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性”的两个维度和四个范畴

什么是文学？文学具有哪些性质使之有别于其它文艺门类？这是文学性研究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西方文学理论家对文学性进行探索研究的初衷是为了寻找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关键，确定让文学摆脱其它人学学科而走向独立的特质。在相对静止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这些特质是具有概括性、普适性和稳定性的文学要素。西方学者对文学性的探讨有五种基本路径，即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功用主义、文学本体论定义和涉及文学叙述的文化环境的定义［1］。又有学者指出，文学性与文学的衰微是对立的，文学衰微的同时文学性却不断扩张，广泛存在于广播、影视、广告等传媒领域中［2］，因而文学离不开文学性，但文学性却未必以文学作品为载体与呈现方式的独特现象要求文论对文学性进行新思考。

一、本质还是特质？

    所谓文学的本质，是指文学存在的形而上因；所谓文学的特质，是文学区别于其它人文学科的独特之处。前者强调文学的本体性，后者阐释文学的独立性。那么，“文学性”究竟是文学的本质还是特质？“文学性”的研究应当侧重对文学本质的建构还是对文学特质的挖掘？

    从新时期以来学界论争的走向来看，文学的本质并非一个方面，亦非单纯独立的因素，而是多种质的综合。围绕文学及其存在的背景语境来看，文学本质研究包含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人学、认识等多个层面。但这些维度之于历史、之于哲学同样适用，历史与社会、哲学与意识形态等关系也是各自学科本质研究的重点。文学的特质是将其区别于其它人文学科的性质，二者所共同享有的本质之维就无法成为区分的依据。比如，文学反映社会，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对社会也有反映，这是本质层，但前者与后者反映社会的方式不同，这是特质层。因此，文学性研究是对文学本质基础上的特质的研究，且应当侧重文学的特质而非本质，是文学本质与文学特质的有机辩证融合。

从外部环境来看，文学有别于其它人学的特质从方式上讲是其审美性，有别于其它文艺门类的形式载体是其语言性，因而审美的语言性和语言的审美性就构成文学性的第一维。从内部来看，以诗歌、小说、纪实文学为代表，文学从文体风格上区分自家成员的特质是意象性和虚构性，前者以诗歌为典型代表，后者是区分小说与纪实文学的鲜明特征，因而意象的虚构性和虚构的意象性就构成文学性的第二维。两个维度的融合使文学区别于重视理性和逻辑的哲学与自然科学，区别于重视史事真实的史学与新闻。

二、审美的语言性与语言的审美性

    认识世界、反映世界、改造世界是人文学科乃至一切学科具有的共同性质，但在审美的维度中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并通过影响受众而改造世界是文学艺术的特质。以语言作为思想载体与表现工具又进一步区分了文学与艺术，因而审美的语言性与语言的审美性是文学性的第一维。将语言作为文学性的要素，关注的是文学文本的结构修辞等形式层；将审美作为文学性的要素，关注的是文学叙事的虚构想象等内容层。单从语言或单从审美的角度都不能全面理解文学性，须将二者辩证地结合起来分析，文学的语言与审美是无法完全脱离彼此而孤立存在的。

审美的语言性是区分文学与其它文艺形态的关键。审美是艺术的根本，无论音乐、绘画、舞蹈还是雕塑、电影与摄影都具备审美之维。但语言是文学创作最依赖的载体，正如绘画依赖线条色彩、舞蹈依赖肢体、音乐依赖音符、摄影依赖光影、雕塑依赖材料一样。将审美固定在文字上是文学独有的。文学创作源于心物相感、移情于物、拟容取心，将审美感受固定于文字，创作是审美感受语言化的过程。

语言的审美性是区分文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关键。人文学科不似自然科学依赖公式推导与实验数据，语言描述与逻辑论证是其必备的要素。不同领域的不同需求导致语言在性质与特征上的区别：哲学语言重理性逻辑的、自然科学的语言以公式符号呈现、法学的语言是严谨有据的、宗教语言是鼓动性的，语言的审美性对于这些学科而言是不必要甚至扰乱研究严谨性的。唯有文学的语言是审美的且必须具备审美自觉，其作为文学性的重要一维，促使文学从上古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中走出来，成为独立形态。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与作者产生共鸣或心生审美愉悦，是阅读其它文字时无法收获的。

审美的可能性包含在语言载体中，但在传播与接受中，审美却遭遇语言的限制。文学是世界的文学、民族的文学，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在阅读习惯上具有时空差异性和观念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文学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和流派风格，世界文学得以多姿多彩。但作品的传播又要求文学具有普适性。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作家将人类所关注的共同主题呈现给读者，使同一部作品能被异域文化读者所理解，就要求打破语言壁垒。翻译工作本身并不产生美感，根本还要依靠意象刻画和故事虚构，这就是文学性的第二维。

