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审美差异——以“恩情”一词在中日审美观中的不同向度为例

不可否认，日语中的“恩情”一词来源于中国，但是当它一旦脱离了本土文化，融入另一个民族的传统时，它的词义便被赋予了新的审美内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说文解字》中如此解释：“恩”，从心因声，惠也；“情”，从心青声，人之阴气有欲也。“恩情”一词本义指深厚的情义，也可以引申为负恩者感念遇到困难时得到帮助的这份情义。

一、“恩情”的审美定义

在中国，恩情即恩惠、情谊，深挚的感情。最早见于汉朝班婕妤的《怨歌行》：“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后来三国时期魏国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尤姻媾之意，恩情已深。”唐朝时期，鉴真东渡为日本带去了大量的汉文书籍，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仿照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当时传入日本的“恩情”一词，被日本赋予了两层含义：一是感恩不及，披恩戴德；二是因给对方造成麻烦而感到内疚。对日本人而言，“恩情”是接受恩惠，同时并对他人负起某种义务，代表着一种高度责任感的美德。担负了人情债，因而，日本人要求自己牢记恩情并回报恩情，毫无怨言甚至不顾一切，他们甚至把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也纳入这种美的显现。“万勿忘恩”是对恩情的真诚赞美也是负恩者谨慎奉行的道德圭臬。日本历史上的明治天皇驾崩时，一代陆军名将乃木希典选择在这一天自杀殉国。他在遗书中写道：“明治十年之役丢失军旗后，即欲死得其所而不得，反蒙殊誉沐浩荡皇恩苟活至今。现日渐老衰再无一用，故借此圣上大变之机，虽则惶恐，然决意了此余生。”乃木希典具有报恩情结的自杀壮举至今还被日本人奉为武士道德楷模大加颂扬。

反观中国的土地上，“恩情”是对施予恩惠者的慷慨高尚的美德的一种赞扬。至于如何对待这份“恩情”，受恩者却有多种选择方式，古语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训释，也有“大恩不言谢”的说法。回报恩情，的确是受恩者怀有感恩之心体现，但不同于日本将报恩直接依附于“恩情”，具有强制性和绝对性，在中国人看来，它不是“恩情”的组成部分，而是接受恩情后的另一回事。《水浒传》中一百零八条好汉中的首领宋江号称“及时雨”，小说里的他从不吝啬自己的帮助，竭尽全能给他人带来惠利，广泛赢得了民心，至于有没有人回报他的恩情，有多少人回报他的恩情，怎样回报他的恩情，作者施耐庵并不着力描绘。可见“恩情”在中国，因为它的无条件而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具有了美感。

二、“恩情”的集中体现

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恩情”最主要集中体现在君主（包括天皇、藩主或城主）恩泽和父母情深两个方面。

日本人认为，他们得以生于这个国家，得以如此生活，得到大大小小的关怀，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天皇的恩惠。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誓死尽忠报答天皇的恩情。每一支以天皇名义分发到前线军队的香烟都是士兵领受的皇恩，出征前将士们所酣饮的每一口酒更是一种皇恩；而为了夺得二战的胜利奋勇杀敌乃至牺牲，即使战争本身具有非正义性也必须执行。在这里，偏激的尽忠和极端的自我牺牲都是美的，它们只为轰轰烈烈回报皇恩。除开效忠天皇，对待自己的藩主也应该竭心尽力。藤泽周平的小说《生瓜与右卫门》中三栗与助藏奉藩主之命刺杀势力强大的反贼平松一派，任务执行起来万分艰难，最终以助藏牺牲，三栗负伤的代价消灭了平松的党羽，没有辜负藩主的嘱托。日本的“忠”是不计条件的，而中国人则认为个人的效忠应该以“仁德”为前提条件，如果统治者昏庸无能，子民可以有揭竿而起反对统治的权利。“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既然国家混乱、君主无能，自己又有什么必要去尽忠呢？中国人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感到愤恨，靖国神社里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侵略主义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在这些非正义的战争中战死的将士居然还能得到众人爱戴，甚至历届的日本首相也去参拜，中国人以自己惯常的思维方式去打量日本人的行为，认为这是罪恶的渊薮，暗指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认曾经的侵略行径，是不知悔改的表现。其实不然，在日本，国民绝不能大逆不道地质疑天皇，忠君报主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美德，知恩图报的将士们当然值得日本国民的缅怀。

报答父母恩情称为“孝”，日本的“孝”相比中国的“孝”范围大大缩小，它既不包括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先，也不包括一代代繁衍下来的巨大支系。日本的祖先崇拜仅限于近祖，孝道仅限于在世的人。对日本人而言，回报父辈恩情的最好方式是把自己受到的照顾转移给子女，对自己的孩子悉心照顾就是回报自己年幼时曾经得到的父母之恩。人们像父母当年细心照顾自己一样对待自己的子女，甚至照顾得更好，这也就部分地报答了父母之恩，总之，对孩子的抚养从属于“父母的恩情”。而在中国，“赡养”和“抚养”是一对不同的概念，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过意味着尽心赡养老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儒家经典《孝经》中规范了侍奉父母的一言一行。

三、对“恩情”的态度

“恩情”意味着重负，日本人在受恩时通常怀有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巨大的恩情推动着人们全力以赴地回报，另一方面，无论多么微薄的恩情债，都使自己感到痛苦难耐，而只有心存不快才称为一种美德。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日本人在“恩情”面前慎重地选择，受到生疏的人所施予的恩情则是最令他们生厌的事情，甚至可以全然不顾后果，断然拒绝这种“恩情”。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儿》中形象地描绘了日本人这种对待恩情的反感态度。哥儿与一位自己戏称为“豪猪”的同事交好，一次出游时朋友请他喝了一杯价值一钱五厘的冰水。不久之后，他又听其他同事说，朋友在背后指责自己，念起“豪猪”曾经予以自己的恩情，他痛苦万分。第二天，哥儿把钱丢在朋友的办公桌上，他必须把那杯冰水的“恩情”归还，才能再清算两人间的其他问题。对小事如此敏感，在中国他一定是个有点神经质的异常人，但这恰恰却是日本人的美德。日本评论家谈及“哥儿”，认为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纯洁如水晶，为正义而战的都是。”受人恩情，即使微不足道也看作“百万元”的价值，只有如数奉还，才能使自己摆脱“负恩”的境地。另一方面，“恩情”的复杂含义对施恩者也无形做出了限制。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有一条法令：发生吵架争端时，旁人不可无端插手。我们中国人看这无疑是人情冷漠的恶劣社会风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日本人都知道给予帮助会使当事人“负恩”，所以都不便积极插手，而是慎重对待。一个滥施“恩情”的人会被怀疑居心叵测、图谋不轨。即使是一支香烟，如果与递烟者毫无瓜葛，日本人都会感到不舒服。这对于中国人的确比较匪夷所思，我们推崇助人为乐的风尚和无私奉献的美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本是一首爱情诗，却被后世引申为不计回报、慷慨付出的精神之美的最高境界。

结语：同是“恩情”一词，在它的源地中国，展现出的是一种慷慨奉献的美，无所谓回报，受恩者量力而行。而当它越过太平洋，东渡日本，“恩情”则被赋予了另一种全新的美。在那里，它代表着谨慎之美，感恩之美，当这种美展现到极致，死亡也被包含其中。

相异的民族文化造就了全然不同的审美向度，这正是中国人难以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难以切身体会日本文学艺术的美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