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碳美学角度探讨张艺谋电影“平民三部曲”中的画面叙事

本文从新兴的低碳美学角度入手，通过深入理解低碳美学含义和界定范围后，着重分析张艺谋电影“平民三部曲”的画面叙事。在低碳标准下，画面作为电影叙事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不论其直观上的视觉享受还是深层次思想和社会问题表达，都会激发观者抒发自由情感，之后影响心态甚至行动。因此本文立足于低碳美学，以画面作为叙事分析的核心，从以平民教育问题为核心的人物叙事映像、画面表达中涉及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有所借鉴作用。

一、引言

（一）低碳美学概述

低碳美学最初被用于园林规划和环境保护方面，是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从园林设计生态学角度首次提出的一种新型生态美学理念。但是这种美学观念局限于人类低碳环境和低碳生活，在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生活很难发挥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山东师范大学马立新教授在《自由情感美学与低碳美学论要》中他汲取古今中外各种主流美学观的弊端，立足于人类本身审美角度认为“人们所追求的具有独立价值的审美生活主要是一种精神和情感愉悦”，并将“美的情感定义为自由情感”，还构建了以自由情感为本位的新型美学理论。进一步论证了自由情感美学体系是构建低碳美学的基础，低碳美学是对自由情感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和创造。根据自由情感类型的不同，将低碳美学建构为高碳美、快餐美和低碳美，对应的审美客体可分为高碳型、快餐型和低碳型，如果是艺术作品则是高碳艺术、快餐艺术和低碳艺术。

除以上基本观点之外，马立新教授还对低碳艺术的范围界定和构建进行研究论述，在《论低碳艺术的本体特征及其建构机制》中提出低碳艺术的特殊美学价值，并将什么可以作为低碳艺术作品进行了严格界定，最后还提出了进行低碳艺术创作的两条基本路径。他另外一篇《论高碳艺术与低碳艺术》深入探讨了低碳艺术理念的创建不仅是对艺术分析和分类理论体系的补充和完善，更是应对当代艺术生态环境多种问题和挑战的迫切需要，在浮躁的快节奏生活中，人们内心深处极度需要低碳艺术作品去充盈他们内心渴求的审美自由情感。

（二）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低碳艺术是近年来一个新型评鉴艺术作品的类型，就笔者搜寻的文献资料来看，目前从低碳美学角度进行分析的领域集中在生态、社会构建、建筑和媒体方面，媒体方面主要有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等方面的分析。当前最知名的研究者是前文中提到的马立新教授，不过其目前为止只是对低碳艺术的标准和范围界定进行研究，没有针对某一个具体领域或作品进行研究论述；尽管别的研究者也有从低碳美学角度对某一领域或作品进行研究过，如但在笔者看来，他们的文章中仍旧存在对低碳艺术理解模糊，对具体作品阐述不清的情况。针对以上情况，笔者决定对张艺谋的“平民”从低碳美学角度进行画面叙事分析，具体理由在下文第二部分中进行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希望通过此文一方面能够补充马立新教授在具体领域或具体作品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能够在清晰的低碳美学理解下去研究艺术作品。

二、低碳美学与张艺谋电影“平民三部曲”

根据马立新教授的研究表明，艺术客体较之自然客体更易激发审美主体强烈的自由情感。同美术、音乐、戏剧等类似，电影也是人类在追求更好的视觉和听觉享受过程中诞生的艺术品。学者赵延红立足于前人研究基础，在《从低碳叙事视角浅谈电影叙事》一文中对“低碳艺术”进行了概念界定，他写到“所谓‘低碳艺术’就是在文本构成上以客观真实或主观真实为主要特质，以直观、真实、超现实真实为基本辅助，在与审美主体相互作用中能够激发陶冶型自由情感，从而促进审美主体身心双重健康的艺术文本。”由此可见，低碳艺术作品最终目的都是让观众得到身心的陶冶和净化，并使其“自由情感”得以较大程度激发。

张艺谋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杰出代表，他把自己的三部“小制作”电影统称为“平民三部曲”（以下简称“平民”），也可以看做他对经历过的真实乡土情结的回归。即使学界业界对其的指责不断，但是在接受采访中他明确表示“1998年到2000年这3年里，我拍了三部影片：《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幸福时光》，我私底下愿意把这三部影片合称为“平民三部曲”，因为它们的主人公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都是社会上的小人物，虽然题材各有不同——《一个都不能少》像部纪录片，《我的父亲母亲》有点像散文诗，而《幸福时光》是个喜剧。总的来说，我对这三部影片都比较满意”。

