行动。
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东北作家的创作，使得他们笔下的自然有了生命的灵性，因为在此创作观念无意识的影响下，现当代东北文学中的自然描写别具神奇诡异和神性的审美风貌。具体说，就是采用拟人化手法书写自然景色，但其文化底蕴是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如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呈现的火烧云途径，就是运用了比喻和拟人手法把天空火烧云描摹得千姿百态。把这一片段单独列出来，读者很难想到这是《呼兰河传》中的一段景物描写，仅仅是文中的一段衬托，而会误解为是一篇独立的童话。“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可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呼兰河传》：萧红之后半个世纪崛起的又一位黑龙江作家迟子建笔下的云彩描写和萧红简直出自一人之笔：“天边飞着晚霞，深一块，浅一块的。它们有的大红，有的粉红，有的则金黄。那大红的像炉膛的火，粉红的像小猫的舌头，金黄的像大公鸡的尾巴。它们深的颜色变浅了，浅的更淡了，星星就眨着眼跳出来了。”《北极村童话》这里的云彩、天空已不是纯粹的客观的自然景物，它们是萨满文化自然崇拜观念在作家深层知识中的对象化反映。从表现形式看，动物、自然、生命界限模糊，交融在一起，而实质上天空、动物、自然都成为生命体，具有了生命的属性。这是萨满教的自然崇拜观在作家心灵深处固化历史积淀，经过岁月的过滤和激活，呈现为寓意深刻的意义符号。迟子建说：“我一直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3迟子建笔下的四季,则是一派充满生命的旖旎的风光：春天绿意袭人；夏天是那么短暂，“短暂得就像一只漂亮的梅花鹿从森林中跑出来,在接近你的房屋的时候又突然掉头而去一样的匆匆”。在迟子建的眼中,故乡的天空、大地、四季、森林都有灵性、有生命，它们和人类一样具有悦耳的声音和缤纷的色彩，她爱大自然，就像爱自己的亲人和身边每一个真诚的朋友。因为她心中的大自然具有了生命的意义，它们的身份不再是人类改造和索取的对象，而是人类中的一分子，所以，迟子建笔下的大自然具有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广阔视野，不仅为作品增添了抒情色彩和唯美视觉享受，而且昭示了作品深刻的审美价值。再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头处写晴天的景色，作家不直接描写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而写早晨太阳喷薄而出，晚上夕阳辉煌落山，这个过程不是客观描写的，而是采用了拟人化，即太阳红着脸出来，黄着脸落山。大自然本身的客观形象和色彩被作家赋予了故乡情结和对大自然的膜拜，使作品中自然的描绘具有了特殊的韵味。
端木蕻良出生在萨满教起源的“伟大的关东平原”上，古老神秘的宗教民俗在其童年记忆中是那样的神奇而富于魅力。由于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多神教，所以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导引下，宇宙有“天神”主宰，山有“山神”，火有“火神”，风有“风神”，雨有“雨神"。在这种宗教文化氛围的长期浸染下，萨满文化中万物有灵的观念自然成为端木蕻良作品中极力映射的主题。端木蕻良投入笔墨更多的是大地，他以奔放的激情书写大地、歌颂大地、表达大地母亲的深厚情怀。如他在《科尔沁旗草原》中运用直抒胸臆的议论和抒情手法来展示童年乃至一生留给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草原故乡的景色，表达了对于土地的热爱和对故乡的赞扬。“地斜转着，回荡着，起伏着，波浪着，涡旋着，这地之构图，这万里的心脏呵，对着那无语的苍天，袒开他焦切的疑问。”这一份赤子之心让人为之动容和感动。端木蕻良说：“在人类的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土地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郁性，猛烈地感染了我，使我爱得深厚和真实，使我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当野草在西风里萧萧作响的时候，我踽踽地在路上走，感到土地泛溢出一种熟识的热度，在我的脚底。