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网络与绩效管理：公共管理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及理论展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合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s）的概念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灾害管理等诸多的公共服务领域，合理的资源分配及高效的政策执行通常建立在公、私领域多个组织间有效协调合作的基础上。在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私营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机构组成各类跨组织的合作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并广泛参与政策执行和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过程中。与此同时，诸多西方国家开始着眼于绩效管理方面的政府行政改革[1]。当前大多数西方国家推行政府部门的绩效管理并量化公共部门的组织绩效（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统一收集管理并公布政府绩效的大量数据。随着合作网络和政府组织绩效数据的日渐丰富，西方公共管理学者在过去20年间极大地推进了关于合作网络和组织绩效的实证研究[2]。现有的文献不仅涉及诸多不同的政策领域和国家背景，并且深入探讨了跨组织间合作网络如何影响组织绩效。

Isett等学者[3]认为合作网络的概念在公共管理领域已被广泛使用，现有文献关于合作网络和行政管理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理论流派：（1）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的形成及其影响；（2）合作网络以及机构合作行为的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3）跨组织社会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的结构特点及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影响；（4）跨组织网络中合作管理的行为（Networking Management）。本文综述和梳理关于跨组织网络结构以及合作管理行为对于组织绩效影响的研究文献。在这类文献中，西方学者融汇社会网络分析和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和方法，专注于分析网络结构和合作行为如何影响绩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理论和计量方法方面的挑战，以及未来研究应关注的方向。本文在结语部分指出，未来关于合作网络及绩效管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合作网络的多元性（Network Diversity），组织间更为复杂的合竞关系（Co-opetition），以及合作网络潜在的负面影响。

二、组织间网络和绩效管理：网络结构及合作管理行为

组织间合作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ve Networks）的概念源自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理论在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中的应用和发展[3]。20世纪80年代初，制度主义学者DiMaggio和Powell[4]详述了组织间相互嵌入的社会关系（Socially Embedded Relationships）如何影响组织形式的演变以及重要的组织决策行为。同一时期，随着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计量方法的发展，组织间网络的概念逐渐引起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关注[5，6]。

公共管理领域对合作网络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系统引入跨组织间合作网络的概念以及重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的发展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1997年，美国公共管理学者Laurence J.O'Toole[7]在美国公共管理研究学会的旗舰期刊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撰文指出，公共管理学者应该在关于政策执行（Policy Implementation）和组织绩效（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的研究中更加关注合作网络的作用。O'Toole[7]在文中指出，合作网络在西方国家的大量涌现是传统政府组织机构在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NPM）中转型的结果。跨组织的合作网络有效弥补了NPM过于强调政府职能市场化（Marketization）、管理的经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以及政策执行效率（Efficiency）的不足之处。合作网络有助于政府机构应对日趋扩大和复杂化的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合作网络成为除了市场（Market）和政府官僚机构（Bureaucracy）之外新的治理模式。O'Toole[7]在文中还指出，过去公共管理领域关于绩效的实证研究多建立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大量的单个案例或案例比较的定性研究表明，合作网络或许对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进一步探讨合作网络如何影响绩效，需要系统的定量实证研究。在此后的20年间，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学者在不同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领域分析了跨组织间合作网络的影响，极大地推进了关于合作网络的理论和实证研究。Berry等[8]指出过去20年间公共管理学者对于合作网络的研究大致可以归为三个理论流派：政策网络和集体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合作网络和合作管理行为。

（一）政策网络和机构合作行为的制度逻辑

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学者对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这一概念的探讨由来已久。早期学者们更多关注不同的官僚机构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府组织如何有效地制定并执行公共政策。此类关于政策网络的研究大多关注政策扩散以及政策执行的结果，而对政策网络结构以及网络成员行为的分析却十分有限。在90年代中期，公共管理学者重新反思了政策网络这一概念。结合治理和政策执行的概念，基于政策制定执行的过程，Klijn[9]提出有必要推进关于政策网络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合作制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Klijn在其对政策网络的理论探讨中引入了合作制度的概念和博弈论的研究范式。在合作制度和博弈论的视角下，政策网络被视为不同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政策网络的稳定性以及有效性则源自这些不同的组织之间如何统一政策目标和协调利益。

在此后的20年间，分析政策网络中合作行为的制度逻辑，组织间合作的困境以探究如何解决组织间集体行动的困境成为关于政策网络研究的最重要命题。在这一领域中，当前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则是由美国学者Richard Feiock[10，11]和John Scholz[12]提出的机构集体行动框架（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Framework，ICA）。机构集体行动的理论框架传承Elinor Ostrom[13]关于自发性合作以及公共选择的制度主义理论传统，并且结合了大量关于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的实证研究。Feiock[11]指出，ICA的理论框架着眼于分析在日趋碎片化的政府体系中，有效集体行动的困境。在机构集体行动的理论框架中，Feiock[11]引入了外部性（Externality）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等经济学概念，并且指出机构间合作的困境主要源自于政策网络中政策制定和执行权力的分散化。上下层级政府组织之间的分权可能导致纵向机构集体行动困境（Vertical ICA Dilemmas）。政策网络的扩大会增加组织间协调合作行为的交易成本，与此同时，某个政府组织的决策有可能会对政策网络中其他组织产生负面的外部效应，从而导致横向的（Horizontal ICA Dilemmas）机构集体行动困境。此外，政策网络中的组织大多承担不同的公共服务职能，这些职能的差异也可能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Func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s）。

