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数字化的编辑出版学转型--21世纪以来数字出版研究综述

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各个领域引发了生产和观念上的革命,出版行业也不例外。数字阅读渗透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数字版权则重构了整个出版产业链。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根植于出版行业,因而编辑出版学需要面向数字化转型,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到教育模式和科研阵地,再到成果积累,对接数字出版成为编辑出版学科的主要任务。梳理21世纪以来近20年数字出版研究的方方面面,能够发现其中的问题与不足,找出解决之道,以迎接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一.新挑战:数字化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我国编辑出版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按需而变,业已形成自己的编辑出版学科体系。21世纪后,愈演愈烈的数字化浪潮却是70年未有之大变局,编辑出版学科原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遂面临转型的挑战。数字出版链、生产主体、产品与服务成为编辑出版学主流的研究对象,编辑出版学科亟待重建数字出版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数字化的科研方式表现出强大的可行性、准确性和高效性,成为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大势所趋。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指出,2018年国内数字出版整体收入规模达到8330.78亿元,而2007年官方第一次统计时,这一数字仅为200亿,十多年来翻了40倍之多［1］。数字阅读、网络发布、社群创作、网上书店、全媒体出版、IP衍生运营等让整个出版行业重新洗牌,传统出版单位逐渐丧失内容话语权,纸媒读者正在流失。

自编辑出版学科成立以来,编辑出版学的主流研究对象一直是传统出版业,面对新的内容生产方式和营销发行模式,旧有研究成果中的理论和应用都开始失效。因此,编辑出版学的研究重心必须向数字出版转移,构建包括数字出版物、数字阅读行为、网络营销、数字版权、数字编辑等一整套数字出版理论,以期为数字化的文化娱乐产业建设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数字化改变了知识生产、获取和传播的方式,使包括编辑出版学在内的所有编辑出版学科面临研究方法的转型,从事数字化科研。科研工作对知识生产、获取、传播的效率有着极高的要求。所以,利用数字工具分析数据、在线发布成果、网络获取论文等率先在西方学界广泛应用。爱思唯尔、约翰·威利、施普林格等以专业出版为主营业务的出版商纷纷推出专业的数字化科研产品和服务,如数据库、学术地图、写作协助、学术社交等。我国的数字化兴起于大众阅读领域,它对科研本身的价值往往被忽略。即便眼下兴起的知识服务,也常常被各类数字教育模式所同化,难以体现其对科研的独特价值。数字化科研,意味着利用互联网思维和计算机技术捕捉信息、处理数据、建立模型、演算逻辑等,解决人力难以应对的科研环节,融入大数据、人工智能、VR技术、具象呈现等技术,增强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实证性。数字出版研究若要对行业实践、政策制定、消费行为真正起到引导作用,数字化科研必不可少。

二.新态势:数字出版教育模式与科研阵地的建立

面对全球性的数字化浪潮,国家新闻出版署要求出版单位在2020年之前完成数字化转型,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的发展机遇,也是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2005年是中国数字出版发展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数字出版的概念被行业广泛认可,数字出版的产业链和规模开始成形,面向数字出版的教学模式和科研阵地也大约在此后同步转型。数字出版自西方流入我国市场,数字出版教育模式和科研阵地存在政产学研同起点、共面对、同进退的特征,整体上探索性、实验性较强。编辑出版学科专业教育模式的数字化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式上,以培养数字出版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为指向。数字出版所需的人才要求与传统出版业不同,除了传统编辑出版实务技能,还强调熟稔数字编辑技术和互联网营销发行。不少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中加入了网络编辑、电子编辑等新课程。2012年,教育部将数字出版专业作为特色专业正式列入本科专业目录,成为继编辑出版专业之后又一个出版专业。北京印刷学院、浙江传媒学院等5所院校招收数字出版专业的本科生。

