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看中国方案的可行性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是不结盟运动发展的产物，也是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旨在固化而非改变世界传媒旧秩序，最终以英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作为对该运动最强有力打击。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兴起，美国在传媒秩序中的霸主地位日益凸显，以信息自由为借口通过跨国传媒集团来兜售美国的价值观。世界传媒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反映，随着如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不再由西方发达国家霸占。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是打破西方长期霸占世界传媒秩序的新武器，但是美国在技术与内容方面的优势使得它在互联网时代依旧站在优势一方，随着维基解密以及棱镜门事件的爆出，让人们意识到美国网络霸权在互联网时代依旧强大。

对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互联网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自十八大以来，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做出许多新举措。在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也是对构建全球传播秩序“中国方案”的精辟阐述。该理念的提出是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的延续，同时注入新的时代内容，我们需要从前两次运动失败的教训出发，以及从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新形势来看待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关于世界传媒秩序斗争的梳理

以史为鉴是当下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基础，在与发达国家斗争的历史中，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两次运动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一次是兴起于七十年代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另一次为世界信息峰会，但两次运动都未改变不平衡的现状。新秩序更多侧重于辩论本身，较少侧重改变媒介现实。换言之，这个过程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媒介政策的辩论上，而非关注实际的传播现象。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兴起与发展主要是由不结盟国家推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要平台展开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反抗，新兴的独立国家意识到世界秩序不平等主要集中在经济和信息传播领域，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是世界经济秩序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推行文化帝国主义，以跨国传媒集团为中介向全球推销美国价值观，发展主义神话最终导致民族文化认同危机。该运动两个里程碑事件为《阿尔及尔宣言》和《麦克布莱德报告》的发表，这表明来自不同背景的国家在朝着更加公正传播秩序的道路上有着一致的利益诉求。英美等发达国家以新闻自由为借口进行阻挠，最终两者在1985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信息峰会的背景是南北之间不断拉大的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要求打破美国对于互联网治理权的长期霸占。发展中国家认为长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先进的媒介技术在全世界倾销包含西方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技术上的垄断使得发展中国家被迫依赖。在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上两者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国际电信联盟来管理，而西方国家依旧以阻碍信息自由流通为理由认为类似于ICANN民间机构才是最优选择。西方国家以拒绝参加会议来反对该峰会的继续进行，最终该峰会与第一次运动一样以失败告终。

世界信息与传播格局是主权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直接映射，不平等的传播秩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这种不平等体现在信息采集、分配、流向等方面。不论是卫星电视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斗争最终都无疾而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为信息传播秩序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反映，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与西方发达的老牌资本国家抗衡，螳臂当车注定失败。就发展中国家内部而言，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在运动中很难做到一直团结，这对于斗争来说是不利的。随着发展国家的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不平衡状态提出了新的诉求，其中信息秩序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不同场合提出关于目前信息秩序不合理状态的解决方案，其中以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为例，习近平主席着重阐述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项原则与五点主张，这些新的理念为构建更为平等的世界传媒秩序添砖加瓦。

二、互联网时代世界传媒秩序

互联网的崛起是推动全球化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在全球化浪潮中，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使得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世界信息峰会就反映出长期处于被迫依赖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互联网治理的利益诉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互联网时代依旧宣扬信息自由，但是随着维基解密和棱镜门事件的爆出，撕开了美国霸权行为的真面目。颜色革命等事件也进一步说明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主权关系到本国的安定。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在互联网时代传媒秩序的重建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和立体，在技术、规则和内容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在技术上，互联网技术产生于美国，技术垄断以及资金短缺很难让互联网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普及。对于资源分配的规则方面，发达国家支持“主权先占原则”，即先到先得，实力越大，资源越多。但是发展中国家认为资源应该共享，应该预留出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能力开发的资源。在内容方面， 国际新闻的主要信息来源仍然是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西方三大通讯社。好莱坞电影席卷全球，传递着美国式的价值观，也重塑着各个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面貌联网成为信息流通最广阔的新平台，然而无论是政治经济体系，还是语言文化要素，美国及西方仍然控制着主流。

综上所述，传统媒体时代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所遗留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依旧存在，并且与互联网时代遇到的新问题相互杂糅。西方发达国家在传媒发展中不断累积的优势在互联网时代依旧持续，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推行更加隐秘。但是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对美国霸权行为的揭露以及被监视国家的反抗成为可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整体实力的下降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都为互联网时代更为公正合理的传媒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关于平衡全球传媒秩序的新方案

在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和世界信息峰会两次斗争中，中国由于各种原因处于缺席状态，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出现新一轮洗牌。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抓住话语权，中国需要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以及参与新秩序的重建。中国在多个场合提出关于全球传媒秩序进一步平衡化的解决方案，例如媒体联合国以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是新的空间，需要新的秩序，斯诺登事件以及颜色革命都有力佐证了网络主权关系到国家主权。相较于前两次运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其特殊的意义。NWICO 的鼓吹者们过于强调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提供了口实，后者认为 NWICO 限制了全球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人们表达意见的自由。WSIS 机制也常被左翼学者痛批为跨国权力和资本联手掌控世界的“阴谋”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四项原则”和 “五点主张“超越了民族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二元对立，强调共建、共治和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在理论上，网络空间共同体相关原则与主张的提出存在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时相较于前两次运动的空想性，中国方案的提出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传媒领域的体现，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为其提供物质保障。这其中涉及互联网技术开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规则的建立等各个方面。理论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可行性使得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让更多国家接受的中国方案。 

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首先要提高文化自觉，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多次提出，自文化工业以来，文化同化的危机与文化认同的希望一直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文化自觉涉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于文化交流的包容心态，尤其是前者，文化自觉意味着知识生产系统的独立性与系统性，这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将世界传媒新秩序的建构视为一种过程，一种新知识生产的过程。文化生产的权利被那些具有传播话语权的国家、集团所把持，文化知识的生产就演变为媒体信息的生产，对媒体信息生产的争夺基本等同于知识文化生产的争夺。其次全球传媒秩序是政治经济秩序的体现，综合国力的提高才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同时意识到国际秩序的重建必定牵涉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在目前阶段推倒重建不切实际，只有在目前秩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来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结语

殖民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殖民性的消失，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一直在持续。在传媒领域，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到世界信息峰会再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中国从缺席到主动争取国际话语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既是前几次运动未完成的夙愿，也是对世界新形势的积极回应。但是南北之间在网络空间里如何达成共识，取得最大公约数还需要多方努力，提高文化自觉性、吸取前两次失败的教训，提高综合国力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都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关键。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qk/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