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现实条件谈中国思想文化典籍译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马士曼、马礼逊的《圣经》中译谈中国译者的责任和使命

一、《圣经》翻译和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翻译的对比和反思

思想文化经典是传承、传播思想的载体和依托，小可影响个人的生存发展，大可影响国家民族的前进方向。受地域、历史、宗教等因素影响，中西方的思想导向迥然不同，西方崇尚独立、自由和扩张，中国则崇尚内敛、和谐和包容。作为承载这两种不同思想的文化经典，西方的《圣经》和中国的思想文化典籍，如《论语》《道德经》等，无疑对这两种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圣经》故事中提倡的不断迁徙和扩张才能更好的生存一样，《圣经》翻译千百年来也一直在锲而不舍的进行。截至目前，《圣经》是世界上印数最多、发行最广、翻译语种最多的书籍，基督教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被越来越多不同地区、不同语种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与庞大的《圣经》翻译绝对不无关系。

而相比于源远流长并仍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圣经》翻译，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的翻译可谓并不乐观。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思想文化典籍译出虽开始较早，但一直时断时续，且多为个人行为，更谈不上形成规模。其次，从译者的角度看，翻译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的多为来华的传教士和国外的汉学家，中国译者自己译出中国的思想文化典籍不多，影响力不大。再次，从翻译数量上看，中国的思想文化典籍，除《论语》、《道德经》两部儒道经典译本较多外，其它思想典籍如《庄子》、《墨子》等译本较少，系统的思想文化典籍翻译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二、 思想文化典籍翻译的重要意义

针对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翻译到底是应该译入还是译出问题，专家学者的观点莫衷一是。有的学者从中国译者的外语能力和译文的可接受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经典应该由外国人译入，这样翻译才能产生实效。对于这种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仅从以下几点进行说明：

1. 思想文化典籍的意义非同寻常

思想文化的形成源于民族自身与众不同的思想道德观念、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对个人、民族和国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化典籍，尤其是思想文化典籍，其意义不仅是思想的承载体，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和信仰的象征。中国能够在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被侵略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迅速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政治大国，这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包容共进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 思想文化典籍的目的在于传播纯正的思想文化精髓

翻译不是思想文化典籍的目的，而是途径，思想文化典籍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传播去教化世人、促进社会稳定。现在，西方的所谓纯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现实世界中开始触礁，而中国和而不同、包容豁达的思想则更符合现代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民族和民众的和谐共处。

三、 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翻译历史不尽人意的历史原因及现在中国思想文化典籍译出的必要性及重大契机

有人说，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历史太单薄，中国典籍外译人才缺乏、能力不足。其实，造成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状况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原因不是翻译人才的问题，而是历史环境的问题。

1. 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翻译不尽人意的历史原因

在近代历史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东方和西方是两个完全不同又彼此隔绝的世界。15世纪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曾抵达非洲，但其目的是礼尚往来、传播文明，之后中国开始海禁。15世纪末、16世纪初，哥伦布海上远航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为欧洲海外扩张提供了便利。19世纪初，靠工业革命强大起来的英国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完全可以说，中国开始与西方世界的交流是被迫的。

从19世纪四十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清朝灭亡、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实现和平。近代中国的这一百年，都是在战争和灾难中度过的。在内忧外患的国家大环境下，文化和教育是无从发展的。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各项事业等各项事业才真正发展起来，所以说，在历史大环境下，中国典籍翻译由外国人完成也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

2. 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翻译的春天已经到来

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几千年不衰，就是因为不管在何时，总有伟大的中国人挺身而出，引领国人继续向前。

改革开放后不久的1981年，中国文学出版社便陆续推出过了一套高质量的英、法、德、日多语种版融合中国经典著作、传说、史集的“熊猫丛书”，意图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主要国家。1994年以来，在国家新闻总署的大力扶持下，《大中华文库》项目正式启动，首次系统的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具有五千年历史底蕴并经时代不断考验的中国思想文化精髓必将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世界范围内绽放无限光彩。