ICA的理论框架强调对政策网络中合作行为的分析，而其对不同合作网络的探讨则立足于界定和考量跨组织间的不同关系。Feiock[11]指出，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机构需要应对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关系，这些组织间自发的互动关系会影响到政府机构参与政策执行的成本。自主的政策网络（Self-organizing Policy Network）基于不同相关机构之间双边的或多边的合约和协议，这些合作关系和合约协议的制度设计会直接影响政府机构对于政策执行的参与度和有效性。在对于合作关系以及政策网络结构的具体分析中，ICA的理论框架着重关注两个维度：合作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合作关系如何产生。首先，基于合作关系的复杂程度，ICA的理论框架将机构集体行动细分为三类：（1）关于单一政策问题的双边合作；（2）多边合作；（3）复杂的跨层次合作行为。其次，根据组织间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的合作互动关系，ICA的理论框架又将政策网络中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分为三类：（1）嵌入性的关系（Embeddedness），此类合作关系多为自发的；（2）合约关系（Contracts），政策网络中的不同机构组织通过合约的形式来促进合作和集体行动；（3）授权关系（Delegated Authority），在此类情境中，地方政府或更高一级的政府机构通常通过统一计划和集权的模式来统一协调政策网络中不同组织的集体行动。根据这两个维度，ICA的理论框架将政策网络的绩效界定为政策执行的效果以及组织间是否可以有效地协调集体行动。

通过引入社会网络理论对于强、弱关系（Strong-tie and Week-tie Relationships）的界定，ICA的理论框架提出政策网络能否促进合作和实现有效的政策执行取决于政策网络的交易成本以及合作的难度。对于参与合作的组织来说，面向单一政策议题的简单的双边合作政策网络交易成本低，而复杂的多层政策网络交易成本则高。过高的交易成本会影响政策网络的绩效。同理，根据政策网络的不同结构，网络内地方组织间的关系，以及地方组织与政府机构间的互动，不同的政策网络也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合作风险（Collaboration Risk）。在政策网络中，各组织的不同政策偏好，某个组织的行为对其他网络成员的负外部性，以及政府组织是否直接参与协调政策执行均能影响合作风险。

作为解释机构间合作行为的理论，ICA的理论框架十分简约且有很强的解释力。在过去的20年间，西方的公共管理学者在许多政策领域的实证研究中引用ICA的理论框架。Feiock[11]指出ICA关注的合作的交易成本问题以及复杂的政策网络中蕴含的合作风险问题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此类问题在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城市规划、危机灾害管理等领域尤为突出。因此，关于这些政策领域集体行动困境的研究尤其是对合作行为交易成本的实证研究尤为丰富。

（二）合作网络的结构及其对绩效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公共管理学界关于合作的另一主要流派致力于研究合作网络的结构及其对组织乃至整个网络层面的绩效的影响。这一类研究着眼于衡量公共服务递送网络（Service Delivery Networks）的结构特点以及探讨不同的网络结构产生的影响。在这一类研究中，西方学者将社会网络理论和分析方法与绩效研究结合起来，着重分析何种网络结构的特点更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以及促进组织提高绩效。在运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研究公共服务绩效的文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近期研究有Agranoff和McGuire关于美国地方经济发展和其他政策领域跨组织间网络管理（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Management）的研究[14-17]以及Provan和Milward等人一系列关于欧美地方公共服务网络，尤其是公共健康服务网络的研究[18-22]。尽管这些学者关于合作网络和绩效的研究涉及不同的政策领域，但他们都更为深入地发展了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对于跨组织间网络的定义，并结合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实际问题，提出了适合公共管理领域的跨组织网络理论。具体而言，这些关于跨组织合作网络的研究挑战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对于组织内部等级权威（Hierarchical Authority）的强调，并且提出了新时代的公共管理研究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就是寻找有效管理合作网络的途径[23]。

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对于跨组织间合作网络的研究首先强调区分不同的网络功能和种类（Network Types）。Agranoff和McGuire的研究同时涉及了对网络特性、网络结构以及网络管理行为的分析，他们对于美国地方经济发展网络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有必要对网络的功能总类进行梳理分析。Agranoff和McGuire[15]以及McGuire[24]指出，跨政府、跨组织间的合作网络纷繁复杂，但根据这些网络的主要功能，可以将其划分为四类：信息网络（Information Networks）、发展网络（Development Networks）、外联网络（Outreach Networks）以及执行网络（Action Networks）。信息网络在合作管理的过程中提供整个网络内与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信息共享；发展网络侧重于为网络成员提供关于执行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培训；外联网络促进网络组织成员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执行网络则负责具体执行政策决定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根据这些不同的网络功能，公共管理者首先要考量的就是这些网络中合作关系的不同结构（Collaborative Structures）。由于Agranoff和McGuire的研究承袭了关于政策网络研究的理论传统，所以他们对于网络结构的界定比较侧重于纵向的不同层级政府组织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横向的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中不同组织的合作行为以及组织领导这些合作行为的决策都将受到网络功能和网络结构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视角，管理合作的行为也必须考量在不同的网络结构中如何促进网络成员之间的有效合作。Agranoff和McGuire还指出，由于跨组织网络包含多个成员组织，涉及多元的组织目标，具体的网络结构选择将取决于网络成员之间协调目标和共享信息对资源的需求。

