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刻奇到戏谑：“反鸡汤”作为一种感觉结构

“反鸡汤”是近年来网络空间中一种参与式戏谑文化形式，它是对心灵鸡汤这一常见大众文化文本的戏仿与颠覆。在“反鸡汤”文本中，网民们戏谑地以“屌丝”为主体形象来表达生活感受，以绝望与幻灭作为其情感修辞，以“物质”对“精神”的打击颠覆心灵鸡汤文本的价值排序。“反鸡汤”呈现了一种可以概括为“硬现实”的现实感以及一种自我矮化的主体形象，对抗了心灵鸡汤对于现实的美化与情感高亢的主体性，“反鸡汤”是关于生活的“本真性”的争夺，作为一种感觉结构，它释放了戏仿者群体的实际生活体验与主导意识之间的紧张。

一、“心灵鸡汤”与“反鸡汤”

“心灵鸡汤”一词源自于美国作家杰克·坎菲尔德(Jack Canfield)写作、策划出版的一系列名为《心灵鸡汤》(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的书籍，它们通常由具有启发性或激励性的短篇故事和哲理散文组成。据维基百科的介绍，从1993年以来该系列书籍在全球发行超过200种类别，包含了针对各种人群和问题的品种(如《爱情鸡汤》《父母鸡汤》《少女鸡汤》等等)，其总销量数以亿计，是极为成功的大众出版现象。[1]因此后来人们也常常将类似的具有励志和情感慰藉作用的书籍、文章或其他形式的文本都称为心灵鸡汤，所以心灵鸡汤可以看作是当代大众文化中非常广泛的一个文本类型。尽管它们讲述的故事也随着时代和社会变迁不断翻新，但其背后的叙事套路、情感模式乃至意图产生的阅读效果并没有发生变化：以一种(从根本上而言)肯定现实存在的、情感上貌似温暖与积极的(或者说所谓“正能量”的)表达方式来叙述人生故事或哲理，以帮助特定读者群理解与调和诸如世俗生活的成功与失败、物质获取与精神需要、家庭与情感世界(亲情、爱情、友谊等)以及自我认同等一系列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紧张与冲突。

但这种类型化的文本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文本风格已经失去其原有的吸引力，近年来的网络空间中，相当一部分年轻网民频繁地表达出对“传统”心灵鸡汤的厌恶与不屑，并且以“毒鸡汤”和“反鸡汤”解构之。事实上，有关“毒鸡汤”这一说法本身就颇有意味。例如，在对一个知名微信公众号“咪蒙”(mimeng7)的分析中，一位批评者指出：“一贯以安抚和激励为主的励志文章都不再是暖心的滋养，而是极尽刻薄奚落，称为辛辣酸爽的‘毒鸡汤’……攻击范围囊括普通人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方方面面。”[2]但是也有很多网民反其道而行之，将那些传统的心灵鸡汤，即那些以安抚和激励为主的励志文章称为“毒鸡汤”。例如在热门的问答平台“知乎”上，就有诸如“有什么误导过你的毒鸡汤”“有什么经典的心灵毒鸡汤”之类的问答，回答者给出的大多是一些“经典的”心灵鸡汤叙事。网友的意思大致可以概括为，这些典型的心灵鸡汤叙事是虚假的、起麻醉作用的或误导的，从而对真实的人生是有害的。

作为一种浅显的大众阅读文本，心灵鸡汤或许并不值得将其作为严肃的思想加以评析。但是从大众文化批评的视角，畅销的心灵鸡汤总是以某种方式投合了特定时代的大众心灵状态：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出品的情感安慰剂，它们精准地捕捉到大众的希望、欲求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并在特定的叙事框架中加以修饰、遮蔽、合理化，或者，也会给出某种个人化的解决方案。藉由这一过程，心灵鸡汤成为文化霸权(hegemony)发挥其合法化作用并塑造主体性(subjectivity)的机制。

这样看来，究竟什么才是“毒鸡汤”的看法实则反映了心灵鸡汤之叙事正当性的危机，而围绕着心灵鸡汤而生成的排斥、争议、戏谑的诸多话语实际上是特定主体对其生活的“本真”(authenticity)感觉而进行的争夺。本文所要考察的“反鸡汤”[3]也是对心灵鸡汤的“对抗性”文本类型之一，它们流传于一些论坛性空间(如微博、知乎、百度贴吧)，具体文本的作者并不可考，可谓是众多网友参与创作、编辑、改编与传播的参与式文化。在形式上，“反鸡汤”模仿心灵鸡汤，但是以一种戏谑或反讽的方式，从而形成解构或嘲讽心灵鸡汤的效果，这使得它们在精神气质上恰好是心灵鸡汤的反面，比如，它们通常刻薄、冷酷、不留情面地戳穿甚至夸大人生的“残酷真相”、刻意地打击而不是安慰失败、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态度观看与描述世界，等等。

“反鸡汤”可以说是当下中国互联网空间中极为丰富、生动、尖锐的戏谑文化的一个小小的碎片。中国网络空间中的戏谑文化不但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了消解，[4]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更深层的价值观危机，体现为对当下与未来价值的困惑与逃避。[5]对于网民的戏谑文化，不可以仅仅将之看作是一般网民的无聊行为，而应该认真地探究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复调”之构成部分的戏谑话语，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索引性表达”。[6]如果说揭露、嘲讽时弊或权力滥用的“黑段子”和语带机锋的流行语是公共事务领域的黑色幽默，“反鸡汤”则是部分年轻网民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细微感受与社会结构性现实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戏谑化的表征。它们经由社交媒体的流传而走出私人的生活领域，浮游于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间，并常常不经意地就进入了公共生活。