三、虚构的意象性和意象的虚构性

文学作品的语言如何使审美成为可能？内容上的意象性和结构上的虚构性是构建作品世界的基本途径，二者相互配合构成文学性的第二维。

意象是文学作品的必备要素之一，以语言为基础，在作者创作与读者阅读的互动中产生。作者创造出的只是意象雏形，为读者提供意象的可能性；读者融合审美期待与背景影响生成的意象才是作品最终的呈现。文学因为意象的存在而具有受众普及性。意象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是生动具体的，却又是多义模糊的。一方面意象是作者创作出来传达一定思想的载体，本身具有象征性，另一方面又因读者群体的多元化而只能提供一个雏形，最终还要依靠读者去塑造其心目中的人物、环境或者事件。读者并不是依靠语言理解了作品，而是依靠其所描绘刻画的意象，把握住作家的创作意图。意象承载了人类共同关心的母题，因而打破不同地域、种族、传统和语言之间的壁垒，能够被全世界的读者所欣赏。意象是文学性中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与语言的综合体，是主体在审美的维度中运用语言这个工具固定思维与存在的特殊关系的产物。文学作品中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固定下来的是语言，但最能表现审美主体独特思维方式的因素还是意象。语言只是把具体的东西抽象化，将抽象的东西再次具体化还要依靠意象。

文学对受众的影响较之其它人文学科在广度和深度上更胜一筹。这一功效不仅依赖意象性，还有赖于虚构性。作家或在作品中直接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描绘建构乌托邦的理想，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苏轼的“醉乡”和“睡乡”等；或通过描绘异域世界的奇景引发读者的好奇心对其探秘一二，比如“金银岛”、“神秘岛”和格列佛、辛巴达、丁丁等人物的冒险经历等。现实世界与乌托邦之间的差距是激发读者审美游戏心理并产生愉悦感的源头，而虚构性就是乌托邦的创作基础。哲学、政治、法学、宗教都可以承担建构乌托邦的功能，运用意象建构理想国的却只有文学。读者在虚构世界中暂时实现了自己向往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并回到现实世界寻求更美好的愿景，作品就实现了塑造读者的功用。作家的创作是通过思维用语言工具将虚构或非虚构存在固定为某个审美意象的过程，而读者理解作品则是通过语言描述，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在头脑中重新塑造虚构或非虚构意象的过程。文学活动是从审美创作到审美接受的过程，也就是文学化的审美思维与虚构性的意象存在之间进行互动的过程。因此，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在文学中的体现是建立在语言表达、塑造意象基础之上的审美关系，是文学性存在的哲学基础。

四、结语

席勒曾指出，“人应该同美仅仅进行游戏；人也应该仅仅同美进行游戏”，又指出，“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3］（P48）。在他看来，审美游戏让欣赏者建立完善的人格，只有在审美地游戏时，人才能拥有全面的自由，将被现代社会异化为碎片的破碎人格还原为完善健全的本真。文艺欣赏作为审美教育最典型的途径首先要依赖游戏性，文学教育也分享了文艺家族的这一性质和功用。文学性的四个范畴要素恰好支撑起作品审美游戏的空间，语言为游戏提供规则和线索，审美为读者奠定欣赏态度的基调，意象是欣赏中开展游戏的道具，虚构是作家设计游戏、作品呈现游戏、读者参与游戏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

文学性是文学区别于其它艺术门类的特性，但同时也标志着文学作品和阅读活动充分地保有了一般艺术必须具备的共性。文学的游戏性为阅读作品的欣赏者提供了审美愉悦的无限可能，但基于文学性的游戏性与基于其它艺术的游戏性大为不同。文学欣赏是通过阅读文字开展的，审美的直观性大大弱于视觉艺术（Visual Arts）和表演艺术（Performing Arts），绘画通过线条、光影、色块来呈现的意象是直观的，舞蹈通过肢体、表情、动作来呈现的意象也是直观的，雕塑、园林、摄影、戏剧所呈现的意象都具有直观性。唯独文学作品借助语言所塑造的意象不具有直观性，由语言转向意象的过程需要读者自主实现形象化的翻译，使视觉上毫无色彩线条的白纸黑字转换为生动的形象，以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作家虚构作品是设定游戏规则的过程，读者将文字转换为形象是参与游戏的过程，两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心理基础是审美想象。想象活动的开展本身就能产生足够的审美愉悦，且因文学作品欣赏的非直观性，阅读行为对想象程度的要求较之其它艺术的欣赏更多了一层思维性，比如借助形象思维对人物面部特征进行还原，借助逻辑思维对故事情节进行推理，借助空间思维搭建作家描述的事件发生地环境等。因此，想象是联结文学性四范畴的心理基础：读者通过想象从语言描写中塑造起作品描摹的意象，各种不同的意象以虚构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建构出作品世界的乌托邦，想象与佯信的心理将读者带入游戏心境并最终获取审美愉悦。

文学性基于创作实践，随不同时代与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在基本的稳定因素之外呈现偏差与变异。一劳永逸地人为规定文学性是徒劳的，以偏概全地抓某个侧面的属性只能片面地把握文学性的特征。但在特定的语境下，文学性是相对稳定的。理解了作为文学性第一维的审美的语言性和语言的审美性，以及文学性第二维的意象的虚构性和虚构的意象性，就握住了理解文学的钥匙。值得注意的是，审美、语言、意象和虚构等范畴的概念也是随着欣赏趣味的发展而改变的，文学性研究须在密切关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根据语境的变化而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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