  Agranoff和McGuire的研究同时表明了有必要深入比较分析网络结构的不同特点。在Agranoff和McGuire的研究中，网络结构的衡量主要基于对合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s）和传统的层级结构（Hierarchy Structure）的探讨。在同一时期，美国学者Provan和Milward[19]则更为系统地引入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概念，提出了关于跨组织网络绩效的系统理论。Provan和Milward[19]系统阐述了何种网络结构更有利于促进网络绩效以及成员组织的绩效。在其对网络结构的研究中，Provan和Milward提出可以从整体网络的层面（Whole Network Level）和网络中组织的层面来分析合作网络的结构。在他们早期的研究中，Provan和Milward具体考察了以下两种关于网络结构的概念：网络中心度（Network Centralization/Centrality）和网络密度（Network Density）。他们用网络中心度来衡量网络中合作互动的关系是否集中在一个或者少数的组织上。网络密度的概念则被用来衡量合作互动行为的频繁程度。Provan和Milward[19]在1995年首次系统论述了网络结构（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密度）如何影响绩效的理论框架，并且通过对亚利桑那州等地四个社区精神健康网络（Community Mental Health Networks）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仅靠公共服务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不能有效提高服务网络的绩效。只有当网络中心度高，合作互动的关系集中在少数重要的组织上并且资源充沛的时候，合作网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益才会提高。Provan和Milward[25]后来在美国行政管理学会的旗舰期刊《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上撰文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公共管理领域关于合作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扩展了早期对于网络结构的定义，发展了更为全面的衡量网络结构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他们也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在实证研究中测量和分析网络绩效。

Provan和Milward[26]指出，网络绩效应该从三方面来考量：社区层面的绩效、网络层面的总体绩效和参与合作网络的组织绩效。第一，从社区的层面来说，公共服务网络是服务于特定社区的，政策制定者、普通公众以及某一服务领域的利益集团都会对公共服务网络的资源和政治支持产生影响。这些社区层面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也可以作为衡量网络绩效的标准。例如，学者们可以考察合作网络在为社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经济和人力成本的高低。这一指标可以用来衡量网络的效率。社区和公众对于服务网络的总体评价和信任度也是考量网络绩效的重要指标。公共服务网络的绩效也可以通过社区福祉（Community Well-being）来考察。第二，网络绩效可以从网络的总体层面来衡量考察。在公共服务合作网络的参与主体中，既有网络的主要出资者和管理者，也有管理合作网络的管理组织。从网络整体的层面，网络绩效可以通过网络规模的大小、合作网络提供服务的总数量和总类、网络维护的成本、网络成员对于网络目标的认同度，以及是否存在专门管理维护网络内合作关系的专职机构等面向来考量。第三，网络的绩效也可以通过网络中组织的绩效来考量。在组织层面，绩效考核可以着眼于公共服务组织的合法性、公共服务的成本、公共服务的结果、组织层面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参与网络的组织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和目标的冲突。

由于合作网络的绩效可以体现在多个层面，不同的网络结构如何影响这些不同的绩效指标也需要更详尽的理论阐述。因此，公共管理学者对于合作网络结构的分析也可以细分为两个层面：（1）网络层面中心度、网络密度的分析；（2）组织层面的互动关系（Ties）、成员组织在网络中的位置（Positions），以及成员组织之间具体的联系（Links）。Provan和Kenis[26]撰文指出，整合关于网络总体层面以及成员组织层面的结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发掘何种合作网络的结构才更有利于提高组织和网络层面的绩效。公共服务的网络需要解决复杂的社区需求，而诸如教育、健康、环保等公共服务的领域又对技术和专业知识有较高的需求。合作网络中的组织往往需要互相协调目标和行动，而不是单一的追求本组织的绩效。因此，公共管理学者既应该研究组织之间双边的合作互动关系（Dyadic Links and Relationships），同时也应该分析合作网络的管理。具体而言，合作网络可以由参与网络的核心组织（Lead Organization）来领导管理，可以由第三方来行使管理（Third-party Externally Managed），可以由网络组织成员共同管理（Participant-governed Networks），也可以由专职的网络管理机构（Network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NAO）来管理。这些不同的网络管理机制对网络绩效，尤其是网络层面的绩效会有不同的影响。比如，由网络成员共同管理的网络中心度相对较低，但是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往往较高。此类结构只适合规模偏小，成员组织数目不多的网络。由核心组织领导管理的合作网络大多规模适中，但是网络集中度通常较高。在这样的网络结构中，参与网络的成员组织并不一定需要高度统一政策目标。

（三）合作网络和合作管理：管理行为分析

近20年间公共管理领域关于合作网络研究的第三项主要发展体现在学者们对于网络管理（Network Management）的探讨。同期关于政策网络以及跨组织间合作网络结构的研究都立足于将合作网络作为不同于政府官僚机构和市场机制的治理工具。学者们对于网络合作管理的探讨则将网络和合作的概念视为一种新的管理行为模式（Management Behavior）。

关于合作网络中如何管理合作行为的问题，Agranoff和McGuire[15]在其对全美两百多个城市地方经济发展网络的系统研究中就有详细的论述。他们在关于合作网络结构和网络功能的分析中深入地指出，合作网络能否有效达到政策执行的目标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除了合理设计网络结构之外，如何有效管理合作网络也尤为重要。公共管理者应该针对不同的网络功能来有效确定网络管理的战略。Agranoff和McGuire对于网络管理的论述主要侧重于整个网络层面的考量。基于组织层面管理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则由美国学者Meier和O'Toole[27，28]首次作出系统的阐述。

O'Toole和Meier在1999年发表于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的论文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公共管理如何影响组织绩效的O'Toole-Meier公共管理模型[27]。在这篇论文中，O'Toole和Meier提出了关于公共管理行为如何影响组织绩效的具体理论公式。O'Toole和Meier[27]将绩效定义为组织层面的概念，并且提出现代社会鲜少有公共部门的组织可以闭门进行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相反，公共组织大多是开放型的组织，在管理绩效的过程中需要和政策制定者、公众以及其他的相关组织不停互动。因此，最能影响组织绩效的管理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致力于维护组织稳定结构和稳定性的管理行为，此类管理行为多涉及关于组织内部程序、人力和其他资源分配的内部管理；（2）面向外部环境探求新机会、新资源的管理行为；（3）保护组织免受外部环境负面影响的管理行为。在这一绩效管理的理论模型中，管理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义为面向外部环境的管理战略。O'Toole和Meier进一步指出，组织管理外部环境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合作网络对外部环境进行管理（Network Management）。O'Toole和Meier提出的网络管理概念与Agranoff和McGuire提出的合作管理（Collaborative Management）的概念颇为相似。