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网络“参与式文化”现象，尽管单个的“反鸡汤段子”或许不必像批评家之于文学文本那样精细地阅读与诠释，但当这些“段子”聚集在一起，构成了某种可以识别、被命名、被特定群体网民喜爱与再创作的文本类型时，它所包含的意味至少可以因为以下理由而被认真对待，那就是：它们包含了某些反复出现的意指线索——比如一些广泛流传的模因(meme)、一些让人心领神会的“梗”，同时这些意指线索的交织使得文本内在地呈现出一定的意义形构(formation)，它们激活并组织了游戏者的经验从而创造出更多类似风格的文本，也是文本阅读产生快乐的源泉。而之所以游戏者们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有着某种共同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本文尝试采用结合社会语境的文本诠释方法，首先辨识并解读“反鸡汤”作为一种指向与风格都相当一致的类型化文本，它们交织而成的话语之网在整体中所呈现的意义形构；进而，本文也试图结合社会语境，从这些富有意味的表达中洞察游戏者群体的感觉结构，希望由此获得对这种文本经验的较为深入的理解。

二、心灵鸡汤的情感逻辑：批判的视角

心灵鸡汤之遭人厌恶，自然不在于其主题，而是其认知与情感上的特征。其一，它们提供的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指出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们美化现实甚至虚构故事，同时遮蔽了真实的缺憾和不满，从而提供的是一种虚假的现实感，当然也是虚假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第二，在情感特征上，心灵鸡汤往往包含了一种“过度的”情感，要么是过度的高亢(比如励志类的)，要么是过度的“煽情”或者“感伤”(比如被读者称为“矫情”的即是这一类)。[7]

被修饰的现实与过度的情感，这两个特点定义了心灵鸡汤的美学风格：一种大众化的“刻奇”(kitsch)。[8]刻奇是19世纪下半叶产生的一个美学概念，意指将某种虚假的感觉世界视为审美，是一种矫饰的、肤浅的、华而不实的、迎合流行和感伤的大众文艺。一个更为形象的说法是，其词源来自于德国的慕尼黑方言kitschen，指的是在三明治上涂抹一点精美的东西，用以抚慰受到伤害的孩子。[9]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一篇题为《先锋与刻奇》[10]的经典文论中提出，每个文化都会产生两种艺术，一种是文化精英的先锋，一种是为大众文化的刻奇。后者的典型形态比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招贴美术等等；它们被认为有明显的商业目的，装作是原创的、真实的、唯一的，其实却是投大众所好并使人们的情感变得廉价。[11]

作为特定情感逻辑支配下对现实的“观看之道”，刻奇也是伦理的和政治的。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批评刻奇将美感提升为绝对价值而使得文艺作品扭曲了现实，“刻奇的小说不是将世界描写成它真实的样子，而是人们所希望的样子”。[12]在其众多的小说和文论中，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对刻奇有着非常深刻的剖析，在他看来，刻奇是价值观念对复杂的、真实的存在的遮蔽，是为丑陋的世界戴上漂亮面具，“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粪便被否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称为美学的理想……刻奇就是将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13]而刻奇在情感上的表现则是“过度”与“自我感动”，刻奇的世界是“一个什么都变成感情的世界……一种感情被提升至价值和真理的位置”。[14]刻奇的主体仿佛在一面撒谎的、美化人的镜子面前看着自己，并带着激动的满足认识镜子里的自己。通过将某种情感与价值绝对化，就产生了一种审美的自恋感。[15]这也正是心灵鸡汤之为心灵鸡汤的情感逻辑。举例而言，“平平淡淡才是真”“岁月静好”之类的说法，对于特定的个体，它完全可以是一种可选的人生态度，但是，当它们被用来遮蔽对现实的不满，或是赋予其过于饱满的情感，将其诗化和普遍化后，它就具有了刻奇意义上心灵鸡汤的性质。

昆德拉提醒说，刻奇其实是人类无法完全避免的境况。也许我们还可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刻奇，它内在于那个时代的主导文化精神之中，通过情感/认知的运作召唤出时代精神的主体。正如我们不难发现心灵鸡汤也是有“时代性”的，在特定时代精神的氛围中，除了少数批评家，恐怕绝大部分人们都无法对契合这种精神氛围的心灵鸡汤作出异议(这也许正是心灵鸡汤的正面含义的来源)，只有当这“时代精神”渐渐失去内在的力量之际，刻奇才会被显露、被反讽，而心灵鸡汤也会被“反鸡汤”所戏仿。

显而易见，通过对现实的修饰、遮蔽与召唤特定的情感，心灵鸡汤也具有意识形态工作的潜能，它既可以被组织化的权力(如国家、社会机构、媒体)所调用而成为情感动员的力量，或者与更为广泛的霸权机制结合在一起塑造特定主体性。比如黄月琴的研究指出，大约在2008年以后媒体的灾难叙事中，“问责模式”已经式微，而在“多难兴邦”话语和维稳体制的保驾护航下，“感动模式”逐渐占据主导位置。主流媒体在其社交网络中密集地生产心灵鸡汤，一方面调用国家的修辞将灾难报道美学化，另一方面收编个体的苦难并遮蔽不满，并消解质疑与怨恨，从而完成了对情感的规训。[16]