四、 马士曼、马礼逊的《圣经》中译为中国译者带来的启示

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和扶持中国典籍翻译和思想传播，那作为中国译者的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其实，我们不妨从两位广为人知的外国翻译家马士曼和马礼逊谈谈中国译者到底该做些什么。

英国传教士马士曼曾英译过中国的《论语》和《大学》，马礼逊编撰了19世纪第一部汉英词典《华英字典》。但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中来看两位译者的翻译行为，作为传教士，二马的英译中国典籍的目的都不是弘扬中国思想文化，而是传教。马士曼本不会汉语，他学习汉语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圣经》翻译成汉语，而马礼逊本人最主要的成就也不是编撰汉英词典，而是将《圣经》全部译成汉语。

“全球有三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赵长江（2014:39）《圣经》可以说是西方基督教的思想文化经典，而中国的四书五经、《论语》、《道德经》等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经典。基督教文化一直热衷于坚持不懈的传播、宣扬和扩散，而一直强调自我提升和完善的儒道文化则显得过于内敛。宗教文化是一种信仰，思想文化传统也是一种信仰。在科技技术极大进步的当今世界，“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文化相比于西方宗教的神学文化，是更符合时代发展的人文文化。近代以来，中国人总在向西方学习，所以有些人在有些领域走入了凡事都以西方为参照的思维误区。思想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独有的，可以与其它民族交流，但决不能盲从。

在思想文化典籍外译上，中国缺少的不是能力不足的译者，而是为自己的信仰不断努力、勇于奉献的译者。作为译者，在对自己信仰的追求和奉献上，我们应该向马士曼、马礼逊学习：

1. 马士曼为翻译《圣经》自学汉语

马士曼没有来过中国，汉译《圣经》前也没有学习过汉语。出于了解中国的愿望和将《圣经》翻译成汉语的使命感，马士曼虽身在印度，但依然克服各种困难学习汉语，努力向自己出生在澳门的亚美尼亚老师和老师的两个中国仆人学习，并通过一本拉丁语—汉语词典再辗转学习汉语。相对于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马士曼的汉语学习是无比艰难的，但马士曼最终掌握了汉语，并将《圣经》翻译成了汉语。

2. 马礼逊全译《圣经》，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19世纪初，马礼逊为传教来到中国，但此时的清政府对外国传教士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但禁止传教士布道，还不允许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即使在这种大环境下，马礼逊依然设法学会了汉语，并汉译出了《圣经》的第一本中国全译本，马礼逊的《圣经》中译本在文体和语言上都尽量符合当时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马士曼、马礼逊是在17、18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失败的大背景下来到中国传教的，但两人依然不惧艰难、奋勇向前。马礼逊的《圣经》中译本不仅在中国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力，还在欧洲教会中产生轰动，让教会重拾在中国传教的信心。作为为自己信仰进行翻译的译者，马士曼和马礼逊值得所有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翻译的译者学习的是其对信仰的真正热爱和为信仰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

受历史原因影响，翻开20世纪前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16世纪的意大利传教士、学者利玛窦、17世纪的比利时传教士翻译家柏应理、18世纪的法国翻译家马若瑟，直到19世纪的传教士翻译家马士曼、马礼逊、理雅各，外交官翻译家德庇时、翟理斯等，一位位典籍外译的翻译家以外国人居绝大多数。19世界末20世纪初，终于有一位中国翻译家将《论语》翻译成英文，他就是辜鸿铭。辜鸿铭先生一生致力于沟通中西文化和翻译事业，先后将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语，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和精神道义。林语堂先生英译庄子的《齐物论》和《兰亭集序》等多部著作，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许渊冲先生致力于中国古诗翻译，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王宏印先生提倡总结和光大中国自己的传统译论。汪榕培先生致力于中国典籍英译，英译了《老子》和《庄子》道家著作和多部古典诗歌。

中国典籍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在不懈努力着，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扬光大需要更多真正热爱中国思想文化的信仰者和为信仰不断努力学习外语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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