就笔者看来，这三部影片与《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等“大制作”不同，首先题材定位于普通百姓，角色性格是抛去过分雕琢的高尚或丑陋，用最普通的身份（村民、乡村教师、乡村学生、城市下岗职工等）演绎最平凡的人生，情节也是从人性本身挖掘最原始的情感。《一个都不能少》讲述13岁兼职女乡村教师魏敏芝在高老师嘱托下保证班级现有的28名同学一个都不能少的故事；《我的父亲母亲》从我的角度讲述在文革时期父母之间的爱情故事，从三合屯通往城里的蜿蜒小路便成为父母爱情的象征；《幸福时光》讲述下岗职工老赵为保护盲女心目中整个世界的美好性，只好用善意的谎言去帮助她。

这三部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是社会中一个群体的镜像很大程度上会激发受众在观影中的恣意联想，大多由于身份雷同、经历相似、情绪同感会感同身受，并且影片所反应的一些社会问题也会使受众印象深刻。从这点来看，“平民”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审美主体对低碳艺术作品的较好选择。

三、以平民教育问题为核心的人物叙事映像

“一个人物是一件艺术品，是对人性的一个比喻”。“平民”作为张艺谋回归乡土情结的代表作，他自己也说这三部影片中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通过对他们真实平凡的生活、情感方面的展现完成一个角色的塑造过程。

“平民”三部影片都反映了国家复兴阶段高度重视的教育问题，尤其是《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两部影片更加突出。二十世纪末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初期阶段，社会贫富差距较大，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实施“科教强国”战略，在全国推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即使受教育人口覆盖率已达80%，但在山区农村的教育依然跟不上国家整体教育发展进程。张艺谋在展现自己乡土情怀的过程中也对现实教育问题进行反映，在“三民”中，主要是通过村民、教师、学生三者对教育的态度来反映的，接下来笔者一一进行分析和思考。

（一）教师——教育的坚守者

“平民”中教师形象有《一个都不能少》中高老师、魏敏芝，《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父亲骆长余。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画面呈现中，水泉村学校中唯一的高老师找的新老师就是只有13岁没有上过初中的魏敏芝。高老师是水泉村教育的坚守者，最害怕学生退学，对魏敏芝最大的要求就是“这一个月中，班里的28个学生一个也不能少”，并保证如果她真的做到了再奖励她十块钱。魏敏芝作为一个没有成年和只会唱一首歌的老师，她的课堂教学就是按照高老师的吩咐每天在黑板上抄一篇课文，直到班里一个叫张惠科的学生去城里打工，为了保证班里学生一个也不少，她只身一人去市里找张惠科，从“在火车站漫无目的地寻找—广播—写寻人启事—找台长—上电视找张惠科—找到张惠科”整个过程来看，魏敏芝身上有的农村人笨拙、单纯、执拗的形象和性格展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刚开始，高老师抱怨村长找的没有上过初中的魏敏芝，如果这样为什么不自己利用课下时间去找满意的老师，村长本身找的标准只是“能看住学生”足矣。在观众看来，高老师接受魏敏芝很大程度上是在向村长提到的“村落偏僻、道路不通”的自然困境妥协而已。魏敏芝虽然是一个“没文化”的教师，但是其坚持初衷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要保证班里学生一个也不少，在这个意义上魏敏芝的确完成了她的使命，也着实令人钦佩。

《我的父亲母亲》中父亲作为三里屯中唯一的教师，定格在观众心中父亲教师形象的是在学校建成后教学生读书的画面：拿着书站在讲台上大声朗读，他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是从影片前半部分画面展现父亲教师形象来看，父亲的气质和着装是典型知识分子形象，后半部分每次母亲思念父亲的时候浮现在观众心中的还是那个教书形象。从影片展现看，从城市来的父亲在三里屯勤勤恳恳做了四十年教师令人钦佩，教了一代又一代人，深受村民喜欢，这点可以从影片最后父亲的学生给父亲送葬的庞大队伍看出。