遗憾的是，对心灵鸡汤文本的意识形态功能作深入揭示和分析文献少之又少。不过，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和“幸福课”(happiness)的批判性研究为我们理解心灵鸡汤的社会/政治效果提供了理解上的参考。

积极心理学和幸福课于2000年之后兴起于美国，形成了包括心理学研究、大学课程、心理治疗和大众文化生产在内的一整套话语和文化现象。这种心理学理论-实践模式的核心信念是：一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他对世界的认知，即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用一种积极的眼光看待与评价世界及自身，积极的认知会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这会驱动他们在更高的层面上开展行动，就这样，当初积极的看法便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在某种意义上，积极心理学和幸福课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升级版”的“心灵鸡汤”——它们提供的知识看上去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而一般的心灵鸡汤则更具通俗文学的色彩，但是，在其看待现实中自我驯化式地采取的“积极”立场与扩张的情感取向而言，二者的内在逻辑至少在部分方面有相通之处。正如人文主义者批评的那样，积极心理学福音书般的陈词滥调从根本上化约了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17]

新世纪以来，积极心理学与幸福课的大众出版急剧地增长，积极心理学和幸福课已经成为出版商们推出的新的包治各种现代苦恼的万能药，同时它们还广泛地进入心理治疗、教育培训、组织与公司管理等实践领域。[18]一些文化研究者的批判主要指向了这种大众心理学话语的意识形态效果及其对既有权力秩序的维护。艾伦拉克(Barbara Ehrenreich)的研究揭示了右翼商业精英团体对积极心理学/幸福课的支持。她指出，会议室里过度的乐观主义，反衬出工作场所内焦虑的私人化以及对集体行动潜能的压抑。她还发现了根植于所谓的“幸福”观念之中的意识形态倾向，认为积极心理学在意识形态上是保守主义的，它维护现状中的不平等和权力滥用。[19]阿赫摩德(Sara Ahmed)考察了各种心灵自助类的畅销书以及流行文化中的幸福话语，分析了所谓“幸福转向”对特定实践与生活方式的构成性作用。她指出，通过将幸福与某些享有高质量生活的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有关幸福的话语将现状和特权自然化了。幸福既是人们的欲望对象，也是通向欲望对象的能力，所以拒绝以幸福为欲望对象无异于承认自己欠缺获得幸福的能力。[20]宾克利(Sam Binkley)则借助福柯的分析路径更为明确地指出了积极心理学/幸福课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中，幸福被前所未有地与经济自由捆绑在一起，并且向个体的私人利益偏倚。积极心理学/幸福课话语通过作用于行动者的自我定位和自我管理而生产出相应的主体性，它们为个体推介了特定的自我意识与日常实践模式，尤其聚焦于“进取心”的生产，个体被引导在自我的内部培养一种由更广泛的、经济理性控制的、自治的企业家式的精神气质。由此，幸福课话语不仅是一种情感的自我管理，而且将幸福与广泛的经济-社会过程勾连起来。[21]

借助上述的批判视角，我们亦可洞察到，心灵鸡汤文本在个体的生活与更宏大的观念或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叙事性的勾连(articulation)，而此类文本被激活的关键还在于其中充沛的情感动员力量，当“感动”变成了“自我感动”，文本就生产出了它的“标准读者”，即特定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自觉主体。这种自我感动，也正是昆德拉所言“使刻奇成为刻奇”的东西。由此看来，“反鸡汤”就并非一种简单的玩笑，以戏谑来抗拒自我感动、以“负能量”来消解“正能量”，实可谓是一种关涉身份建构与主体性表达的“深层政治”。

三、戏仿理论与当下中国的戏谑文化

“反鸡汤”在手法上是对心灵鸡汤的戏仿(parody)。简而言之，戏仿就是戏谑性地模仿，它其实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化现象，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网络空间中。比如所谓的“恶搞”(KuSo)，就与戏仿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交集：2006年风靡网络的恶搞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曾被很多学者讨论，将其视为“数字化戏仿”，以及作为一种表达抗争的文本风格要素。[22]文学批评/文化研究领域对戏仿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其抗争性与反讽性也被诸多研究者加以突出与强调。哈里斯(Dan Harris)将戏仿定义为：“通过转换原文本的文本要素或语境要素而对其进行再语境化的过程，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本。这一转换导致了戏仿文本在与原文本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之间摇摆不定，这就造成了二者之间有一种反讽意味的不协调，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讽刺的脉动。”[23]丹蒂斯(Simon Dentith)认为：“当一种文化产品或文化实践带着某种挑衅意味，不动声色地模仿另一种文化产品和实践，就构成了对后者的戏仿。”[24]

尽管当代中国的戏谑文化实践是随着网络空间的兴起而大规模兴盛，但不少论者指出，实际上在1990年代前后，随着市场经济与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反讽等戏谑形式就开始出现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之中。陶东风认为，1990年代之后革命文化被“大话化”，即革命时期的文化符号被带有中国式后现代色彩的艺术家进行调侃、拼贴、戏说、滑稽模仿，并藉此颠覆了它原来的意义，同时这种颠覆也完全不同于198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革命文化的理性反思。[25]黄平则指认并分析了一条从王朔(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王小波(20世纪90年代)到韩寒(21世纪初)的隐秘的“戏谑美学”脉络——“‘戏谑的笑’是大众文化‘空洞的笑’的对立面……对于这场隐藏在笑声中的文学革命而言，王朔选择了语言，王小波选择了叙述，韩寒选择了政论”。对于这种戏谑出现的深层原因，黄平的解释是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深刻改变了一代人的感觉结构，社会参与性危机导致了以戏仿与反讽为特征的青年文化，“戏谑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抵抗策略，应对着“脱历史”的疏离与分裂。反讽是结构断裂所催生的美学断裂的结果。[26]

