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多元化与乐舞实践研究的相互参证

史料多元化的含义，并不局限于指史料在数量的增加，而是以视野的角度和方式去看待史料。通过多视角的方法分析史料的多元化，不仅拓展了史料的来源，也拓宽乐舞实践的溯源视野，并挖掘中国古代乐舞人文背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相互参证是指对不同来源、不同材料和不同类型的史料进行比对及补充，从而通过不同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交叉和互相参考对各类史料进行研究。陈寅恪根据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提出了：“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三重证据法”。随着史料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史学家们都在学术研究中突破了单一史料的局限，如今诸多舞蹈史学家也多次强调了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的“文献—文物—田野三重证据法”在乐舞实践研究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史料的多元化是学科综合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基础。

当代人所处大数据的网络时代，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代乐舞实践研究不仅要充分利用信息共享的便利，更应当思考各朝代间的影响和关联，以及各地域与周边区域的空间互动。因此，史料的多元化对于乐舞实践研究有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复现古代乐舞的真实场景、复建中国古典舞或是编排中国古代乐舞元素的作品，应充分利用史料的多元化，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的比对、补充和研究。

一、常规史料与稀见史料

     对于当代研究者来说，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公开史料的收集工作已然易如反掌，但在收集本身印数就很少的内部刊物（内部报刊和内部图书）、民间刊物（民间手稿和自印文本）等稀见史料时，却往往窒碍难行。而近乎为孤本的游记、日记、书信、手抄本等原始文稿，那更是可遇不可求，尤其是以纸质材质为载体的稀见史料，不及时搜集的话，可能就会彻底消失。    

    就稀见史料中的内部刊物而言，如1964年由“中国古代舞蹈史教材编写组”内部出版的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单卷本《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就是一个例子。于同年7月27日，中国古代舞蹈史教材编写组宣布被撤销，原计划在完成《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后的教材编写工作被迫终止。[ 王晓茹.1986—2017年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态势[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8(06):7-13.]经过时隔多年后的再次修订和拓展，单卷本《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于1983年10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分册出版，而这漫长的19年间，众多原文稿件和舞蹈史料下落不明，而就稀见史料中的原始文稿而言，则包括外国旅人或是学者来访中国的记录和书籍，例如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舞蹈史著作——来自法国的著名社会学家和汉学家马尔赛尔·葛兰言( M．Marcel Granet) 于1926年发表的《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虽然在网络上依然能搜到由李璜1933年译述出版的中文版本，但外语原文版却是无迹可寻，由此我们阅读并理解到的，更多的是译述者的翻译和主观解读。

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保留重要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也是发现和挖掘舞蹈稀见史料的方式。“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两者标志着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 刘志琴.口述史学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N].光明日报,2005-2-28.]虽然稀见史料能够弥补常见公开史料的不足，甚至修正旧结论，别开生面，但稀见史料相比较公开史料从结构看来，往往是零散甚至破碎的，所以稀见史料更多用于局部补充和去蔽，能够影响整体判断的重大发现还是更为少见。但我们仍应重视的是：研究者对于史料的发掘和正确使用，是能够帮助研究者本身开拓新视野、发现新方向，甚至深入新的研究层次的。

综上所述，乐舞史料研究应当将公开史料的深度研究与稀见史料的发掘整理有效的结合使用起来。正如严耕望说的：“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 严耕望.治史三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1-22.]当然，严耕望提及的“新的研究成果”，并非一定要推翻前人所言，另立新说，而更多的是将史料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同时寻找新的角度甚至领域，将前人未记述明确的理论学说用更平实、有理有据的方法表现出来。

二、全局性史料与局部性史料

当代文学的全局性史料与局部性史料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关键史料与边缘史料的关系，整体性史料与地方性史料的关系，以及外围史料与学科内部史料的关系。[ 黄发有.史料多元化与当代文学研究的相互参证[J].南方文坛,2019(03):5-14.]乐舞实践的溯源研究中，全局性史料与局部性史料面对关键史料与边缘史料（《乐府杂录》类针对性史料与《史记》类相关性史料）、整体与地方（《汉书》类史料与地方志类史料）、学科内部史料与外围史料（《宋史.乐志》类史料与《海录》游记类史料）的联动研究中，往往聚焦于研究主体的主流与核心部分，追逐热点话题和焦点话题。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乐舞史料研究领域也关注核心和主流的内部史料，忽视了边缘和支流的外围史料的研究。

在整体的历史语境中，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类史料是全局性史料，而乐舞史料则成为了局部性史料。纯粹的“局部性”乐舞史料在乐舞实践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主导地位。许多舞蹈史相关的文章和书籍也把这一类的史料放置于最为有力的位置。但对于乐舞史料的研究，除了针对乐舞发展史的研究，还要重视乐舞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乐舞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走向。例如同时期的乐舞表演形制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甚至主流宗教信仰都相互呼应，有着联动效应。

乐舞史料的全局性与局部性关系还有大部分重心在于通史史料与断代史史料，舞蹈史学家往往更注重整体方面的把握，将主要研究目的聚焦在整体趋势的判断和逻辑框架的构建上，重点关注历史人物、大事、名著中所包含的乐舞相关事迹，对于边缘性、地方性、局部性问题深入较少。全局性史料与局部性史料的相互参证，就是以将全局性研究的局部、细节落实为学术目标，同时将局部性研究的格局扩大，将长远眼光与博大胸怀融入微观分析当中，从而避免坐井观天的研究视角。

