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礼记纂言》的价值

吴澄，字幼清，晚称伯清，江西抚州崇仁人（今江西崇仁县），生于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卒于元惠宗元统八年（1333），享年八十五岁。因其所居草屋数间，程锯夫为其题曰草庐，故又称之为“草庐先生”。

吴澄是元代理学大家，与许衡同为元代大儒。历任江西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国子司业、翰林学士、国史院编修、太中大夫等职。一生孜孜不倦，勤于著述，其“少暇，卽著书，至将终，犹不置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易纂言外翼》8卷、《礼记纂言》36卷、《书纂言》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4卷等并行于世，其书“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之言。”

吴澄晚年仿魏征《礼类》之例，作《礼记纂言》，意在接续朱子未竟之志。是书每卷为一篇，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相通，而识其章句于左。以《大学》、《中庸》入为《四书》，固不取；以《投壶》、《奔丧》为礼之正经，不可杂于记，亦不取，而编入澄所作《仪礼逸经传》的经文部份；以《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正释《仪礼》，别辑为传以附《仪礼逸经》后。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凡通礼九篇：《曲礼》、《内则》、《少仪》、《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丧礼十一篇：《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大传》、《闲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祭礼四篇：《祭法》、《郊特牲》、《祭义》、《祭统》；通论十二篇：《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

根据《经义考》所录，元人关于《礼记》的著作有十七家之多，后世大都亡佚，存留下的只有陈澔《礼记集说》和吴澄《礼记纂言》。

《礼记纂言》明嘉靖刻本，高梯序曰：

秦燔孔烈，礼乐得之煨烬者无几，迨后仓诸家收揽之功虽勤，尤未免得此失彼。至于乐经漫不经意，君子不能无遗憾也。大唐《类聚》通礼既不可得而见，考亭《经传通解》则亦非其全书。此云庄之《集说》始以其简便而列于学官有由矣。若夫备《集说》之未备，可为礼家之所采录者，盖不能不取于吴公之《纂言》也。愚尝就四经之《纂言》而读之，尤于《礼》而三复之，其辞古，其论博，其考订精，其分类详拘且泥焉，无有也。学礼者以《集说》为正而复资之以此，则诸家疏释宏通之论，制度文为品佚之迹，皆可不劳而得矣。

可见，陈氏《集说》基本上不被认为是一部好的经学著作，其缺点一是浅显，其次沿袭太多、己意太少，又有不明礼义与礼制之弊，后世对其多所批评。而吴澄的《礼记纂言》，后世对其的评价却多为肯定之说。

吴澄《礼记纂言》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以汉学为根基，博采宋人学说

 元代崇奉宋学，《诗》、《书》、《春秋》、《易》、《四书》皆以宋人经说为主，然因二程、朱熹于《礼记》无所作，故仍然用古《注》《疏》。吴澄编《礼记纂言》也与宋人《礼记》学不宗古《注》《疏》不同，对《注》《疏》的吸收采用没有受宋学风气的不良影响。从吴澄对《注》、《疏》的征引次数，吴澄充分吸收了郑《注》、孔《疏》中的有益成果。其对《注》《疏》的采用尤以《曲礼》、《内则》、《月令》、《王制》、《杂记》、《檀弓》、《乐记》等篇为甚。

其次，元人治经风气一沿宋人，故在笺注《礼记》时亦皆以继宋人之志为主。如吴澄探朱子未竟之志而做《礼记纂言》，在整理礼经的问题上，承朱子之学，认为《仪礼》为经，而《礼记》为传，且重视二者的参通合修。吴澄在改编《礼记》时将《仪礼》和《礼记》作了综合考虑，他先将《礼记》的若干篇章作为《逸经》和《仪礼传》从《礼记》中分出来，依次编在《仪礼》经后，从而使得《仪礼》成为用经有传的《仪礼逸经传》。吴澄未朱子四传弟子，礼学思想一承朱熹，甚至被称为是朱子礼学观的再现。