一些研究可以从侧面支持与补充上述解释。丹蒂斯考察了何种社会与历史情境最易滋生戏谑文化，他的研究提出了两个可能的主要特征：第一，戏仿更可能繁荣于“开放的”社会而不是“封闭的”社会。第二，一个社会的分化越厉害，戏仿也越有可能兴盛。这里的“开放”社会的意思是指该社会有一种文化上的“延迟感”(belatedness)而并不是指文化自信。在丹蒂斯看来，各种以“后”(Post-)为特征的社会就属于这种开放社会。因为在这些社会中，人们普遍感觉到，旧事物依旧有力地存在于当下，但它们的内在价值已经被人们强烈地质疑了。[27]类似地，丁学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尝试提出，政治性的笑话最容易产生于一个刚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经历了深重且较为长久的灾难但同时又已经逐渐获得了一些自由喘息空间的国家，因为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走出那个阴影，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但同时，高度的政治幽默感也不易产生于太过自由的国家，因为在这些地方，不满与抗议的声音能够通过健全的制度化渠道加以表达，而不会以幽默的形式存在于民间话语空间中。[28]

在当下中国，网络空间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渠道。它提供的技术便利不仅让传统文化生产的强监管机制无法完全掌控，也使戏谑文化从过去少数先锋艺术家阶层扩大到了更为广泛的知识大众。在网民们参与生产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文化样式中，戏谑是让人无法忽视的，甚至是主导性的风格特征之一。[29]不过，占据着网络戏谑文化核心位置的群体，如不少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是居住在城市的、受教育良好的年轻人。[30]同时，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同代人”，他们有着大致相近的生活经验、文化记忆与感觉结构，这使得他们得以形成某种话语意义上的共同体，否则，戏谑文本中一些微妙的含义是无法在心领神会间进行传递的。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在对反讽与共同体之关系的讨论中就曾指出，不是反讽创造出了共同体，而首先是共同体的存在使得反讽得以发生。[31]因此，解读戏谑背后的索引性含义是理解这一话语共同体所思所想的重要方式。

四、“反鸡汤”文本的意义形构

如前所述，“反鸡汤”是近年来流传于某些网络空间的戏仿文化之一种，这些文本究竟有多少以及作者是谁都无可考证，好在其中的一些“经典文本”会被网民们在帖子中反复编纂与发布。笔者广泛地搜集了这些反复出现的文本，其来源包括知乎、豆瓣、微博、百度贴吧等热门空间，最终得到了一个包含230条“反鸡汤”的“段子集”。以下对于这些文本的解读，在方法上锚定于两点：其一，相比起单个文本的意义，更关注的是所有这些文本中反复出现并激活参与者共鸣的话语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形构。其二，“反鸡汤”的意义也需要在与心灵鸡汤(即它的戏仿对象)作比照的阅读中才能呈现，当然这种比照并非机械地采用一一对应的方式，而是聚焦于那些常见于心灵鸡汤文本、“反鸡汤”文本却试图消解或颠覆的故事套路及其所包含的情感与价值取向。无论作为参与式文化，还是作为戏仿，“反鸡汤”的真正意义都并非单个文本所能完全传达，它们的意义是在一个话语共同体中生产与传播的。琳达·哈琴对反讽共同体的揭示——在反讽者与诠释者之间，共享着预测、背景信息、假定、信念、知识和价值观，[32]这就要求解读者不能拘泥于字面意义，而应该发掘与呈现其共享的意义形构。

(一)隐含的主体性：作为“屌丝”的生活体验

“反鸡汤”在形式上呈现为比心灵鸡汤更为简短的叙事，或者纯粹是由感悟或哲理构成的“金句”，它们更像是“段子”而不是严肃的写作。在所涉及的主题上，“反鸡汤”与心灵鸡汤是基本上一致的，但显然只聚焦于都市年轻人的生活，其内容大致可归类为：1)涉及奋斗、事业、金钱、物质生活一类的主题，即可以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失败来衡量的领域；2)与世俗生活相对的精神世界，这在心灵鸡汤和“反鸡汤”中都常常被具象化地表述为“梦想”“诗”“远方”“文艺”之类；3)爱情与婚姻；4)有关“自我”的认知或价值观问题。从这些主题不难推断，创作与传播这些文本的游戏者应该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网民。但是当我们对所有文本作概观，并不难洞察到这些文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有一个隐含的主体，这就是所谓“屌丝”，由此“反鸡汤”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屌丝”这一介乎真实与想象之间、经常是自我标签化的社会群体的生活际遇与生活体验的戏谑描绘。作为近年来网络文化中被频繁使用的模因，“屌丝”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是被其反面定义的——他们不是优越阶层，不是职业精英，不是“高富帅/白富美”，没资格与“女神/男神”约会，他们与美好生活之间的距离很遥远。在“反鸡汤”中稍加选择地摘取一些，就足以构成对一个“屌丝”生活与感受的典型记录：

·出身不好的限制也不光是平台问题。出身不好，说明你父母混的也不怎么样，也许你基因里就写着“不行”两个字。

·虽然努力没什么帮助，但是过程很重要。你可以发现自己真是弱爆了，总有人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你千辛万苦才靠近的成果。

