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媒体应然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实然公共领域的缺失——以《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的报道为例

在市场化媒体背景下创刊的《南方周末》迎来第三次媒体转型，呈现“人文情怀”的媒介价值观，同时新媒体环境下的“情感”公众成为媒体在争夺注意力经济时不可回避的特征。以《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的报道作为案例分析，报道引来媒体关注与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议，对案件的二审判决产生一定影响，《南方周末》的应然公共领域得到建构，而市场化媒体的身份，在对注意力经济的争夺过程中，存在实然公共领域的缺失现象。

一、《南方周末》的市场化路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开始迈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媒体进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改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同时也将媒体推向市场。创刊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在此背景下诞生，至今经历了三次主要的转型。

1984年文革结束不久，受众需要新思潮，《南方周末》随着以娱乐信息为主的“周报”热潮的兴起应运而生，并呈现出娱乐至上的办报特征。90年代，全球化思潮不断涌入，受众渴求获取新闻信息了解社会资讯，以更好的适应新机遇。《南方周末》开始以娱乐为主转向以报道社会新闻为主的第一次转型。90年代中后期改革不断深入，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有力的保障来追逐自身利益，对于社会不公现象急需有个宣泄口。此时《南方周末》开始第二次的转型之路即以舆论监督为主。当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南方周末》现任总编辑向熹认为，“中国是什么样”、“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中国将会怎么样”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难题。2007年《南方周末》启用“在这里，读懂中国”品牌口号，开始其第三次 “综合性、高品位的严肃周报”的转型。

二、公共领域与情感公众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介于国家权力领域与社会市民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向全体公民开放。政治公共领域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而报刊则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公共领域概念体现着其对公共性的彰显，不仅具备批判、开放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以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基石。《南方周末》作为报刊媒介，是沟通社会与民众的桥梁，在第一次的转型后以关注社会民生为主，体现着民主，在第二次转型中扛起舆论监督的大旗彰显着公共领域的批判。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与公共性两个概念是通用的，学者许鑫基于此认为传媒的公共性包含应然和实然双重含义，包含理念、制度与实践三个层面。《南方周末》从对开4版的周报创刊成为至今的32版全国综合类周报，服务于公共利益体现的是媒介属性，在新闻自由的体制保障下，传媒提供的话语公开和舆论监督平台与服务公众利益的理念均是其应然公共性的体现。但市场化媒体带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商业利益对于报刊媒介的影响无法完全避免，从实践角度出发，传媒在一定的体制下实现的实然公共性的过程中受到权力与利益的影响。

2007年《南方周末》开始第三阶段的转型，之后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兴起，在新媒体的挑战下，传统媒体需应时而变。在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竞选的事件报道引发的“后真相时代”的热议。2004年，《后真相时代：当代生活中的不诚实与欺骗》书中正式提出“后真相”：个人信念和情感远大于真相对民意的影响。即事实真相让位于情感，信息的真实与否变得相对次要，真正重要的是信息能否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因而利用新媒体进行“情感”渲染继而引导“情感”受众是可能的。

三、以“刺死辱母者”报道为例分析《南方周末》的公共领域建构问题

2016年4月14日，山东聊城女企业家苏银霞因借高利贷被11名催债人催债，催债人限制苏的人身自由并对其进行侮辱，当晚，苏的儿子于欢因不堪母亲被辱持刀将侮辱人员捅伤，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2017年2月，聊城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3月《南方周末》发布“刺死辱母者”一文，此案正式进入媒体的视野，并引发众多公众的关注与讨论，正如人民网在《期待“刺杀辱母者案”得到公正裁决》一文中说到：从来没有一个案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引发如此之多的公众讨论。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进行进一步审查，于欢提出上诉，6月，终审判决结果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山东高院官方微博对此进行了直播。

如前文所述，学者许鑫认为传媒的公共性有应然和实然的含义，包含理念、制度与实践三个层面，其中理念与制度体现着应然公共领域，理念层面上包含了理性批判性、公共利益性与普遍的公开性，现代意义的公共性概念与此密切相关。制度即媒体所处的体制环境如保障新闻自由等，体制实践则体现实然公共性。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与公共性基本通用，本文选择用公共领域一词便于阐述，基于此探讨《南方周末》在对“刺死辱母者”一案中是如何进行对“应该”公共领域的建构，同时探讨实然公共领域缺失的情况。

（一）《南方周末》应该公共领域的建构

舆论监督报道体现理性批判性。“刺死辱母者”一案涉及高利贷、黑社会等，涉及焦点丰富，报道直指社会阴暗面，且引发了全民对法律、伦理、经济等相关方面的讨论并形成舆论，从而对促成二审判决的进行，《南方周末》对此案件的报道是其“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信条的体现，发挥了舆论监督报道的功能。