三、纸面史料与电子史料

在网络和电子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电子史料可以汇集海量信息、快捷精准地检索相关内容的优点，使其在乐舞史料研究中的地位日渐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便利的产生，同时出现的可能是研究领域的学生开始逐渐过度依赖电子史料的现象：除了阅读名家作品，基本上只看数据库中的材料。在使用电子史料时，只检索、下载并阅读直接与研究相关的材料，而对于周边材料了解甚少。在检索相关研究成果时，只根据关键词、篇名、作者来检索，这样得到的结果有可能并不是相关领域最新或是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最后导致学生在学习中知识的碎片化和研究的碎片化，不成系统，缺乏深度。

尤其在乐舞史料研究中，研究者掌握的文献应当是有代表性的、提纯的、有人文风采的材料，我们只有了解乐舞的来龙去脉，才能熟知其真正的内涵、意象，才能在复现古代乐舞的真实场景、复建中国古典舞或是编排中国古代乐舞元素的作品时胸有成竹。

在网络和电子科技当红的背景下，中国古代乐舞研究在充分利用电子史料背后大数据得技术优势，还应避免过度依赖电子资源带来的便利。虽然纸质文献开始因电子文献的便利而被替代，但纸张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印刷文明的生命力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强大。图书馆和网络作为人类文明的储备点，两者间的关系一定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取而代之。

四、创作史料与接收史料

虽然乐舞史料研究的核心部分包含了创作史料，但各种注释家、翻译家、史学家的二次释义、翻译、分析、研究的史料只作补充之用，并没能受到重点关注。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 里认为世界、艺术家、作品和读者构成了文学活动。然而，在乐舞史料研究的过程中，“读者的声音”（史料的传播接受、注者和史学家的创作活动与社会背景）常常会被忽略。如班固的《汉书》，因其华丽典雅的文风不仅被后人称赞，也为后世读者们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难题，后来唐初的历史学家颜师古为之释注。在汉代乐舞研究中，引用《汉书》为相关史料的文献居多，而引用《汉书注》并了解作者背景与创作活动的文章却较少，这说明研究者在引用材料时材料，缺乏一定的比照和考证。

从传播接受角度来看，乐舞史料还有多重空间可以持续发掘，随着媒体格局的迅速发展，覆盖的媒体日渐繁多，从图像、舞蹈小品、舞剧到网络游戏、动漫、影视作品，这方面的研究发展仍然应该建立在接受史料为强有力的基础上。随着中外学术的交流日渐密切，以《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为例的海外乐舞史料也慢慢进入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海外原始创作史料的获取极为困难，同时，还应注意语种之间语境的不同，以及研究者的外语能力导致的接受史料的考证。原始的创作史料固然重要，而当与“二手”的接受史料相互参照和考证后，研究者手中的史料才真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更加客观、正确的样子。

五、相互参证的方法和意义

    乐舞实践研究一方面是将重心放在还原历史、复现古代乐舞的真实场景上，另一方面是将重心放在创作中国古代乐舞元素的作品，帮助中国古典舞建立更为完善的系统和结构。所以，在为乐舞实践研究打下夯实基础的乐舞史料研究中，除了还原历史现场的史料占据重要地位，那些别出机杼、姿态各异的材料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以帮助我们在研究的辨析考证中做出更为客观的判断。

史料的多元化同时也包含着史料类别的多元化，这更是学科综合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基础和体现。考虑到舞蹈艺术的特殊性，单纯的文字史料，不足以撑起乐舞实践研究。史料多元化视域下的乐舞实践研究不仅是文字史料与文字史料的互相参证，更是文字史料与文物史料（陶俑、壁画、石刻等）的互相参证。以北舞刘建教授的“汉画舞蹈实验演出”为例，在演出开始前，刘建教授就提及了以图证史、以史证史、以乐证史、以服饰道具证史的尝试方法，在之后表演的五个剧目中，刘建教授都介绍并讲解了每个剧目的创作来源与理念：《建木之下》（建鼓舞）中参考了史料《山海经.海内经》与《吕氏春秋.有始》对建木形象、寓意的记载；《手袖威仪》（长袖舞）中提及了《韩非子.五蠹》里“长袖善舞”风格特色的形容；《弄剑》（跳丸弄剑）中参考并采用了张衡《西京赋》对其“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的表演特点；《羽人》（羽人）中参考了《山海经》和《楚辞.远游》对羽人的形容和记载；《逶迤丹庭》（盘鼓舞与巾袖舞）中参考了卞兰《许昌宫赋》和汉五言诗《西北有高楼》对盘鼓舞“婉转鼓侧，逶迤丹庭”与巾袖舞“轻捷之翱翔”“奋翅起高飞”的风格特点的记载。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刘建教授将服装道具和舞姿形态的直接来源——汉画像石拓印图放映在舞台后方的屏幕中，随着舞者的舞姿变化，观众可以直接、准确的看到舞姿对应的汉画像石中的舞者形象，以巾袖舞为例，舞者每次向上下或是向左右、有力或是轻柔地抛出巾袖，都有一定的文字史料作为基础。就史料多元化视域下的乐舞实践研究而言，刘建教授为我们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但我们深知，探寻乐舞的踪迹绝不是单纯的按图索骥，各类史料深处乐舞所涵盖的人文思想、社会背景、意象内涵都将是我们继续探索的方向。

深入探究需要长远且广阔的学术视野，乐舞实践研究则涉及图像学、史学、考古学、宗教学、音乐学、文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知识，以及跨学科、多视角的互动认知。同时应注意的是，研究者在涉及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和新潮学术概念时，应注重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而广度与深度的重要支撑就是多元互证的史料。新角度、新思维和新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避免陷入重复劳动、事倍功半的怪圈，同时也避免了学术研究的同质化。由此可见，史料多元化与当代史料研究的相互参证有着非同小可的重要意义，尤其对乐舞实践研究中的溯源、求真有着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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