Meier和O'Toole随后在同一期刊进一步论述了网络管理行为的具体体现以及学者们如何在关于组织绩效的实证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Meier和O'Toole[28]提出，公共组织的管理者可以通过组织间的合作网络来增加政策执行者与公共服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这种维护合作关系的管理行为将有助于公共组织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争取有利的资源分配，以及更好地应对突发状况。这些因素都将有利于提高组织绩效。

Meier和O'Toole[28-29]将管理行为的概念和对跨组织间合作网络的概念结合起来，分析公共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如何分配时间投入到网络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中。Meier和O'Toole认为公共组织的管理者需要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各种不同的管理任务，通过分析管理者是否给予网络管理更多的时间，研究者可以量化比较不同组织对于网络管理的重视程度。Meier和O'Toole还在其理论模型中提出，另一个衡量网络管理行为的重要维度是看公共组织的管理者和合作网络中不同网络节点（Networking Nodes）间联系和互动的频繁程度。Meier和O’Toole沿袭了社会网络分析领域以自我为中心的分析方法（Ego-centered Analysis），着眼于合作网络中双边的互动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s），尤其是双边互动关系的密度。由于他们侧重于对身处于合作网络中的公共组织管理者管理行为的研究，因而他们的理论模型并未深入探讨整个网络层面的网络结构特点。

Meier和O'Toole在其后的十年间收集了大量的关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公立学区的数据，用以反复验证网络管理行为如何影响学区绩效[29]。在最近的十年时间内，他们及其他的学者又将对这一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扩展到诸如养老服务[30]、地方政府管理[31]、医疗服务[32]、非营利性组织管理[33]等其他领域。此类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对网络管理行为的研究，也被丹麦、荷兰等国的学者运用到关于公共教育绩效的实证研究中[34-36]。通过这些实证研究的反复论证，公共管理学者们发现合作网络中网络管理行为的频繁程度以及合作行为的密度通常可以提高组织绩效和增加政策执行的力度。与此同时，近期的实证研究也表明，O'Toole-Meier组织绩效模型最初将网络管理行为定义为单一面向的行为模式，而并未深入探讨网络管理行为可能存在的不同维度。这样的理论定义或许因为过于简单而不能全面体现网络管理的不同目标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Meier和O'Toole在最近与荷兰学者Akkerman和Torenvlied合作的论文中修订了他们最初对网络管理这一概念的单一界定，并且提出了网络管理行为是多维度管理行为这一新的理论阐述[37]。基于对美国公共教育学区主管网络管理行为的分析，他们得出结论，公共组织管理者的外向的网络管理行为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维度：为了获取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的网络互动行为；在政策执行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专门针对相关政府部门的互动联系行为（Bureaucratic Coping）；联产行为（Co-production）。不同维度的网络管理行为会涉及不同的网络节点以及不同的互动行为。比如，为了争取政治支持的网络互动行为多发生在公共组织管理者与其所在的社区、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公众之间。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互动则会涉及联邦政府、州政府乃至地方政府的不同机构组织。由于大多数公共服务涉及与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合作联产，面向联产的网络互动行为则主要针对公共服务具体的服务对象。例如在公共教育领域，网络互动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学区主管和学生家长之间的联系互动程度。在公共健康领域，针对联产的网络管理行为则通过医院的管理层和病人及病人家属之间的联系互动来体现。对于网络管理行为的具体细分将有利于更精确地量化不同的网络互动联系行为，促进未来实证研究的发展。

三、合作网络如何影响绩效？

在过去的20年间，欧美学者在合作网络和绩效管理的研究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在这一类丰富的学术文献中，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网络整体层面的结构、网络中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针对合作网络的管理行为，以及这些网络因素如何影响绩效。这一领域的量化实证研究方法也取得明显发展。从早期的比较案例分析到最近的大数据量化分析，这些研究方法不仅被运用到丰富多样的公共服务领域，也被欧美国家的学者运用到不同的国家情境（Country Context）中。可以说，关于合作网络和绩效的研究已成为近20年来欧美公共管理学界核心的、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这些丰富的实证研究文献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证据，共同表明了跨组织间合作网络对绩效的深远影响。就现有的欧美研究文献来说，学者们发现合作网络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绩效。具体而言，合作网络可以促进网络中的组织整合和资源分享，有利于组织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促进信息的互通和知识及创新的扩散，促进公共组织和社区的互动从而增加公信力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学者们还发现合作网络有利于促进跨公私部门的合作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政府成本。相对于孤立的组织来说，身处合作网络之中的组织能更有效地借助网络资源应对来自于市场、政治大环境、乃至于自然灾害带来的突发情况。通过这些不同的渠道，合作网络均能影响组织绩效。另外，最新的一些关于网络管理行为的实证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在何种情境下（Contexts）网络管理行为更能有效地促进组织绩效。

（一）合作网络的资源效应

关于合作网络和组织绩效的实证研究涉及不同的政策和公共服务领域，现有文献中最为一致的实证结果就是合作网络对于参与网络中的组织而言会带来显著的资源效应。在教育、公共健康、危机灾害管理、地方水资源管理、地方政府财政等诸多的领域，学者们发现积极参与合作网络的组织比孤立的组织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关于合作网络资源效应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分析合作网络如何帮助组织更成功地获得政府拨款或者其他财政资源。