（二）村民——教育的仰慕者

水泉村地理劣势和贫穷限制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因为地理原因村长找不到“优质”老师，全校只有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包含四个年级，原来有四十几个学生现在只剩二十八个，粉笔短缺，学习、吃饭、住宿等条件恶劣，即使是这样，学校依旧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展现了学校教育在村民心中的重要位置。魏敏芝和张惠科在教室的纠纷画面中，张惠科将高老师留下的粉笔踩成小段，在之后学习委员张明献写的一篇日记内容是关于在水泉村粉笔很珍贵高老师很重视粉笔，可以看出在同样是村民的学生们心中粉笔是用来写知识的，写知识的东西至高无上。当魏敏芝去张惠科家找张惠科时，张惠科母亲说“家里欠了几千块的债，没钱这么上学”，可以看出，在村民心中教育和钱紧密相关，即使当时是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村民这种思想依旧，可见在村民心中教育地位的高尚性。

《我的父亲母亲》父亲刚到三里屯时村民都到村口去看这位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教书先生，学校建成后父亲上第一堂课的教室外边，围满了感到新奇的村民，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母亲，一听就是四十年，她说“你父亲的读书声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我听了一辈子都听不够”，刨去母亲对父亲的爱慕，更深层次上也是那个时代农民对知识分子的敬仰、对知识的敬畏之情。在父亲走后母亲到学校打扫教室的画面中，母亲将教室窗纸换新并贴上自己认为代表美的窗花，擦黑板时唯独留下有字的地方，等等之类的行为都传达出知识在母亲心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传达知识的地方就应如此干净神圣。

（三）学生——教育的传承者

魏敏芝找到张惠科回到水泉村小学，并带有社会对学校的捐赠物品如课本、粉笔等等，讲台满桌的粉笔和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写字画面寓意着他们会继续学习下去，至于是不是只到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就退学不得而知。学生们说“这些粉笔留给高老师，他一定会很高兴”，体现出高老师在他们心目中的高尚形象，更体现出学生们会继续在高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张惠科从市里回水泉村的路上对电视台记者说“我回去一定会好好学习，不会让魏老师失望”，可见以张惠科为代表的学生群体的真实心声，在社会好心人士的帮助下，他们一定会继续学习下去

《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我在临走之前让村长召集村里学生给他们上一堂课，我还是站在父亲当年站的位置上，读着父亲编的短诗，这一画面和父亲上第一堂课的画面呼应，一晃过去了四十年，除了一代代人变了之外，教室、读书声都没变，可见教育在村中代代相传。

四、“平民”中情节构建的叙事表达

在“平民”画面传达的情节冲突中，主要反映了以下三点突出问题，同时这三个问题至今依旧是国家关注民生方面的重要问题。

（一）教育与功利的冲突

魏敏芝答应到水泉村代一个月课的重要原因是会有50元的酬金，为了弄清楚是村长还是高老师给这50块钱，她一大早起来去追到乘有高老师的拖拉机问清楚了才甘心离开，最后高老师还向她保证如果达到他要求的班里一个学生都不少的要求会再给她10块钱。魏敏芝为了60元，先后面临两个学生走的情况，第一个是通过藏匿使明行光不被县里来的两个人带走，第二个则是张惠科辍学去城里打工。前者虽然要走却是要得到更好的教育而走，魏敏芝则是一根筋为了“一个都不少”去追汽车，会让人感到这个老师太自私。在寻找明行光的过程中，村长为了找到她向张惠科“行贿”（两支蓝色圆珠笔的钱），体现出在把学生送去更好教育的路途中，村民不理解只能用钱去解决。接受更好的免费教育原本是好意，和钱挂钩则会昧俗。魏敏芝要去城里找张惠科为凑够车票钱带领全班同学全天搬砖，为了钱可以占用学习时间，明显感到钱在教育面前的压倒性，很是让人痛心。

《幸福时光》盲女只有小学六年级毕业的学历，也就是义务教育的前三分之二时间，她对老赵说自己眼睛看不见了之后就没念书，也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在她爸观念中，能看见的人才能念书。深层分析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家庭经济缘故，但是当时社会也存在盲人学校，家人为什么不把她送到盲人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二）善意与欺骗的冲突