·优秀的女生在脆弱的时候(比如分手，工作不如意)，会需要比平时更多的关爱，于是会和更多的人交流。如果她在恢复正常后，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圈子，不再理你，请你不要奇怪。

·你只需看着别人精彩，老天对你另有安排。

这些“反鸡汤”文本显示了身为“屌丝”在出身、事业、物质、爱情、社交等社会生活各方面所遭受的束缚与挫折。但是与心灵鸡汤通常激励人们冲破这些束缚或者安慰他们接受挫折的“温暖”情感模式不同，“反鸡汤”的情感模式是刻薄的、戏谑的以及在最本质的层面上自嘲的，本文将在下一小节再详细讨论这种情感模式。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反鸡汤”的“屌丝”叙事与其说是游戏者群体生活状态的现实主义描绘，不如说是关于其生活体验的夸张的、黑色幽默式的表达。心灵鸡汤起作用的机制是通过激发特定的情感体验来改变主体对一个原本欠缺的世界的认知与态度，从而召唤出一种虚假的完满感，“反鸡汤”中的“屌丝”叙事显然是在有意地凸显甚至通过夸大现实世界中无法避免的欠缺而对抗心灵鸡汤的主体情感模式。

(二)“黑色”的情感修辞：绝望与幻灭

现代黑色幽默小说常常以世界的荒诞与人的孤独、异化、恐惧为主题，与一般幽默相比，它的情绪不是温和与轻松的，而是痛苦、冷酷与绝望。黑色幽默把调子定在破裂点上，一旦达到这一点上，精神上的痛苦便迸发成一种喜剧的恐惧的混合物，因为事情已经糟到了你尽可以放声大笑的地步。[33]典型的“反鸡汤”文本也戏谑性地使用“黑色”的情感修辞来描绘世界和自我——就其字里行间对希望的打击、对人生与自我的刻薄揭露和嘲讽而言是如此，即制造某种绝望与幻灭情绪。当然与真正的黑色幽默小说相比，这种“黑色”因其篇幅短小而缺乏构筑悲剧情绪必要的规模，同时它们所针对的主题主要限于世俗生活的物质层面而较少涉及精神层面，这使得它们较多戏谑性而较少深刻的悲剧性。将“反鸡汤”与心灵鸡汤作互文式的阅读，不难看出这种绝望与幻灭是对心灵鸡汤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励志和抒情套路的反讽，略举几种常见的语义模式为例：

“明天并不会更好/明天会更糟”(对应“明天会更好”)

·回首往事，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但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以后会失去的更多。

·如果上天没有给你想要的，不是你值得拥有更好的，而是你不配。别以为今天是你人生的低谷，在你未来的日子里它都能算得上是巅峰了。

“努力也注定失败”(对应“努力终将成功”)

·我有个朋友，在几年前停止了抱怨和自怨自艾，开始努力改变自己。到今天，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都没有什么改善。

·人生需要忍耐，但是一味退缩也不是办法，该反击的时候就要适时采取行动，这样你才能知道失败是早晚的事儿。

“人生真相很残酷”(对应“人生是美好的”)

·生活会让你苦上一阵子，等你适应以后，再让你苦上一辈子。

·那些生在小城、求学省会、打拼在大都会的年轻人，领着暂住证住着隔断房吃着快餐盒饭，走过镶金堆银的大街，却发现名车别墅杂志封面航班头等舱和能让人少奋斗几十年的恋人，都是别人的。除了年轻的身体和旺盛的欲望，你什么都没有。你更没有资格跟城市讨价还价，因为城市永远年轻，而你，终会老去。

尽管意在戏谑，但这种“黑色”的修辞也并非完全是一种文字游戏。首先，某些“反鸡汤”文本包含有基于生活经验而作出的事实与价值判断，比如原生家庭对个人发展空间的限制(不少流行电视剧探讨了这一主题)、年轻人在都市打拼产生的挫败感以及个人对自己的不满，它们意在戳穿心灵鸡汤(或其他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关于生活的虚假光环。更重要的是，这些反复出现的意义结构，也许折射了游戏者们普遍的幻灭心态：它们对生活世界严酷性过于刻薄的呈现、自我矮化的姿态以及宁愿取消“希望”的情绪或许意味着，就算“绝望”与“幻灭”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完全是事实，但却是弥漫于这个群体中的确切而紧迫的存在感觉。事实上，夸张的戏谑(这正是大部分“恶搞”文本的特征)在游戏者所制造的文本与他们自身的真实处境之间构造了一个足以产生“陌生化”效果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得在日常话语中难以被表述的本真感觉得以浮现，这样看来，绝望与幻灭作为一种情感修辞，恰恰基于人们从根本上不想遭遇如此命运。如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所指出的，“在其非真实性的内容中，消极的笑话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真相。因此笑话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压抑的表征。笑话可能让我们发现我们正是自己不想成为的那种人”。[34]

(三)价值颠覆的游戏：“物质”与“精神”

