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安乐哲译本对《论语》的哲学诠释

《论语》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和体现。它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重视。孔子的思想深刻但是含蓄，许多哲学概念没有确切界定。古汉语的语言简练含糊，其古语词汇和省略语法使得文中所指并不清晰，再加上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给《论语》的翻译和诠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数百年间出现的众多译者中，他们的教育背景、文化倾向、社会环境、价值取向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其翻译和诠释的方式与手段。本文所研究的安乐哲、罗思文译本就是把《论语》当成一个前后连贯的哲学文本来解读，在译作内外多次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中西哲学的差异，并且指出儒家思想的社群观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联系。任何译本的产生都离不开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有必要先探讨安乐哲《论语》翻译的背景。

一、20世纪的儒学文化传播

最初的儒学传播者多为传教士，由于他们的宗教文化背景和传教动因，这些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郁的神学色彩及严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任何一个早期译本里都能够发现一些固定的惯用翻译方式，随处可见西方思想传统的痕迹。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和不断融合，加之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西方人开始以一种“去文化中心主义”的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美国的汉学界也将注意力集中到儒家思想内涵和概念的分析上来，和以往的译本相比，这一阶段大部分译本都有意识地避免西方文化前见对诠释的影响，尽量回归儒家特有的思想。

作为现代汉学家，安乐哲和罗思文翻译《论语》的时代和目的与之前各译者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正是在种种新思潮之下，诞生了安乐哲与罗思文的《论语》英译本。他们视《论语》为哲学文本，力图在英语中将孔子思想的哲学特点体现出来。

二、安乐哲、罗思文对《论语》的哲学诠释

译者将《论语》视为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的哲学文本，且蕴含着现代价值，他们翻译《论语》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和西方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丰富和改造西方的文化资源，以便更好地认识自身和世界。其译本名为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1998），安、罗认为，对《论语》进行哲学诠释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这种“哲学性翻译”即建构《论语》的哲学语境，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他们希望通过分析孔子世界及其人物和语言，启发西方读者尽可能原汁原味地理解儒家之道。这一英译本显示了他们多年来拒绝用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哲学的一贯立场，即儒家著作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描述世界是什么或如何，而在于指导人们怎样为人处世。

安、罗从哲学和语言学背景来考察翻译，在英译本序言中他们指出：“当我们把以事件性为特征的中文翻译成表达事物本质的英文时，为了更加忠实准确地反映原意，我们不得不对英译文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力图尽可能全面地保留原文中浓厚的形而上学气息”。鉴于此，译者是在对英、汉语言哲学特点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带有创新性的异化翻译，以反映具有中国哲学特点的孔子思想。和以往的英译本相比，他们的诠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性的纯学术活动，而且还包括了创造性的哲学建构。其目的是要呈现孔子思维的方法，特别是孔子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观念，从而打破西方哲学中二元论的统治地位，提供看待世界的多元视角。也正因为此，他们的译本具有了新时代的特征，并深受业界的好评。

三、安、罗译本的翻译策略

安、罗认为《论语》蕴含着现代价值，是可以丰富和改造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源，他们结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过程哲学对孔子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重新建构，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体现其独特性。安、罗认为古汉语是一种“过程性”、“事件性”的语言，而英语则是一种“实在性”、“本质性”的语言。与西方古代及现代的思想家不同，早期中国的思想家们并不着力探讨事物的本质。因此，译者采用的具体策略有创造新词和音译，此外也充分利用英语中现有的语言资源，这是为了体现《论语》异于西方的哲学表述方式，建构起新的表达孔子哲学的话语体系。他们的哲学诠释力求说明其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是非实体的，因而应当用过程性的词汇来翻译。例如，译本中一段有关“仁”的英译。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安、罗译本：

Yan Hui inquired about the authoritative conduct (ren 仁). The Master replied, “ Through self-discipline and observing ritual propriety (li 礼) one becomes authoritative in one’s conduct. …”

“为仁”在这里很可能是指一种状态being authoritative或行动acting authoritatively，但是基于过程性和关系性思维哲学，他们译为becoming authoritative，强调“成仁”是一个过程。而且安、罗译本将原文中的“仁”和“礼”用了拼音和汉字再加上导言注释的三重翻译法进行诠释，起到了一种给西方读者以陌生化，从而在他们心中构建起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哲学思维。

考虑到孔子的哲学思想，安、罗认为译者要使用很少带有现存联想的英语词汇，努力筛选一些非本质性的、表现过程性、关联性的名词性术语来翻译，如“心”译为heart-and-mind而非单纯的heart或mind，因为后者割裂了情感与理智的关联，造成了心智的对立；同理把“正”译为correct conduct而非rectification等。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秩序迥然有异于西方文化，翻译中未能发现和承认这种差异，才致使西方译者对中国世界观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

从语法结构上来说，能向西方读者原汁原味地传达孔子思想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采用动词、动名词结构，因为这种动态性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事件性、过程性和感受性。例如，“信”通译成trust worthy，意思是“可信的、值得信赖的”，侧重对某人结果性的、单向性评价。再如“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中的“谄”用being unctuous来译，突出了“谄”的形成性、变化性特征。可见译本在思想的传达上，采取了文化顺应的策略，用中国哲学自己的视角，顺应《论语》文本语境和当今文化的平等共融的时代特点，尽量保留中国哲学的特色。综观安、罗译本，译者是试图在保持原文风貌的基础上，尽力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译文语言通达，适合西方人阅读。

    四、结语

安乐哲和罗思文的中国哲学观以及对《论语》的哲学诠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批驳了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谬论，指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及其独特性，确立了中国哲学的地位。加上他们的研究视野较为宽阔，且视角和方法都不同于国内研究者，因此这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学术创新的思路，可以启发国内学者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促成了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他们在翻译《论语》中通过对孔子思想的哲学解读，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传到了西方，为中西文化在哲学层面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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