《纂言》在解经方式上，同样深受宋人影响，采宋人说达30余家之多。引用宋儒有关《礼记》的成果的频率比较高的如刘彝、陆佃、吕大临、方悫、陈长方、游桂、杨简等人。吴澄对宋人经说并没有完全原样照搬，而是有所删节、取舍，特别对宋儒擅意删经、改经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

二、分类明晰，条理灿然

四库馆臣评价其书曰：

澄复改并旧文，俨然删述，恐亦不免僭圣之讥。以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较诸王栢删《诗》，尚为有间。

可见，后人对此书的评价毁誉参半，所批评的是他任意篡改经文，所赞誉的是其书排比分类有伦可循，所解经义亦时有所发明。

吴澄《纂言》三十六篇则把《礼记》分为四类：

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四大类，除去《大学》、《中庸》。《投壶》、《奔丧》、《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十篇，吴澄的分类自成体系，似乎更胜于旧的分类方法。

对经文，吴澄也进行了分类，如《曲礼》篇，内容杂乱无章，涉及到先秦礼制的各个方面，吴澄以己意把《曲礼》经文分为：礼之纲领、父子之礼、君臣之礼、记男女之礼、长幼之礼、宾主之礼、饮食之礼、献遗之礼、交游之礼、通用之礼、避讳之礼、祭祀之礼、卜筮之礼、乗车之礼、行军之礼、称谓之礼等十六类，这样使得经文富有条理，方便了读者阅读。其它如《内则》、《檀弓》等篇，也都分类明晰，颇具条理。

《礼记》原书错杂凌乱，吴澄的改编既被普遍承认是“排比贯穿，颇有伦次”，吴澄对《礼记》的改编，总体上是成功的。杨士奇称其：“一书之中，类分章别，条理粲然，诚不刊之典也！”其说得之也。

三、主观探讨的精神

两宋理学家疏解经义，并不着意于名物训诂，而是多以己意解经，重在发明义理，吴澄也不例外。吴澄在其《明经书院记》中说道：

六经之道，如丽天之日月，亘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经，而明之在人。圣学榛塞，俗学沉迷，人之能明之者鲜矣。汉明经専门，其传授也，章句训诂而已。唐明经专科，其对问也，文字记诵而已。宋初学究，即唐明经也，后罢学究，而进士改习经义，名非不嘉，要亦不过言辞之尚，逮其体格之变，至宋之季年而敝极，识者慊之。

可见，吴澄无论对汉唐训诂章句之学，还是宋代义理之学，都有所不满。所以他在整理编次的同时，以己意对其内容义理加以疏解，探其大义，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学术独立精神，如《曲礼》“‘坐如尸，立如齐’六字，《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之辞曰‘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未得为人子之道也。”就已经加入了许多他自己的见解。

在礼义的阐发上，时而也表达自己研治礼学的心得，如：卷十一《杂记》中对“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的解释，吴澄说：“此一条旧本与‘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之文不相属，其实当相属，故郑《注》以为言服之隆杀……独皇氏不取郑《注》，谓此是记者言别事，不论服之隆杀。澄初亦颇然其说，而以此为泛论亲亲者父子之伦，尊尊者君臣之伦，长长者兄弟之伦，男女有别者夫妇之伦，该五伦之四，故曰人道之大。其后细味上下文意，又观《大传》与此章文意大同小异，乃知已说为非而郑《注》为审。但孔《疏》所释亲亲、尊尊之服未当尔，故特据《大传》‘上治、下治、旁治’之说，以定尊亲长之服焉。”

在对经典的改编中存在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是改编要合乎经典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又要尽可能的保持经典的原貌。吴澄对《礼记纂言》，总体上还是能体现二者的平衡的。虽然其实在体例上有编排失当之处，也有擅意篡改经书字句之嫌，但其书排比分类有伦可循，所解经义亦时有所发明，当是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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