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需要一种时刻与出版一线紧密相联的人才培养方案。武汉大学的"平台+模块"课程体系聘请数字出版业内专家作为兼职教授,将数字出版实践引入课堂;浙江大学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中的六个实践基地,包括咪咕数字阅读和浙江数字传媒两个数字出版实习点。大量编辑出版学教师边教学边探索、总结,发表了众多数字出版教学改革相关论文;与课程配套的数字出版教材也纷纷出炉,如匡文波的《数字出版教程》、陈洁的《数字化时代的出版学》、黄孝章的《数字出版实用教程》等。一门学科的科研阵地主要包括它的研究机构、专业期刊和学术会议。数字出版科研阵地主要是事业性质、高校与行业共建、行业自建的研究机构和编辑出版专业期刊上的数字出版专栏,以及各类以数字出版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下设数字出版研究所,与北京印刷学院共建"中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基地",可以说是国内重要的数字出版研究机构。各大高校也纷纷成立数字出版研究单位,如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武汉大学数字出版研究所、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等而像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人教数字教育研究院、方正的方正技术研究院数字出版分院等则是行业自建的研究机构。尽管国内目前尚无数字出版专门的学术期刊,但是此前形成的核心刊物集群都设有数字出版专栏,发表最近相关研究成果(见表1)。数字出版主题学术会议主要有政府和行业协会组织的国际数字版权管理创新发展论坛、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中国数字出版年会等,各大高校也纷纷主办研讨会、论坛、沙龙。如中国知网联合多家大学图书馆举办的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融合发展国际研讨会、咪咕数媒的数字阅读大会等,都是行业自办的学术会议。

表1数字出版主题论文刊载来源统计

刊名 刊载数

出版广角 619

科技与出版 551

中国出版 534

出版发行研究 514

编辑之友 227

中国编辑 222

出版科学 177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138

现代出版 137

编辑学报 121

注:表中数据根据中国知网中文学术期刊文献资源库收录论文检索、计算所得,截至2019年8月中。下文图表数据出处和统计口皆同此表。

三.新成果:数字出版研究二十年综述

以赖茂生的《从电子出版到数字出版》和张春的《网络环境与数字出版》为先声,数字出版主题研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产生了包括报告、论文、专著等在内大量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是检验编辑出版学研究数字化转型成效的试金石。

数字出版已成为当前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在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文献库中搜索数字出版主题论文可以看到:从2000年至2018年底,数字出版主题论文共计发表了9630篇,2005年开始,相关研究呈爆发式增长,并在2013年到达峰值,随后有所下降(见图1)。这一结果既映证了2005年作为数字出版转型的关键一年受到学界关注,也表明其后研究数量的快速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过热、饱和现象,近几年的"冷却"实则是向理性靠拢。对数字出版主题论文进行细分和梳理,能够发现数字出版产业、数字出版业模式、数字出版物技术、数字版权保护、传统出版转型这五个方向是研究的聚集之地。其中,数字出版产业、数字出版业务创新与商业模式是编辑出版学对接应用的目的性和当下性表现;国有出版单位是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中坚力量,传统出版转型研究数量突出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见表2)。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行业报告和概念界定也是当前数字出版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行业报告是国家、业界、研究者从事数字出版应用与对策研究的事实基础,主要提供数字出版规模、用户行为、分块增速的相关数据统计以及趋势分析,一般由国家事业性质的研究机构或是民营信息服务企业发布。其中,最具权威的当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该报告自2007年首发以来每年都会定期发布,对电子书、数字期刊、网络游戏、移动出版、在线音乐、互联网广告等产业模块进行详细统计梳理,是重要的行业数据资料来源。非官方的行业报告主要来自艾瑞咨询、中商产业研究院、智研咨询等,来自腾讯的《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和百度的《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等,也对相关领域的数字出版研究有所助益。

出版概念作为基础理论的一部分,往往潜藏着研究者的研究视域,影响最终的理论架构和应用分析。在知网上被引最多的100篇数字出版主题论文中,尽管有关数字出版概念的只有7篇,但徐丽芳的《数字出版:概念与形态》、张立的《数字出版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都分别拥有高达135次和130次的引用量,这说明概念界定对研究展开具有基础性作用。张大伟、黄孝章、张建明、张志林等人关于技术本质和出版流程的共同见解也有一定影响力。此后,官方、学界和产业基本沿用此界定,"数字出版成为此类出版现象的统一称呼"［2］。

数字出版研究是将数字出版链抽象化处理,得到新的产业结构和流程模型,主要从宏观层面综合分析产业链各个主体的关系,对国家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出版链上游、中游、下游三分的结构普遍为学界所接受,它们分别是由传统出版社、文学网站、互联网公司等组成的内容提供商,由平台运营商、技术提供商、网络服务商组成的信息中转商,以及直接对接读者的产品分销商、终端设备商和读者。这一结构显示学者对新兴数字出版商与实体书店、图书馆、印刷厂竞争关系的格外关注。他们认为传统出版社优于内容而劣于技术,对数字出版的发展持有三种主要观点,分别是主导整合说、多元经营说、协作融合说。学界主张产业链中各个主体的分工协作,但是资本则倾向一家主导整合、多元经营的路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产业链重组的角度进行探索,如将读者作为内容提供商的社群原创出版研究,或是以平台串联上下游的数字版权管理平台研究,以及国内外产业链对比研究等,数字出版链研究正走向多元化。

