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太宗、唐高宗对初唐诗人的影响

一、唐太宗的“自视甚高”

在唐朝的开拓阶段，戎马倥偬之际，公元621年，唐太宗便于长安宫城之西设置“文学馆”，招集天下名士，号称“十八学士”，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名流。李世民与他们“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辞而咏风雅。”而在其即位第二个月，便下令于弘文殿聚书20万卷，设立“弘文馆”，集聚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于中。

不可否认，贞观时期，唐太宗是宫廷文坛的核心和领袖，他的素质全面，政绩出色令他极具权威。然而，由他来亲自主持的宫廷诗歌唱和,虽参与唱和的臣子们元老有之，重臣有之，宰相有之，六部首脑有之，闲官虚职有之，表面看起来很热闹，但这样一批人或文思停滞于前朝，措辞老套，或藏愚守拙，只一味迎合太宗兴趣，因此，影响不小，成就却不大，实际的创作水平也无足称道。

而唐太宗本人，也并不真正懂得和了解文学,闻一多先生说:“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是一种文辞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

因此，唐太宗一向重文的思想固然使当朝诗人情绪激昂，以为所学有用武之地。但无形中的权威压力也让他们始终压抑着个性，成为为宫廷服务，却与现实越发疏远的唐初画卷中点缀之笔。

除了政治红人魏征，和彻底放弃政治，选择隐逸的王绩这两个在政治上具有极端性质的诗人，文风与众不同外。如杨师道、李百药等，他们基本把诗作为唱和应酬的工具而琢磨表现技巧，多奉和应制之作，尽管在声律辞藻的运用方面日趋精妙，可风格趣味已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

另外，唐太宗的诗文思想存在着难以言明的矛盾，如《贞观政要》中载有太宗对赋的评论：“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 而《唐诗纪事》中也记载了太宗试图以这种诗体写诗的轶事： 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尔！”

疑惑的是，太宗一再声明反对颓废放荡，浮华辞藻，但他的诗体实质上却没能从宫体诗中摆脱出来，这在他的诗作里亦有充分表现，说他是南朝诗文的崇拜者也不为过。

这种近似于表里不一的矛盾，既让当时的诗人有了从华丽辞藻中跳出，去放眼现实，关心时政的动力，却又像一阵迷雾挡住了开拓了去路。

二、唐高宗的“无为而治”

《旧唐书》载高宗“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而无论是从正史还是史料笔记当中,都能看出他为人尚实、稳重、端方,具有典型的儒学政教型人格特征。

如此，从性格本身解读，那些“薄德无行，个性张扬”的新进群体，如王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骆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杨炯“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是不可能得到高宗垂青与认可的。

而除却性格本源因素，高宗的兴趣亦不在诗文，与唐太宗、武则天、唐中宗等帝王相比,唐高宗的文学修养，及对文学的兴趣不敢恭维。他的诗现仅存八首,比太宗和武则天少得多。而且从其现存的几首诗来看,也毫无出彩之处。

且太宗自贞观十七年将其立为太子后，“撰帝范十三篇。赐皇太子。顾谓王公曰。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

这种强化性教育，更使高宗的人才观偏重实际能力，对只有文名而无治国理政经验和才能的文人一般不会予以重用。

正由于唐高宗的这种人才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唯以文学知名的文人难有好的政治前途。因为一旦做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他们没了好感,朝廷的大臣们自然不敢举荐他们,所以,不管他们的文名有多大,也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地干谒求进,都无济于事。

终究仕进无门,被高宗摒弃的诗人无法在长安和宫廷立足,为了生计和前途,只得辗转来到外地,或游历、或从军、或入幕,人生经历、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失意并没让他们因此厌倦政治，或产生避世的想法，相反，在他们的活跃时期，政治理想从单纯的依附宫廷，谋求官职向更开阔，更现实的方向转变。闻一多先生曾评论，“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庭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

另外，由于唐高宗对组织朝臣唱和等事宜兴味寡淡，恰恰给宫廷诗人松了绑，让朝臣上官仪等取而代之，成为宫廷诗的核心。这不仅成就了“绮错婉媚”的“上官体”的流行，更表明，高宗的偏见并未对唐朝诗歌潮流的兴盛起到任何反对用，以政治上有所见解的重臣为例，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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