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大众文化中，“物质”/“精神”都是一个常见的关于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潜在的二元评判结构。在宽泛意义上，物质性的事物包括了对财富/权力的占有(如金钱、房产、产业、“位子”)及其带来的外在地位与体面，相貌等纯粹身体性的存在也会被归入“物质”的这一面。“精神”的这一面则指向人的理想、美德、审美、心灵满足等内在的人格要素。相当程度上，这个二元框架也能浮现先赋的、外在的条件/约束与个体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通常的大众文化叙事中，当两种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物质性的事物要么在叙事的价值序列中被置于低于精神性事物的位置，要么这种物质性的成功需要得到精神性事物提供合法性保证。比如，在商业社会的流行影视产品中，财富通常并不会被贬低，它甚至是带有主角光环的，但即便如此，如果一个人物仅仅是有财富而无道德则会遭到谴责与鄙视。在大众的道德主义情感中，从精神性的事物得到平等甚至超越的希望补偿了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物质性上注定的不平等。然而，当现实世界的价值秩序与道德主义理念中的价值秩序之间的割裂大到无法弥合的时候，后者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欺骗人的心灵鸡汤。

戏仿的颠覆功能在于它的游戏意味挑战了话语场域中由强势社会关系与主导文化所设定的事物等级秩序。[35]“反鸡汤”正是游戏者在“看破”之后对心灵鸡汤的价值颠覆。在此类文本中，精神性的事物全面地被物质性的事物压制了：人们即使奋斗也无法超越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或其他先赋条件，心灵的满足和平静终究不能弥补物质上的差距，在爱情中美丽心灵远远不如美丽容貌来的重要，等等。但仅仅如此并不能体现这些文本的戏谑特点，毕竟，理想与现实、外部世界与个人内心之类的冲突是永恒的叙事主题。“反鸡汤”的特殊之处在于，物质的力量常常以一种粗鲁的、毫无修饰的方式“强暴”了精神性的事物。

对金钱和物质财富的突出在所有强调物质性因素重要性的“反鸡汤”中占据了最多的部分，“钱”(“有钱”或“没钱”)是最常见的对物质占有的表达。这些表达看上去如此直接、粗鲁地用“钱”将原本崇高或值得珍视的精神价值打翻在地——拒绝对此作任何修饰或合法化，这使得它们的真正意图在于反讽而不是价值观的直接表达。例如：

·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原则并不丢人，丢人的是没能卖一个好价钱。

·最靠得住的是金钱，最靠不住的是人心

·人性和尊严是没有贵贱之分的。所以，人的贵贱差距主要体现在拥有的物质财富上。

也许并不意外的是，在“反鸡汤”文本中，相貌也是一个频繁出现的主题。不过，它经常是从反面出现的，即对“丑”的打击和嘲讽出现的，比如：

·明明可以靠颜值，你却要靠才华，这，就是你和明明的差距。

·善良没用，因为只有你先漂亮，别人才能看到你的善良。

在心灵鸡汤中，相貌并不是一个受到很多谈论的话题。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相貌也许算是一个缺憾，但很少是一个严重的困扰。大众文化产品尽管不厌其烦地贩卖美丽的面孔和性感的身材，但一旦涉及到价值评判，相貌与身体的先天性使它们无法在道德主义的价值秩序中占据很高的位置，这种背离也使得大众文化产品显露出它自身的肤浅与虚伪。在“反鸡汤”文本中，相貌被经常地提及，且被加以强烈的价值排序意味(对“丑”的打压)，自然与这些游戏者们所处的年龄阶段有关。甚至我们可以解释说，这是以自嘲来化解大众文化过度贩卖美丽身体的时尚所带来的潜在焦虑。但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身体缺憾是一个难以被人的自由意志所改变的东西。在一个高度强调精神性因素的言说语境中(心灵鸡汤恰恰处于这种语境中)，长相的非精神性恰恰构成了一个易于产生戏谑的对象。事实上，对过度精神性的嘲弄一直是人类幽默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精神向身体的回归中，“人类悲剧性的尊严完全崩溃，而变成了喜剧性的荒诞。”[36]

与相貌类似的是智力——尽管涉及它的文本没有前者那么多——它同样也并不以正面的方式被表现，而是通过对“智商不足”的嘲讽而出现。值得指出的是，在大众文化叙事中，智力与智慧常常被区别地呈现，简言之，智慧经常与美德联系在一起并且由它加以合法化，而智商则不是，它更多只体现为一种竞争性的力量，有时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关于这种差异及其表现，电影《阿甘正传》给出了一个范例：阿甘不是一个高智商的人，但他接受长者给予的人生智慧并且用自己的美德践行了它们，这是大众文化中经典的励志叙事。不过，在一个物质主义的现代性世界中，美德与智慧是否必然关联显然是令人怀疑的，它更像是一种愿望、一种说教而非现实。“反鸡汤”从未像心灵鸡汤那样使用“智慧”这个说法，而是使用“天赋”“智商”“逻辑”这样一些具有力量性本质的语词：

·努力了这么久，但凡有点儿天赋，也该有些成功的迹象了。

·真正努力过的人，就会明白智商上的差距是不可逾越的。

·朋友，那不是懒，懒是可以克服的。你只是脑子比较笨，没办法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的思考，去搞逻辑太复杂的东西和处理太多的信息量。

相反，那些在传统的心灵鸡汤中被赋予高价值的精神性事物，“反鸡汤”不但提及较少，即便提及也基本是作为一种被颠覆的对象，比如知识、教育和教养、传统道德和价值观，以及“梦想”：

·“老师您好，请问像我这样的，没有背景的北大毕业生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社会底层群众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人。”

·父母一直注重对我的品德教育。到了社会上，我按照父母教我的接人待物，却发现自己并不受人待见。

·我追逐自己的梦想，别人说我幼稚可笑，但我坚持了下来。最后发现，原来还真是我以前幼稚可笑。

此外，“反鸡汤”文本中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先刻意模仿心灵鸡汤故事的套路，而在结局出现的那一刻则完全颠覆读者的预期：