土地使我有一种力量，也使我有一种悲伤。我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总之，我是负载了它。……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故乡大地给予他的深切的归属感使得其作品中常常充盈着浓厚的故乡情结，令他魂牵梦绕的草原大地也被诗意化和人格化了，对于土地的深情厚谊最终也化为了土地崇拜。东北文学自然描写中蕴含着丰富的植物崇拜因素。远古时期，由于东北地区偏远寒冷，常年缺少食物，植物就为先人提供了保暖和充饥的物质资料。先人们心怀感激，对为自己生存提供保障的植物逐渐产生敬畏和崇拜意识，甚至把某种植物如柳作为图腾加以崇拜，于是形成了萨满教的植物崇拜。在现当代东北文学作家的笔下，东北大地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等一切自然物象都被赋予生命。萨满文化中自古就有“树神”崇拜的历史，其影响现当代东北文学承载着萨满文化的内涵，闪耀着萨满文化无穷的智慧。神树神草，在现当代东北文学中俯拾即是。骆宾基的《乡亲一康天刚》中就描写了一株神参的松树。农民康天刚怀着爱情和青春的梦想从海南来到东北，一心想通过采参挣钱，回家娶私定婚约的女子，可是闯荡辛苦了三年以后，他不仅“没有挖到一棵人参，脸上也看出是老了，眼角裂开一道道皱纹”。就在他几乎耗尽了生命、彻底绝望时，他看见就在离他立足处二十丈深的悬崖底下，一个岩石围绕的泉水口旁，有只千把年的老山参，枝叶粗壮，周围野草都向它俯着头，永远膜拜着它一样。这棵神圣的山参实现了他一辈子采参的梦想，实现了他一生的追求，在发现这棵人参之前的一瞬间他还觉得自己从前步步走错了，而此时觉着步步走对了。同时，他还获得了做人的成功和尊严。在发现这棵人参之前，把头连声伙计都不屑叫他，一起采参的乡亲认为他冲犯了山沟的喜气，不让他一起进山采参，让他在伙房里烧饭。他不能再和大家住在一起，只能搬到伙房去住，他心爱的狗也因此经常被驱逐，被呵斥“杀了"。当他发现老山参以后，“他把这幸福带给了他周围的乡亲们”，乡亲像敬神一样围拢着他，许诺把他送回老家，把狗和他葬在一起。这棵老山参象征着康天刚不屈的生命力和伟岸的人格，即“他到底没有俯首认命”。
迟子建笔下的植物意象丰富，其中柳意象最具有神性和灵性。在母系氏族时期，萨满教中柳是图腾，“柳崇拜是萨满教祭祀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自然崇拜中处于重要地位。”在小说《河柳图》中作者描写了白天、月下、春天、夏天不同季节、不同人物心情下的柳的千姿百态，以柳折射作品主人公程锦蓝在市场经济形势下，个人命运发生的变化，表达着作者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对传统生活的怀念。从爱柳、恋柳、柳被割掉，折射了现代文明对传统女性文化性格和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迟子建说：“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记忆中的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和日月星辰等等，它们无一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和韵，我笔下的人物也无法逃脱它们的笼罩。”《额尔古纳河右岸》写被晒弯了腰的小草，穿上白袍子的白桦树，它们都因为作家主观情感的投注而富于灵动色彩，原本静态、无生命的草树生机盎然。这是东北大地对民众的文化滋养，是先人生命崇拜、植物崇拜在当下生活中的潜在表达。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关于后花园那段景物描写更经典，充分地体现了作家对自由生活、自由意志、自我选择的向往，以及对张扬着自由精神的自然灵性的推崇。她笔下的大自然生机勃勃,拥有绝对的自由：“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偻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她笔下的后花园是一个充满自由、张扬生命力的童话世界，这既是幼年萧红的生命的“圣地”，又是与现实暗淡世界相对立的萧红的理想空间。这里植物昆虫不但具有自由的生命形态、健全的品性，而且呈现出相互和谐的关系，这是萨满文化天人合一、万物平等观念的深层体现。
现当代东北文学的自然描写和萨满文化原始崇拜的关系是从文化学视角、宗教学视角以及民族学视角研究现当代东北文学的新视点，今后还要做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