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Berardo[38]对美国佛罗里达州五个地方水资源管理区执行的92项合作项目进行比较分析。针对每一个合作项目，Berardo计算了合作网络的参与组织数目、组织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以及合作网络中每一个合作项目的参与组织间的重复度。Berardo的研究表明，当合作组织数目增加而参与合作组织的重复度小的时候，这样的合作网络会为合作项目赢得更多的拨款。这一研究表明，随着合作网络的扩大，如果合作网络可以有效减少成员组织之间的重复性而联合互补的组织，参与合作网络的组织可以共同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Berardo的分析结合了ICA的理论框架对于地方自发性合作组织的理论界定以及网络结构分析的方法，他的研究不仅表明了合作网络能为参与网络的组织成员带来更多的财政资源，而且为组织优化网络结构设计、优化合作伙伴的选择提供了极具实际意义的参考意见。

 ICA的理论框架提出的合作网络有利于整合互通资源，帮助成员组织获得更充沛资源的这一理论观点也在其他的政策领域得到了不同的印证。在其对萨尔瓦多135个市政府的财政管理研究中，Avellaneda[31]发现，市长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参与合作网络的城市，比起其他的城市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国家财政拨款（National Grants）。Avellaneda在论文中指出，作为城市的最高执行官，市长在与各种合作网络建立网络联系的过程中可以积累人脉，并且为本市的地方财政争取资源。Avellaneda在文中具体分析了地方城市市长建立和维护网络关系的五种不同行为：拜访首都城市的频繁程度、与中央政府官员的联系紧密程度、与财政拨款相关的上一级政府机构的联系紧密程度、市长是否是地方政府协会的成员，以及市长是否和总统同属于左翼政党。Avellaneda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市长的政治关系网络。她的实证研究发现与中央政府官员的紧密联系有助于地方官员为本市争取到更多的国家财政拨款。

Johansen和ILeRoux[33]调研分析了美国16个州内314个非营利性组织。她们侧重分析O'Toole-Meier绩效模型定义的组织管理人员拓展和维护网络关系的管理行为。她们的研究表明非营利性组织管理网络关系的行为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维护和管理政治关系网络的管理行为，以及维护社会关系网络的管理行为。这两类不同的网络管理行为会为非营利性组织带来不同的收益。最为显著的影响体现在非营利性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会为组织带来更多的经费。根据Johansen和ILeRoux[33]的解释，对单个的非营利性组织来说，它的社会关系网络大多面向同一地区其他的非营利性社区组织、本地的商业团体以及教会组织。这些社会关系可以为非营利性组织提供有效的募款渠道。因此，非营利性组织的经理人可以通过有效维护这些社会网络关系提高本组织的募款能力。

合作网络的资源效应不仅体现在财政资源上，而且还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源上。Agranoff[39]在其对14个跨政府组织间合作网络的分析中指出，合作网络影响绩效的关键就在于网络可以联合单个组织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通过网络，参与合作的组织不仅能共享财政资源，更可以互补各自所需的人力资源。因此，合作网络可扩展单个组织的人力资本总类以及总量。Moynihan和Pandey[40]在其对公共和非营利性组织人力资源稳定性的研究中发现，跨组织间社会网络的存在有助于为公务员和非营利性组织员工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从而减轻他们的离职倾向。

（二）合作网络、信息技术共享和知识的传播

除了有效整合和增加资源外，合作网络对于组织绩效的另一重要影响体现在其对信息、技术、专业知识在组织间共享传播的显著影响[41]。公共管理领域关于合作网络如何促进信息共享、知识传播和服务创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公共健康服务、教育、灾害预防管理等领域。这些公共服务领域需要专业的人才以及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合作网络，特别是跨组织间频繁而紧密的联系，为信息共享和组织间相互学习先进技术提供了可行的渠道。

在公共健康领域，学者们发现跨组织间的合作网络有助于专业知识的传播和医疗信息的共享。Provan等学者[42]分析了北美戒烟服务网络（North American Quitline Consortium，NAQC）的网络结构特点，并分析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相关的专业医疗知识怎样在网络内传播。他们的研究表明，合作网络的成员组织与专业科研人员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更有助于新的医疗知识在网络中的传播。此外，专门负责管理整个网络的网络管理机构（NAO）对于传播新知识的集中管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Huang[22]在其关于美国地方精神健康网络的深入分析中得出与Provan等学者类似的结论。网络中合作组织之间紧密的联系有助于增进关于健康服务创新知识的迅速传播。然而，Huang的分析也表明，提供相同的健康服务的网络组织如果同时和第三方管理组织（NAO）联系过多，这样反而不利于新知识在网络组织间互相传播。由于类似的网络组织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资源竞争关系，因此当它们与NAO之间的联系直接关系到网络内部资源分配问题的时候，新知识的共享传播反而会减少。近期其他一些在公共健康领域关于合作网络与信息共享的研究也印证了Huang对于网络组织之间潜在的资源竞争关系的论点。例如，Bunger等学者[43]以美国某城市的一个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网络为对象，分析了该网络中22个非营利性组织的合作行为，并发现合作网络有力地促进了这些非营利性组织之间共享员工专业知识（Staff Expertise），但是却对这些组织之间合作治疗病人影响不大。Bunger等学者认为，共享病人信息甚至是互相推荐病人会直接影响到网络中成员组织的资源分配。因此，与共享知识相比，这些非营利性组织之间共享病人信息的行为反而没有特别频繁。Greenhalgh等人[44]通过对公共健康服务这一领域的文献综述发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健康服务网络不仅有利于新的医疗知识、医疗服务模式的扩散和传播，而且可以增进医疗服务创新的持久性。跨组织间合作网络往往将服务创新和新知识转化为新的社会规范。