·小孩问富翁：叔叔为什么你这么有钱呢？富翁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很小的时候，我注意到楼下的矿泉水卖一块钱，而三站地外的篮球场上，要卖一块五。我拿着一个大书包，从楼下买水带到球场去卖，卖一块二。一个月我挣了十块钱。小孩说：我好像明白了。富翁说：你明白个屁。后来我爸死了，把钱留给我了。

·我有一些漂亮又受过教育的姐妹，本来有机会嫁给官富二代，但很多被那些长得不错、有名校高学历、刚毕业在知名外企工作、加班到很晚还健身的男生所吸引，觉得人家上进又有潜力。五六年后，她们悔得肠子都青了。

上面几个例子，在最后结局之前，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心灵鸡汤套路，最后的“升华”是精神性的力量终将超越物质的限制：第一个故事是对艰苦奋斗的回报，第二个则是个人修养终将超过家庭出身。但是，在这些“反鸡汤”文本中，精神性的力量被突然出现的物质性力量粗暴地打断了，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戏剧性。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这种以“偶发事件”来填补“伦理与经验”之间的罅隙，正是感觉结构的特征。[37]

概括地说，在价值的排序上，看上去“反鸡汤”是以物质性事物对精神性事物极为粗暴的打击，颠覆了心灵鸡汤乃至一般大众文化中常见的道德主义立场，并以此强化了物质性因素所具有的坚硬的权力感。在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社会中，这当然包含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但是，在一般的大众文化中，物欲和物质上的不平等都会被道德主义的或是审美的因素加以合法化、限制、修正或美化，而在“反鸡汤”中，物质至上的观念和物质的社会区分作用却以一种毫不掩饰的、粗鄙的方式表达出来。恰恰是这种毫不掩饰的、粗鄙的表达构成的戏谑效果让“反鸡汤”的真实意图具有了复杂的反讽性：它们既包含了真实的体验和态度，又以自我嘲笑、自我矮化的方式隐藏了某些可能是游戏者们真正所在意和愿意相信的东西——反讽本就是“隐藏意义的游戏”。简言之，如果将“反鸡汤”解读为一种表面上看起来的那种简单而粗鄙的拜金主义价值观的体现，那可能是因为解读者并非游戏者所属的反讽的“话语共同体”的成员。

五、“反鸡汤”作为一种感觉结构

作为大众阅读的心灵鸡汤的兴起，对应着1990年代开启的急速市场化与世俗化时代。如它名称原初所具有的含义，心灵鸡汤曾经为急剧转型社会中的在各种价值冲突中挣扎的个体提供了情感抚慰。有批评家指出，1990年代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充分展现了“刻奇”美学的特征。从催人泪下的电视剧《渴望》到汪国真的励志通俗诗歌，到出版业贩卖的通俗文学与心灵鸡汤，都遵循着容易明显的美学快感逻辑，“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了满足大众的情感需求，不冒犯任何人事而对生活表示感谢。”[38]尽管如此，但这也说明在当时此种刻奇是不被大众所反思、所拒绝的，它就是那个时代主导的文化特征。而在当下，当心灵鸡汤在网络空间中频频成为年轻的游戏者们“恶搞”的对象时，这也许意味着它们关于现实的情境定义、价值观与情感模式乃至给出的“解决方案”，已无法成功地投合年轻一代对世界的认知与情感逻辑。

这是一种感觉结构意义上的断裂。按该术语的提出者威廉斯的说法，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可以被定义为那些溶解流动的社会经验，体现于各种语义形象(如文学、艺术、语言、建筑等等)之中。它不同于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业等已沉淀的、更为明显可见和直接可用的意义形构，甚至，它还不能被称为“经验结构”，因为它还尚未完全被正规化、被分类、被建构到制度(institutions)和意义秩序之中。[39]当然，它更不能被误解为“时代主旋律”或“时代精神”，这两者是一个时期文化中主导因素的集中体现，而感觉结构则恰恰是新兴因素，是主导文化霸权的对立物。

在威廉斯看来：“每一代人都会在社会性格或一般文化模式方面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并获得相当成功，但新的一代人将会有他们自己的感觉结构……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创造性的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40]但感觉结构的生成也并非仅仅由代际更替使然，分化了的感觉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分化有着复杂的关系。在很多时候，一种新的感觉结构的兴起总是同一个阶级的崛起有关；另一些时候，这种兴起又常常同某一阶级内部出现了矛盾、分裂和突变相关”。[41]

在上述意义上，“反鸡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体现了某种新的感觉结构的文本游戏。显然，它与特定年龄群体的网民有关，也是社会分化的产物。如扎博维茨(Marcella Szablewicz)对“屌丝”话语的研究所揭示，由于社会阶层剧烈分化与阶层间流动性的严重缺乏，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极其艰难，以“屌丝”自嘲反映了社会经济现状让年轻网民幻灭的事实。扎博维茨认为，“屌丝”与华尔街运动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分享着共同的感觉结构，针对的都是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现实。[42]在对“反鸡汤”的意义诠释中，我们同样发现，“屌丝感”正是隐藏在相当一部分文本之后的主体性构成，这也可旁证扎博维茨的观点。但除此之外，“反鸡汤”文本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它们既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也是关于自我主体感的反讽式言说。