“以人为本”彰显公共利益性。《南方周末》第三阶段转型为“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媒体，这一阶段媒体价值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关注民生，关注社会，作为媒体，对此案件的报道证彰显着其代表社会民众发声的社会属性，通过此报道引发众多媒体、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从而发挥着媒介维护并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功能，即体现着传媒的公共利益性。《南方周末》对此文的报道正契合其第三阶段的媒体价值观，承担着其作为媒体应有的责任——为社会民众发声。体现出其“以人为本”的公共利益性，发挥着媒体对应然公共领域的建构作用。

全民法治课呈现普遍公开性。当“刺死辱母者”一案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议时，与此案相关的民间借贷、正当防卫、非法拘禁等相关专业术语亦得到传播，在二审判决过程中，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微博对其进行直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社会各界人士彰显其言论自由的特征，这种公开的传播方式是一堂全民法治课，让关注此事件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相关法律知识。《南方周末》对此案件的报道是该案能够得到众多媒体、社会人士关注的主要原因，即由《南方周末》所引发的全民法治课为普遍公开性助力，这即是《南方周末》理念层面的应然公共领域的建构。

（二）《南方周末》实然公共领域的缺失

首先，报道有违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此案件本身引发热议的过程中，同样引来有关该报道有违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质疑声，如采访信源单一，均为于欢及其家属的采访；报道中出现非判决书中的信息，真实性有待证实；报道对于于欢和苏银霞有明显情感倾向，客观性有待商榷；使用“极端手段”等模糊词汇，有“炒热点”嫌疑等。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客观与真实，从体制层面而言，即使在新闻自由的体制保障下能说明实然公共领域，但从媒体具体实践的报道结果来看，有违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事实是建构实然公共领域的缺失。

其次，媒体人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韦伯在对探讨行动类型时，涉及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概念，其中，价值理性即行动者是根据价值观作为行为的取舍标准，工具理性是行动者在目标确定的前提下，依据自身所处环境、他人行为及环境客体进行选择。

在“刺死辱母者”一文中，多次出现类似“据大家所熟知的情况是这样”的话语，表明文中内容有许多细节之处有待证实，记者在进行新闻信息源的选择时，缺少双方的采访信息，在信息源不对等的情况下，记者表现出对于欢一方有明显的情感倾向。当媒体人进行新闻选择担任把关人角色时，科学的工具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发生着博弈。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性质角度出发，在市场化媒体道路上以争夺注意力经济为目的，记者试图通过此报道引发传播效应，是工具理性的体现，而从媒体人角色的理念出发，践行新闻专业主义是必要的，对体现 “人文情怀”的《南方周末》而言，记者个人价值观倾向性明显，使得作为媒体人应有的客观、真实报道的新闻理念难以得到坚守。因而在此报道中，媒体人的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并未实现对实然公共领域的建构。

最后，利用“情感”公众争夺注意力经济。一般认为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是理性的公众，而感情与文化无助于参与性公众的形成。学者林郁沁通过分析施剑翘一案说明了“情感”公众同样能进行批判思考与公众参与，理智与情感并不总是排斥的。林郁沁认为施剑翘案件产生轰动效应的原因之一是：通过媒介营造中国孝、礼、侠女等情感特征来寻唤公众，进而促使“情感”公众运用理性以对此复仇案产生司法影响。即在施剑翘一案中公众通过“情感”聚集的力量而发挥其批判作用，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表明群体易被操纵的特性，林郁沁在对具备批判性的“情感”公众的诠释上并未回避其易被操纵的特性。

“刺死辱母者”一案与施剑翘一案有相似之处，施剑翘为父暗杀，于欢为母刺杀，均涉及根深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孝与正义的情感，《南方周末》在“刺死辱母者” 一文中，作者运用极端手段、侮辱、凌辱、羞辱等激发想象力并模糊不清的词汇进行报道，同时对当事人的背景叙事有明显的情感倾向，在引发公众对伦理道德的热议时，证实了报道在营造情感氛围而聚集了理性公众的批判。因而，市场化媒体道路下的《南方周末》难以回避有操纵“情感”公众以制造舆论效应并成功争夺注意力经济的嫌疑。通过此分析，该报道难以说明在实践的过程中体现传媒的批判性与公共性。

四、结语

改革开放后媒体走向市场化道路，《南方周末》第三阶段转型为“以人为本”的媒体价值观，市场化媒体在面临新媒体带来的冲击下，更加注重注意力经济的争夺，在兼顾“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重属性下，市场化媒体与公共领域的建构问题值得探讨。

《南方周末》因报道“刺死辱母者”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议，并促进案件的二审，体现了《南方周末》第三阶段转型后的“人文情怀”的公共利益性，作为舆论监督报道体现了媒体理性批判性，报道带来的轰动效应体现了普遍公开性，《南方周末》在理念即应然公共领域的建构上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报道引来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声时，注意力经济的争夺的市场目的是市场化媒体本质目的，因而从实践层面而言《南方周末》对实然公共领域的建构是缺失的。值得肯定的是媒体在应然公共领域的建构上发挥其社会公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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