合作网络的信息传播效应不仅体现在公共健康服务领域，而且还体现在教育、灾害管理等对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需求高的公共服务领域。Minstrom和Vergari[6]较早研究了政策网络和教育政策扩散。他们对美国州一级教育改革的研究发现，跨州的政策网络在教育改革扩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有关新教育政策的信息和新的教育方案会在政策网络内部得到更多的讨论。Minstrom和Vergari在其对教育改革的研究着重分析了政策活动家（Policy Entrepreneurs）的影响。他们指出，政策活动家也可以通过政策网络宣传与新政策相关的信息和改革理念。他们的统计分析表明，当某个州内政策活动家频繁使用外部政治网络关系以及频繁与地方相关教育机构、学校以及家长团体联系的时候，关于教育改革的新信息得以更有效地快速传播。因此，该州的州议会也更加可能通过新的教育政策改革。

与早期关于政策扩散的研究不同，在过去十年间公共管理学者对于教育领域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跨组织合作网络的结构以及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知识和信息在网络成员之间的传播。这一类研究多引用“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这一理论概念，并且指出跨组织间合作网络为创新和知识传播提供有效的渠道，因为合作网络有助于成员组织整合互补的资源，尤其是技术资源和专业知识[45]。例如，Lieberman[46]发现，针对推进教育改革而成立的跨组织间合作网络可以有效地成为培训教师、推广新教育技术和教育模式的重要平台。Moolenaar等[47]对荷兰51所小学的校长和教师的调研研究则表明，学校之间的合作社会网络不仅能增强校园内鼓励的创新氛围，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校长们提供管理校区的新经验和新知识。跨校区网络的影响对于身处合作网络中心地位的校长们尤为突出。

在灾害管理领域，学者们则更多地关注跨组织网络如何影响信息的快速传播、有效沟通以及网络成员组织间如何协调应对灾害和危机。这一领域的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灾害的出现和实际影响大多难以准确估算；对于灾害的迅速应对通常极具挑战性[48，49]。因此，合作网络的信息效应在这一公共服务领域具有尤为突出的现实意义。Kapucu和Garayev[50]通过对美国佛罗里达州四大城区的危机灾害管理网络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灾害危机管理网络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与网络成员组织之间的互动、网络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网络内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程度相辅相成。有效的灾害管理网络可以促进信息的流通和共享，特别是有利于灾后重建的信息流通。Nowell等学者[51]在他们最新的关于灾害管理网络的研究中指出，跨组织间网络对于个体组织而言的优势就在于合作网络可以帮助网络中的组织和个人迅速应对灾害情况，并且通过合作网络统一管理和分享与灾害管理相关的信息。网络在统筹灾害信息上的作用对于有效的灾害管理特别重要。

（三）合作网络促进组织绩效

公共管理学者在过去20年间对于合作网络的大量实证研究还表明，合作网络以及网络管理行为不仅能带来资源和信息效应，而且能促进组织绩效。学者们对于绩效的定义和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公共服务组织的绩效（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学者们对于合作网络如何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有效性的实证研究承袭了关于政策网络和机构集体行为研究的理论传统。随着调研数据和政府档案数据的日渐丰富，这一类的研究在最近十年进一步深入讨论了地方政府组织乃至于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私营组织如何通过跨组织间的合作网络成为各种公共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基于跨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学者们发现与孤立的组织相比，积极参与合作网络中的组织往往能更快地适应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并更为积极地执行新政策。Lubell和Fulton[52]在他们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农业水资源管理的研究中发现，当地政策网络对于推动当地农户遵守执行新的环保规范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Percival[53]在同一时期发表了关于政策网络如何影响美国加州推进执行毒品政策改革的论文。Percival得出与Lubell和Fulton的论文极为相似的结论：跨组织的合作政策网络极大地推进了加州58个郡县对于2000年通过的《药品滥用和预防犯罪条例》（Substance Abuse and Crime Prevention Act of 2000，SACPA）的政策执行。

Zhu[32]在全美范围内以问卷形式调查了医院对于奥巴马医改的政策偏好以及政策执行力度。她发现，医院之间通过建立相互合作的关系来扩大医疗服务的种类。身处合作网络之中的医院往往可以更加有效地为执行新的医改法案做准备。Zhu还指出，与其他医院合作提供医疗服务越多的医院，越能更好地执行新的联邦医改法案对于医院增加社区服务的要求。广泛参与合作医疗服务的医院也更容易满足当地社区的需求和推进医疗服务的创新改革。通过与其他医院合作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医院可以节省人力资源和技术成本，从而优化整合资源以应对医改政策带来的变化。与此同时，跨组织间的合作网络可以为医院如何应对新政策下的外部政治环境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从而促使它们更有力地执行新的医改政策。合作网络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近来在多个政策领域被学者印证。例如，Ingold和Leifeld[54]分析了德国和瑞士五个不同的政策网络。这些网络涉及气候变化、通信技术、防洪以及有毒化学物质管理等不同的政策领域。Ingold和Leifeld的研究表明，处于这些政策网络中的组织是否有效地执行相关的政策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组织声誉（Reputation）以及组织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他们发现，合作网络可以加快组织声誉的传播，也会显著影响合作组织之间相互的声誉认同，因此合作网络会对参与网络中的组织的政策执行和绩效改进起到“督促”的作用。

公共管理学者还立足于公共服务的具体对象来定义和衡量组织的绩效。比如，在医疗领域，他们会通过考量与病人相关的医疗绩效指标来研究医院的绩效。在医疗领域，学者们也基于整个医疗网络服务的人群用人口健康指标来衡量医疗网络的绩效。在教育领域，学者们从校区或者学区的角度，用学生的教育指标来衡量组织绩效。尽管涉及不同公共服务领域和不同的组织机构，这些实证研究反复论证了网络合作以及网络管理对于绩效的正面影响。

