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戏剧改变世界——布莱希特和《伽利略传》

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奥古斯堡，被誉为20世纪戏剧史上的一颗巨星。他的一生坎坷艰辛、颠沛流离，却始终坚持以笔为枪、取纸作弹，针砭时弊，留下了大量影响深远的经典剧作。《伽利略传》(Leben des Galilei)是他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

      戏剧是反映现实的镜子

  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后，布莱希特由于其政治倾向被迫离开德国，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流亡生涯。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二战一触即发。此时，布莱希特已经流亡丹麦长达六年。面临越来越危险的局势，布莱希特在一间农舍中仅用三个星期就完成了抨击法西斯残暴统治、鼓励人们追求真理正义的又一力作《伽利略传》。与《第三帝国的恐怖与悲哀》(Furcht und Elend des Dritten Reiches)不同，这次布莱希特创作的是一部史诗剧。在美国1945年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布莱希特深受触动，认为应当重新探讨科学和伦理的关系。于是他对《伽利略传》进行了第二次改编，提出了几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最后应当归于何处？是用来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如何才能保证科学发展为人类的根本利益服务？古语有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以布莱希特的戏剧为镜，可以去伪存真，明辨真义。

    借古讽今 振聋发聩

《伽利略传》表面看来是一部伽利略的个人传记，但在纳粹统治的恐怖阴云下，布莱希特恐怕没有闲情逸致为一位先人写传。为何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布莱希特选择一鼓作气创作《伽利略传》？布莱希特是一位杰出的观察家和思想家，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他看到了历史发展惊人的相似之处。伽利略所处的文艺复兴后期，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人文主义思潮广为传播。这些新发展损害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利益。于是一场关于科学与神学、真理与权威、个体与大众的权利斗争就此展开。而在布莱希特所处的时期，纳粹势力不断上升并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狂热的纳粹思想和个人崇拜使人们失去了理智，盲目迷信强权，社会秩序、公平正义已被破坏殆尽，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样充满矛盾冲突，同样面临剧烈变革，通过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观众看到的是对纳粹统治的口诛笔伐，从而开始怀疑，开始反省，开始抗争。通过戏剧改变世界，这是布莱希特写作的最终目的。

拥有弱点的“英雄”

很多人认为，这样一个黑暗、动荡的时代必须依靠英雄来拯救。但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却与典型的英雄形象格格不入。一方面，他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相信人类理智的力量。他靠改良低价买来的望远镜观察天体运动，证明了哥白尼“日心说”的正确性，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统治的基础。他将其研究结果以简单平易的文字撰写成书，让渔夫商贩都能理解学习。他对普通大众有着深刻的悲悯和同情，认为教会的统治才是苦难的源头，宗教不过是奴役人们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他又贪图享受、重口腹之欲、贪财好利。伽利略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英雄，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他的舍义而求生。伽利略因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锒铛入狱，在被教会关押23天以后，宣布放弃了自己的学说，并公开向教会忏悔。他的学生安德雷亚痛心疾首，大呼：“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是的，伽利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在真理和保命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然而，布莱希特又写道：“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为什么需要英雄的国家反而不幸呢？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个需要英雄或者圣人来拯救的社会，必然没有睿智的民众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体制。因为只有愚昧无知的民众，才会寄望于某个英雄来代表自己的声音、改变自己的命运。

结语：戏剧是反映现实的明镜，同时也是改变世界的武器。虽然解决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但是让人民大众认识到问题所在并进行深刻探讨和反思，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布莱希特以戏剧为武器，跨越了时代的限制，启发一代代观众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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