数字出版务模式研究是从微观层面分析数字出版的具体业务模式,集中体现了编辑出版学的应用性原则,一些研究成果可直转化成商业价值。学者主要通过对亚马逊、爱思唯尔、阅文集团、中国知网、微信等国内外新兴数字出版企业、大型数字出版集团的大量个案研究,分析其原理和特点,总结经验与不足,以此提出业务和模式的创新思路。这一研究领域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大众出版领域--包括全媒体出版、自助出版、IP运营、社交出版、有声书、移动出版、众筹出版等,主要研究者有张志强、范军、周国清、闫伟华、周百义等;教育出版领域--以在线教育、数字教材、MOOC、按需出版为主,代表研究者有刘锦宏、叶文芳、陈莹等;专业出版领域--突出表现为数据库、优先出版、知识服务、开放存取等业务和模式,代表研究者有徐丽芳、孙玉玲、张新新、陈世华等。大众出版领域集中了最多的研究力量,侧面反映了我国数字出版的主要矛盾在于内容生产与读者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不适应,阅读仍是当前数字出版研究的关键词(图2)。数字出版业务模式研究的下一阶段要更多地从读者入手,以读者阅读心理和行为为切入口,将大数据理念和方法引入出版生产,或探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出版的可能性,从精准满足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的逻辑点出发。

传统出版单位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决定了传统出版转型是政产学研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成为我国数字出版研究占比最大的部分。除了学院派研究力量,出版业界也积极参与研究,形成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局面,分别从企业管理、人才培养、媒介融合、商业模式、

编辑职能等多角度发表了多篇见解独到、观点深刻的论文,成果极大丰富。

国外的经验和国内的典型案例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如《美国数字出版考察报告》《数字出版个案研究》《数字出版启示录:西方数字出版经典案例分析》等专著,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3］。研究范式多采用现状和生产要素结合,提出有针对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转型措施主要集中于理念、消费、生产、政府、用户等层面,包括数字化理念、构建产业链、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内容创新、品牌建设、多元赢利模式等,意图将数字出版和业务模式的研究成果引入传统出版转型之中。

数字版权保护研究旨在从版权的角度为创建一个作者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企业可持续赢利、鼓励文化创新的产业环境献计献策。自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和《2008中国数字版权保护研究报告》发布后,学界对数字版权保护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黄先蓉、周安平、王迁、俞锋等研究者从法律保护、标准规范、DRM技术、数字版权管理(系统)、许可证、DCI系统、公民版权意识、行业协议、代理机构等方面提出了关于数字版权保护的探索角度和方案(表3)。数字版权保护研究的一大特点是计算机科学与法学的交叉研究,其中不少成果出自计算机专业或是法学专业的研究者之手。关键词在同一篇论文中的共现,说明多数研究者主张运用"组合拳"解决数字版权保护问题。技术始终是数字版权保护的重心,近年来区块链技术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就是十分鲜明的写照。由此可见,制度、法律、技术是数字版权保护的三大基石。数字出版物技术研究的对象是电子出版物的载体技术和格式标准,为的是让数字出版的业务开展、阅读支付、版权保护等更加有"技"可依。施勇勤、周敏、唐翔、郭玉洁等人对EPUB电子书标准化、PDF文档格式、CEBX结构化版式文档、DITA信息构架等新技术的基本原理、发展状况及其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应用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目前数字出版应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方案。其共同点是:第一,数字出版物技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注重技术在出版实践中的应用反馈,专业性特点突出,成果多由具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数字出版从业者发表,或是由计算机专业、信息管理专业的研究者和出版专业研究者共同完成;第二,数字出版物技术的革新紧跟整个计算机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潮流,AR技术、VR技术、HTML5超文本标记语言等新型内容以及可视化呈现技术也进入研究视野,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图3)。