首先，O'Toole和Meier[27]提出了网络管理行为的理论框架，并且以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千多个公共学区为基础，发表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28，29，55，56]。Meier和O'Toole对于德州公共学区的长期追踪研究表明，当学区主管有效地管理合作网络，投入更多精力来管理学区的外部环境的时候，该学区内学生的旷课率会降低，学生的平均考试通过率会显著提高。Meier和O'Toole早期的这些关于学区主管的网络管理行为和学区内学生教育成果的研究在最近的文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Hicklin等[57]修正了Meier和O’Toole在2001—2004年间的研究发现，提出了网络管理行为和学区的绩效（学生的学习成绩）之间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频繁的网络管理行为能否提高学区的绩效还取决于学区主管的管理水平（Managerial Quality）以及学区内人力资源的结构。他们的研究表明，只有在学区主管的管理水平高，以及学区内师资结构合理的情况下，学区主管的频繁外联行为才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在同一时期，Meier和O'Toole还将他们的实证研究拓展到其他国家。他们和丹麦学者合作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类似的网络管理行为在美国和丹麦是否都可以提高学区绩效[58]。他们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和丹麦同期设计同样的问卷调研学校校长的网络管理行为，并比较分析校长对外建立社会和政治关系网络的行为是否有助于提高学校的绩效。他们的这一比较研究部分印证了早期基于德州学区的研究结论——在德州的公立学校中，校长越能成功地管理跨组织合作网络，该学校的学生考试通过率越高。然而在丹麦的公立学校中，校长对外建立合作网络的行为却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影响。Meier等人[58]通过这一比较研究总结道，合作管理行为的外部情境（External Contexts）尤为重要，但是却被过往的绩效管理研究所忽略。校长的网络管理行为可以在美国产生正面的绩效影响，而在丹麦却影响甚微，主要是因为美国公立学校的校长自主管理学校的权力远大于丹麦的中小学校长。由此可见，管理者是否具有自主权力（Discretion）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关注。

在高等教育领域，公共管理学者则同时分析了合作网络层面的结构特点以及组织领导人网络管理行为对于绩效的影响。荷兰学者Akkerman、Torenvlied和Schalk[35]通过对荷兰五处高等教育网络的研究发现，紧密的跨高校合作网络，以及网络内部各个高校有效管理合作网络的管理行为，均能影响在校大学生对高等教育服务的满意度。在同一时期的另一项针对荷兰高等教育的研究中，Akkerman和Torenvlied[34]发现，当高校的管理者更加立志于扩大本校合作网络的时候，该校大学生的新生退学率会显著降低，而毕业率会相应增加。van den Bekerom等[36]在最新的研究中分析了荷兰547所小学的管理模式和学校绩效。这项研究表明，小学校长对外建立合作联系的管理行为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但是网络合作管理带来的正面绩效效应将随着校长投入学校内部管理时间的增多而递减。

早期在教育领域关于网络合作管理如何影响绩效的研究大多注重测量分析网络管理行为的频繁程度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单一线性关系。以上这些近期的研究丰富了关于网络管理行为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提高绩效的论证。这些研究共同表明，组织管理者面临分配管理时间的选择，过于重视内部管理将减少对外网络管理的效益。同时，组织的管理者必须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力，否则网络管理行为将不会发挥出显著的绩效效益。

近来，公共管理学者还从合作网络的结构特点出发研究跨组织间网络如何影响绩效。例如在公共健康和环保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中，研究者将对网络结构的量化测量和网络整体的绩效联系起来。在公共健康领域，Glen等[59]对美国360个人口超过十万人的城市地区在1998—2014年间进行了追踪调查研究。他们在16年间计量这些城市地区20项促进公共健康的公共服务的执行情况。这些公共健康服务包括了地方医疗机构对社区健康情况的定期评估，收集分析并公布社区人群健康数据，制定推广社区健康服务计划以及管理维护地方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网络等。Glen等人发现，大多数城市都利用跨组织医疗合作网络来推广和执行这些公共健康服务。医疗健康网络的密集程度与城市提供公共健康服务的总数成正比。不仅如此，医疗健康网络密集程度高的地区，可预防性人口死亡率也较低。Yi[60]则运用网页链接（Hyperlinks）数据对于美国48个州的自主性清洁能源合作网络进行比较分析。他发现合作网络的中心度以及网络组织互动关系的密集程度与州内清洁能源以及环保工作的数量均呈显著的正相关。这项研究表明，尽管自主性网络没有特定的网络管理者，增强对网络合作的集中统筹也可以提高网络绩效。这些在健康和环保领域的最新实证研究也印证了Provan和Milward[19]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于网络结构重要性的论证。

四、结语：未来研究的新方向及挑战

在过去的20年间，欧美公共管理学者对于跨组织间合作网络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从理论的视角出发，学者们提出了整个网络层面的结构分析方法，同期也系统论述了如何研究网络跨组织关系和组织集体行动的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方面，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和数据的日渐丰富，学者们在医疗健康、教育、环保、灾害管理、地方政府财政、非营利性组织管理等诸多政策和公共服务领域验证了跨组织合作网络的影响，尤其是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合作网络及网络管理如何影响绩效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领域核心的研究主题之一。近20年间，公共管理学者也反复对这一重要的文献进行总结归纳，并深入探讨未来新的研究方向[8，2，3，61-65]。简而言之，未来关于合作网络和绩效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好地量化合作网络结构及合作行为人手，并以此为基础追踪分析网络结构以及网络管理行为的变化。Berry等[8]在十多年前就指出，收集合作网络的数据特别是合作网络如何长期演变的数据并非易事。学者们大多借助于调研问卷来询问参与合作网络的组织成员，由此来获取组织间合作和相互联系紧密程度的信息。在调研问卷的设计上，学者们往往采用固定名册（Name Roster）的方法询问受访组织和某些固定列举的合作组织之间联系的频繁程度；或者是让受访者自主回忆汇报（Free-Recall）合作组织的名称和相互联系的频繁以及紧密程度。Henry等[66]指出，这样的数据收集方法往往无法获取关于合作网络以及合作行为的精确信息。除此之外，公共管理学者关注的合作网络以及合作行为大多涉及复杂的组织目标和多重行为，这些都给精确计量合作行为的程度以及合作网络的结构带来挑战[67]。由于数据的局限性，目前绝大多数关于合作网络的研究都采用横截面设计（Cross-Section Design），而非使用时间序列设计（Time-Series Design）来研究网络结构和合作行为的变化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对网络结构和合作管理行为变化测量的缺乏将限制学者关于合作网络如何影响绩效作出更准确的因果推论[3]。Meier和O'Toole[68]也指出，只有对合作网络和网络管理行为进行长时间的追踪，学者们才可以更精确地量化这些理论概念。此外，历时的数据更有利于学者评估实证数据的可靠性。