首先，“反鸡汤”文本呈现了游戏者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感觉，尽管是碎片式的、戏谑地，但是透过对其整体中的话语意义形构的诠释，如前文所述——“物质性”事物被戏剧性地夸大，“精神性”事物则被刻意贬抑，“绝望”抑制了“希望”，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其中透露出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硬现实”(hard reality)的语义形象。概言之，这一语义形象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含义。第一，它意味着物质性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坚硬感；第二，相应地，它也对应着行动者主体所体验到的向上流动的难度与压力；第三，作为一种反讽中的意义，它指的是文本游戏者们拒绝接受被心灵鸡汤美化的现实，而宁愿选择以一种刻薄的修辞来凸显关于现实的真实体验的“硬核”。在大众文化的刻奇中，真实生活关于绝望、矛盾、冲突、断裂、不和谐、异化、荒谬的诸多“负能量”事物要么不被表现，要么消融在和谐、美满、幸福、生活品位、梦想、成长等等由“正能量”构建的主导叙事话语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戏谑范式”意在颠覆“刻奇范式”。

第二，与对“硬现实”的体验相对应，“反鸡汤”文本中所体现的游戏者们的主体感经常是自我矮化、自我嘲讽与自我贬抑的。对“自我”的打击，一种常见的语义模式是“你没有你自以为的那么好(或‘重要’‘聪明’‘努力’等等)”，这与“励志型”的心灵鸡汤中高亢的情感截然相反，例如：

·普通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心比天高的无知快乐与希望——愧不如人后的奋斗与煎熬——毫无回报的愤懑与失望——坦然的平凡和颓废。你走到哪一步了？

·失恋的时候，许多年轻人以为整个世界都抛弃了自己，别傻了，世界根本就没需要过你。

颇为有趣的是，“反鸡汤”中也常见一种对“多愁善感”(sentimental)的自我形象(感伤的、情感丰富的、文艺的自我形象)的逃避，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情感也是被抑制的。前文已经呈现了对于文艺梦想、对于理想自我的打击，而除此之外，有不少文本是针对“敏感”这一精神气质的嘲讽：

·敏感是怎么回事？同样一件事情，自己比别人更容易把它认为是挫折；脆弱是怎么回事？同样的挫折，产生比别人更多的负面情绪；什么是抑郁？同样的负面情绪，从中恢复比别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什么是弱者？敏感、脆弱、抑郁的人。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细腻敏感，脆弱的年轻人逐渐在社会选择中被淘汰。在被淘汰前，他们在QQ上振臂高呼，人生的幸福并不在于你挣了多少钱。

·你承受的苦难并不比他人多太多，痛苦主要来自敏感和脆弱。

针对敏感的这些“发难”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联系整个文本资料所呈现的价值和意义结构，似乎又能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在“坚硬现实”的严酷压力之下，敏感的心灵是更易于受伤的，同时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也是缺乏功利上的效率的。

对于游戏者来说，这种对现实的“去诗意化”与对自我的无情贬抑究竟是以更为刻薄的表达方式激发自己丢弃幻想、降低希望、抛弃多愁善感的自我，积极地面对“真实而残酷”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反鸡汤”似乎可以转化成新版本的心灵鸡汤，抑或是以自我矮化和自我放弃的方式抗拒来自主导文化对于“成功”“优秀”“强者”的设定和对现实的美化？或许，两种解读所对应的心态微妙地并存在于“反鸡汤”游戏者群体之中：受教育良好的年轻一代既渴望向上流动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同时又因为阶层结构的凝固化而感到幻灭并且丧失了对社会公正的信心。“反鸡汤”拒绝了心灵鸡汤式的刻奇——被修饰的现实形象与高亢的主体感，试图在文本游戏中代之以对现实压迫性的物质力量强调以及一种反讽式地矮化的自我形象，由此抵抗了主导文化对主体与现实的设定，释放了戏仿者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体验与主导意识之间的紧张。在此意义上，“反鸡汤”可以视为一种感觉结构，也是一种对生活之本真性体验的话语争夺形式。

这些试图折射时代变迁的解读显然携带着方法上的一些局限，其中包括，本文在文本的搜集与选择上不可避免地难以涵盖全面，在方法上本文偏向于文化批评的手段。笔者相信，如果能辅之以更为多元的文化研究方法，我们也许会更为深入地理解“反鸡汤”创作这一网络文化现象的内涵。同时，笔者也坚持认为，这些文本在网络空间的某些局部反复出现并且流传增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是进入了至少属于某些人群的公共话语的文本。这些话语或许尚不能说是已经达到反思性意识层面的、“成型的”抵抗话语，它们更可能是基于生活经验与感受的，即实践意识层面上展开的一种潜意识的抗争与站位，但它们却蕴含了主体的觉醒与分离意识。“反鸡汤”作为当下社会场景中丰富、生动、尖锐的网络戏谑文化的一个小小碎片，典型地显现了这种表达实践的某些特征——尽管戏谑文化是如此丰富多样，但它们却有着某些重要的“家族相似性”，比如，其中相当部分的戏谑话语都是主导文化压制之下的解构性表达实践，参与它们的游戏者也有着相似的社会特征，甚至，语言中常见的刻薄与粗鄙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游戏者与主导意识有意拮抗或分离的表达方式。在网络时代，新信息技术具有的可供性(affordances)和资源，使得使用者籍之展开文化实践的创新，将主体的感觉结构物化为文本的创作和传播实践，以及得以流传的数字化的文本。“反鸡汤”文本及其意蕴，正是这个新型文化实践领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