老赵及其同事们为了帮助盲女这个社会弱势群体，把她从继母家的黑暗生活中解脱出来，让她重新相信世界的美好性。先是为她找了一个“幸福旅馆”（废旧公共车厢）招待的工作，之后在破厂房里为她专门高仿了（至少触觉方面相似）一个“按摩室”，让她成为按摩室的重要员工。老赵同事们假装成顾客来按摩，并且给她小费，到了后期由于经济原因，他们就用牛皮纸充当钱给盲女小费。客观来看，老赵假装成赵总与胖女相亲、给盲女安排工作、厂房隔离出的按摩室、录音机播放的街上嘈杂声、作为盲女小费的牛皮纸等等都是老赵在盲女心目中伪装的虚拟身份和情境，这些都属欺骗行为。但是，通过这些伪装确实在盲女心中建构了一个美好世界的印象，帮助她重新恢复了笑容，这样来看就属于老赵他们力所能及的善意行为。但是仔细思考，如果没有废旧公车厂房和牛皮纸的念头老赵他们要怎么帮助盲女，或者就会出现另一种行为，或者干脆坐视不管？再或者，如果盲女没识破牛皮纸钱继续做按摩师，时间久了他们要怎么做，继续伪装？

若老赵对盲女的伪装有虚构色彩，则对胖女的伪装则是血淋淋的现实问题。从胖女的视角看，老赵伪装成的赵总、经营一家火爆的旅馆就是一种情感欺骗行为。如果胖女相信了老赵的花言巧语没有拒绝老赵，那婚后的他们怎么办？老赵作为一名下岗职工不是每天想着怎样挣钱养活自己而是把生活重心放在相亲上，一到需要钱的地方就去向别人借，这种人在现在意义上可称之为社会的毒瘤，着实会让观众觉得可悲。

（三）原始乡土与现代城市的冲突

《一个都不能少》有无数画面刺痛到观众的视觉神经，只会唱一首歌的13岁老师、水泉村小学每天放学的时间是太阳照到教室柱子上的钉子处，全班只有一本课本更无课外阅读物，为了节约粉笔一天只能用一根，用教室里的桌凳当做学生的床等。影片中水泉村小学没有校长，是村长掌管学校的大局，没有基本的学校教育管理体系，这在现代教育看来很可笑“文化人被没文化的人管理岂不是耽搁前途”。搬完砖后魏敏芝带学生们去商店买了两瓶可口可乐，这种饮料在城市中已经很普遍，在这里却是孩子眼里的稀罕物，一人只能尝一口。魏敏芝在城市漫无目的地找张惠科时，不论其装扮、说话都与周围的城市人格格不入。

《我的父亲母亲》中忙完父亲葬礼后，没有刻意拔高“我”的形象继承父亲的事业在村里做一个教师，而是给村中孩子完一节课后继续回城市工作。我劝母亲去城里“城里啥都方便，这里什么都得自己做”却遭到拒绝，一方面为了父亲，另一方面习惯什么都自己做。在机器织布流行的当时，母亲依然操作原始织布机给父亲织盖棺布，并且依然坚持本地传统将父亲一路抬回家安葬。以上都体现了村中原始与现代城市的碰撞，也会让人反思现在城乡差距依旧是很大。

《幸福时光》中老赵及盲女虽然是现代化城市的一员，可是却不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老赵修剪花店的嫣儿玫瑰花送给胖女、将自己房间让给盲女后无自己容身之处，盲女离开继母家后也无容身之处。老赵没有工作、盲女没有寄托，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五、结语：不足与展望

虽然水泉村受到了社会捐赠但是其未来会怎样发展依旧是个问题、“我”走后的三里屯学校会不会适应时代发生变化及会发生怎样变化、盲女独自走后虽然心中明亮可是这样一个弱势群体成员会走向何处，每一个都令人揪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影片的成功之处。

在上文的各方面分析中，“平民”中画面叙事的价值经典之处已有一个基本框架内容呈现。但是笔者仍旧发现在画面叙事中情节冲突里的教育和功利，两者本就是老生常谈之事，目前也无具体解决办法，即使再高尚的教师还是需要经济上的鼓励，因此在本篇文章中些显牵强。做人物叙事映像分析时只选择了主人公，对其余重要角色缺乏关注缺乏多元性格碰撞，即使存在些许偏差但整体不会有明显影响。

“平民三部曲”总会使人在观影前有所期待、观影中发生思想风暴、观影后大脑充盈且许久不能忘记其精髓、其后改变某些观念之后指导生活中某些行为的良性反应，对社会而言提高公民素质，对国家而言加快复兴脚步。在现在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人们浮躁的表面下隐藏着需要丰富的内心，立足现实或是虚幻，紧抓人心去产出低碳艺术品，无疑会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贡献者。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qk/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