四、新问题:知识与阅读引领编辑出版学科调整

尽管近二十年的学术探索使数字出版研究积累了可观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但我国的数字出版研究依然尚未成熟。自古以来,编辑出版活动一直围绕知识与阅读两大主题,或承担生产、传播、传承知识的责任,或给予读者愉悦的精神享受和阅读体验,进而在现代演化为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三大领域。从知识与阅读的矛盾与平衡中,我们可以管窥数字出版研究现存的问题以及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第一,我国数字出版研究"偏科"明显,对阅读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应当以读者阅读行为研究作为其他研究的基础由于我国出版业发展的种种历史原因,编辑出版研究至今仍然带有一种计划性的视野局限,少数研究者甚至抱有"修改计划"便可以"修改市场"的错觉,只是在宏观上提出如何数字化的要求,期望用一套数字化方案一气呵成地将传统出版转为数字出版,而忽略了数字出版与阅读的因果逻辑。

丛挺等人在统计分析2005—2016年的220篇CSSCI来源期刊数字出版研究文献后指出:"采用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和信息科学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占据前4位,分别达到60篇、42篇、36和30篇……而采用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理论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不到10篇。"［4］这表明,当前数字出版研究对读者数字阅读行为研究严重不足,导致许多"对策研究"无法真正产生效益,或是只能做一些经验总结而难以进行预判。

第二,没有将知识的无国界性融入本土研究中,一方面是国际视野长期不足,另一方面是原创理论缺乏数字出版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后传入我国,因此它们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产品创新都是我国的借鉴对象。但是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依然不足,尤其是专题性质的他国出版史著作几乎没有。国内大型的编辑出版学国际研讨会寥寥可数。这与编辑出版学的兄弟学科传播学、新闻学相比差距明显。国际视野不足却并没有带来原创理论的繁荣,相反,国内一些研究者只是摘抄了国外理论的凤毛麟角,就生搬硬套到我国出版行业之上。当前研究中包括长尾理论、媒介融合、跨媒体叙事、创新扩散、破坏性创新等主要使用的理论工具无一不是舶来品。

在数字化初期,照搬西方经验或许是可行的,但是随着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的快速增长,西方理论工具将会越来越与我国国情脱节。例如,在美国占有巨大市场份额的Kindle电子书阅读,在我国至今未能站稳脚跟,不少极力鼓吹这一亚马逊终端模式的观点其实是值得商榷的。每年的数字出版产业报告显示,增速惊人的网络文学和移动出版是我国的"特色产业",内容IP运营泛滥和移动网络服务商相互掣肘的乱象也需要研究者以读者阅读行为为基础,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出版理论,并将其打造为我国文化全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传播方式是与时俱进的,90年代末初具规模的编辑出版学科制度逐渐显得陈旧僵化,迫切需要针对数字出版在专业教育、科研阵地、评价体系上进行二次调整专业教育上,编辑出版学教育中原本存在的"挂靠"问题在数字出版专业教育中愈发明显,不利于数字出版相关课程的开展,尤其是一些高校将数字出版专业放置在文学院系之下,这对数字出版相关课程的展开造成阻碍。科研阵地方面,数字出版至今没有自己的独立刊物,原来的《中国电子与网络出版》业已停刊,一般刊物为了平衡各个研究方向的成果数量,导致数字出版研究成果发表受限。我国的数字出版行业协会是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前身是1994年成立的中国音像协会,2013年更名为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因而有必要组建专门、独立的数字出版行业协会。此外,数字出版研究应当尝试以多种网络化的指标进行学术评价,以实验、创新的姿态改变这一学科以往评述性的研究风格。

五.结语

数字技术催生了规模庞大的数字出版产业,促使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变为新兴数字出版产业,研究方法愈发强调运用数字化科研攻克人力研究中的困难环节。数字化是政产学研共同面对的挑战,教育模式与科研阵地正在进行多主体融合,数字出版研究总量激增,并聚焦于数字出版产业、数字出版业务模式、数字出版物技术、数字版权保护、传统出版转型等五个方面。从顺应数字时代知识与阅读的需求变化来看,数字出版研究下一阶段的目标主要在于:增强阅读研究作为其他研究的基础,扩大国际视野的同时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原创理论,对日渐僵化的学科建制进行二次调整。数字出版研究既是红海,也是海蓝,其未来存在不少变数,需要更多有识之士投入对它的研究之中。

本文来源：《出版广角》：http://www.zzqklm.com/w/zw/73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