在推进数据收集和精确量化网络结构这一方面，欧美公共管理的新研究近来也取得了一些突破。例如，在收集网络数据方面，Yi和Scholz[69]就提出可以利用大多数公共服务组织现在都有互联网页的情况，收集互联网页链接的信息以此来计量组织间的网络联系。针对传统的问卷调查，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计量方法以减少问卷数据中的测量误差。例如，Henry等[66]提出可以将固定名册和受访者自主回答的两种传统方法结合起来，以提高网络数据的准确度。Zhu等学者用美国医院高层管理者的调研数据展示，贝叶斯的计量模型可以帮助减少调研数据中的测量误差[67]。在追踪网络结构变化的问题上，医疗领域的最新研究也略有突破。例如，Milward等[70]比较分析了美国亚利桑那州两个地方精神健康网络的结构在短期内的变化。Glen等[59]运用2008—2016年间的数据追踪了地方健康服务网络在14年间的变化。这是少数的在公共健康领域研究合作网络长期变化的研究。

第二，未来研究应该更准确地界定绩效的概念并提高绩效数据的质量。现有的研究文献十分关注合作网络以及网络管理行为如何影响绩效。然而，目前公共管理学界对于绩效的界定和量化分析却没有统一的理论和研究规范。实证研究关于网络和组织绩效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政策和社会服务领域。总体而言，学者们多用两类数据来衡量绩效：主观的绩效数据（Perceptual Performance Measures）和客观的档案绩效数据（Archival Performance Measures）[71]。前者主要基于网络组织的管理者、公共服务组织的管理人以及公共服务接受者对于网络和组织绩效的主观评判，或者是网络组织对彼此之间信任程度的主观见解。后者主要涉及更为客观的组织绩效数据，例如环境质量指标、医院对病人提供的医疗服务总量、社区人群健康指标、学生的考试成绩、毕业率等。近来公共管理学者们发现，主观绩效数据特别是组织管理者对于公共服务质量的评判、网络组织之间对于相互信任度以及其他成员组织声誉的主观见解是研究组织绩效的重要命题。但是通过调研方式收集来的这些主观绩效数据容易引起同源偏见（Common Source Bias）的问题[71-73]，进而导致错误估计合作网络、网络管理以及绩效之间的关系。Favero和Bullock[72]提出公共管理学者在研究绩效问题的时候应该尽量从多种数据源收集绩效数据，对绩效的界定和量化分析也不要仅仅局限于使用主观的绩效指标。

第三，未来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网络中组织的多元化问题以及组织间潜在的合竞关系。现有的关于合作网络的研究大多注重网络中组织间的合作关系。然而，一些实证分析表明，网络中的组织之间可能存在比合作更复杂的关系。例如，合作和竞争可能同时存在[73-75]。一方面，组织之间通过互相联系增进和稳固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相似度高的组织之间可能同时存在资源竞争的关系。合竞关系的存在尚未在公共管理领域得到足够的关注。Gazley[64]在其对非营利性组织间合作的总结论文中指出，跨组织间的合作网络反映复杂的组织间关系。跨组织间的合作可以是多层的、跨公私领域的、而且是涉及多个政策领域的。现有的公共管理研究并未深入发展关于网络组织多元化（Network Diversity）以及组织间合作竞争关系的理论探讨。O'Leary和Vij[61]指出，未来的理论发展和新的实证研究需要深入考虑网络组织间不同文化、不同组织结构以及不同的管理模式。在网络的层面，不同的成员组织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影响力也不同。网络内的互动关系既涉及跨组织的联系，也涉及网络中个人之间的社会和职业关系网络。如此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显然会给未来的理论发展带来挑战。合作网络如何管理多元性可能带来的内部竞争乃至网络的不稳定性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此同时，复杂、多元的合作网络如何影响网络层面的绩效以及成员组织的组织绩效，尚不得而知。未来的研究可以立足于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未来的研究还应更多关注合作网络的潜在负面效应。如上所述，现有关于合作网络的文献较多地关注网络对跨组织间合作的促进作用。在网络影响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大多关注于合作网络在资源分配、信息传播和绩效改进上的正面效应。极少数的研究关注到合作网络和网络管理行为可能的负面效应。例如，O'Toole和Meier[56]在对美国德克萨斯州500多个公立学区的分析中发现，学区主管的网络管理行为可以提高学区的整体绩效。然而伴随整体绩效的提高而来的是收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学区主管的有效网络管理行为虽然提高了学生的整体考试通过率，但是绩效的提高主要集中在学区内家庭收入更高的学生以及白人学生身上，而对于非裔学生以及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而言，考试通过率却无显著的影响。O’Toole和Meier的研究表明，网络和组织整体绩效的提高并不代表公共服务的分配更为公平。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合作网络和网络管理行为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